求知的一生_萨莉·法尔克·摩尔_.pdf

求知的一生*萨莉法尔克摩尔*著熊 浩*译这部有关求知的自传，从何时何地开始？当然，它始于童年，藏于孩子们想要弄清的诸多谜题里。我想先讲述发生在我 6 到 10 岁之间的故事。那时，我和我的父母、弟弟还有保姆（Governess）一起生活。我们住在纽约上西区宽敞的公寓，街对面就是中央公园。保姆一直陪伴着我们生活。她跟我和弟弟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通常会在“游戏室”（Playroom）和她一起吃饭。除了保姆，还有一位丰腴、亲切的斯洛伐克女厨为我家准备餐食。但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厨房和离厨房很近的小房间里。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最先注意到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宿组合”是由不同国籍的人们构成的。厨师通常都是欧洲人，保姆是德国人。保姆负责教我们*本文原文为英文，为摩尔教授 2018 年接受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奖时发表的主题演讲。Sally Falk Moore,A Life of Learning,ACLS Occasional Paper,2018,No.75.*萨莉法尔克摩尔（Sally Falk Moore），著名法律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法律人类学荣休教授。摩尔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任教，出版 Law as Process(1978),Social Facts and Fabrications:“Customary”Law on Kilimanjaro 18801980(1986),Anthro-pology and Africa(1994),Law and Anthropology,A Reader(2004),and Comparing Impossibilities(2016)等重要法律人类学著作。*熊浩，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非诉讼纠纷解决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曾在 20112012 年跟随摩尔教授学习法律人类学。译者感谢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鹿鸣同学对翻译文本的校对工作。6 专题研讨 1法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法语，（因为）保姆在阿尔萨斯上学的时候曾学习过法语。在普通的工作日，保姆每天下午都会带我们姐弟俩去公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过公园，我们所知的其他孩子母亲，也没有和她们的孩子一起去过公园。我们认识的所有孩子都有一个住家看护，他们有着不同的称谓保姆、管家或家庭教师。我们的保姆在周四下午和周日休息。这时候我母亲经常带我们去看望外公、外婆和小姨。但在平日里，我的母亲是一位认真严谨的艺术学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艺术协会里向不同的导师学习，或在某一个工作室里画画。我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一直忙于工作。偶尔在周日，有人需要他提供上门诊治的时候，他会带我和弟弟去兜风；当我和弟弟独处时，我偶尔会借机给他一拳闹着玩。我们在青少年时期，还和保姆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便慢慢开始了解我们的父母。那个时候我们习惯在餐厅里和父母一起用餐。小时候，周六通常是我们的特别时光。每个周六保姆都会带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特别喜欢印第安人村庄的模型、巨大的图腾柱以及大厅里大型的印第安独木舟，里面装满了真人大小的印第安人，他们准备将船划出大海。我们想去拜访这些村庄，也想知道它们是否依然存在。我们也喜欢在夏日里偶尔散步，我们的保姆普夫登纳（Pfrundner）小姐会顺路前往天主教堂。她会带领我们一起进入教堂，在几分钟内匆匆地点燃蜡烛，并默默祈祷。对我们来说，那个场景是令人敬畏的。教堂黑暗的内部令人着迷。我们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就是被称为“犹太人”的群体，但没有接触任何犹太仪式。教堂里神秘的活动很是奇怪，却又异彩纷呈。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在保姆催促我们入眠中结束的。在熄灯之前，她会给我们讲精彩的睡前故事，其中许多是德国的民间故事，有一些是以格林童话为原型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充满了神奇的事件和意想不到的冒险。我经常会想到这些故事的细节，揣测着某一个小小的变化会产生的不同结局。如果汉塞尔（Hansel）和格莱特尔（Gretel）用鹅卵石而不是面包皮撒满了他们的来路，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所走的路径并返回。如果威廉泰尔（William Tell）的儿子拒绝父亲向他瞄准弓箭，那么威廉泰尔可能就不用冒险了。在听故事的时候我经常问：“如果呢？”我们的保姆普夫登纳小姐不仅给我们讲童话故事，也会告诉我们她的生活经历。我们知道了她住在德国时，她的妹妹在一家面包店工作，但她不想做这种工作。她告诉我们她想去旅行，去看世界。她认为通过成为保姆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她来我们家之前在葡萄牙工作，她在那里工作时还学习了葡萄牙语。我们让她用葡求知的一生 7萄牙语说些什么，并教给了我们一些自我表达的短句。她教给我们的是 de-me um beijo，意思是“给我一个吻”。我真的非常敬佩她。所以，人类学家的早期发展需要一个文化多元的家庭，一个热衷探究的头脑，对奇怪和神秘事物的迷恋，以及对图腾柱的钟情。求 学以上就是我们上学之前的大致情况。（之后）我们被送到了一所极其优秀的学校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内的林肯教师学院。这是一所备受关注、富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新兴教育机构。我母亲在大学时听说过它。学院受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哲学的启发，由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s）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会派学生观察我们的课程并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我记得我们的课程有几个亮点：在四年级学到古埃及时，老师告诉我们很多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了解了骆驼和沙漠，制作了小型黏土砖和迷你金字塔，也认识了象形文字。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用纸莎草制作纸张。我不知道学校到底是如何得到的纸莎草，也不明白老师们是如何知道制作纸莎草的流程的，但在课程中我们有一种真正了解了古老埃及文明的感觉。五年级我们学习的主题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实体工厂、消防站、无轨电车、邮局、警察局、港口，为这座城市带来物资的卡车。我们了解了如何制作地图。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这个城市存在的贫困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住所或他们所需的食物。我们看到了无家可归者为了庇护自己，在公园里搭的小屋；我们了解到工人们试图通过罢工而获得更高工资。这个时期正处在 1934 年美国大萧条，我那时 10 岁。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人们非常贫穷。老师对贫困人口产生的同情，当时的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和我们的生活状况完全不同，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采取政治行动。当我们到了年纪，进入高中，班上组织去汽车工厂。装配线上工作的重复性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亲眼所见，所以我没有必要通过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摩登时代才了解工人的境况。工厂的工人们一整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无法互相交谈或四处走动。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可怕。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到困惑，有一些就发生在家里。我 10 岁的时候就知道，8 专题研讨 1法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保姆和厨师都是我父母的雇员。这对我而言很清楚，我的母亲可以指挥保姆和厨师，给她们交代任务，还可以解雇她们。当我的母亲发号施令的时候，她们总是显得有些局促，因为显然她们必须服从我母亲的话。她们的鞋子也不如母亲的漂亮。我认为她们不像我的父母那样自由或富裕，并且只会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这非常不公平。毫无疑问，对成长家庭的观察塑造了我早期对微观政治的迷恋，而我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让我想要了解更加广泛的现实世界。在高中的某一年，我们有一位出色、温和但拥有着强烈政治立场的社会研究老师，他的名字叫亨利芬恩（Henry Fenn）。他在中国长大，父母都是传教士，会讲中文。他激愤地指责日本入侵满洲（Manchuria），并把这个观点有力地传达给了我们。我们了解到对日本商品的抵制活动，而我也决心加入到这个活动中。之后，我拒绝穿日本制造的丝袜，并以丑陋的棉质莱尔线袜代替。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在以成年人的方式采取政治行动。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从我 12 岁开始，西班牙开始了内战，所以我也钦佩那些年轻的、支持左翼的美国志愿者，他们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作战。在校外，我偶尔会去同学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家拜访，他爸爸是一名律师，也是华盛顿著名的说客。罗文索尔的家庭生活与我家非常不同。他的爸爸麦克斯（Max）和妈妈埃莉诺（Eleanor）总是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共进晚餐。最令人惊羡的是，即使当他们家有他爸爸工作上的熟人来做客时，他们一家人也总能一起用餐。对我来说，和这些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偶然的一瞥，都足以让我眼花缭乱。这样看来，学校进一步促成了新生的政治人类学家：喜欢制造纸莎草和金字塔，对机械劳动感到恐惧，对父母与佣人关系中存在的微观政治的认识，以及在罗文索尔家的晚餐中所强化的新兴全球政治意识，并承诺去穿那些有着“深刻意义”并且丑陋的丝袜。大学生涯当我约 15 岁时，林肯教师学院的老师们认为我已经准备好上大学了。我积累了足够的学分可以毕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一定程度的德语。如果我真的在那个年龄上大学，我的父母希望我住在家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盯着我。他们担心在瓦萨或者本宁顿，我可能会在某个周末怀孕，更糟糕的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我曾经试图反抗，但最后还是听从他们，去了位于纽约求知的一生 9的巴纳德学院。在经历了林肯学院的教学方法之后，巴纳德的授课风格以及严重依赖教科书与背诵的教学令人失望。那是 1939 年，欧洲正在酝酿着不祥的战争，但我的生活一点都不沉闷。我在班上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可以和他们畅想未来。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潜在的男友，比我年长 9 岁的年轻律师比尔泽克（Bill Zeck）。在了解他之后，我们开始了一段恋情，（这段恋情）一直延续到我大学及以后的岁月。在我上大学的第三年，我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个是申请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而不是继续在巴纳德上学。我希望通过专业教育走上政治道路，我想改变这个世界。第二个重大决定是与比尔泽克结婚。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因为他即将被征召入伍了。我的父母并不很赞成我结婚，尤其是我那时才 18 岁。然而，他们最终表示赞同，可能是认识到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固执的天性。（那时）我继续住在我父母的纽约公寓里，但有时我会在我新婚丈夫驻扎的其他地方度过周末。法学院的学习法学院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些教职员工休假时在华盛顿工作，而且有一个奇怪的一年期时间表，以调和那些选课学生的时间。我隐约记得课堂上有 100人，其中只有 6 人是女性。这些女性通常被视为一类奇怪的局外人。例如，在陈述案件（present a case）时，班级所有学生都会被称为“某先生”。如果一个女人站起来，大家都会笑出声。在战时的兴奋劲儿和我漂泊不定的婚姻中，法学院的时光模糊地过去了。我与我的导师麦克斯罗文索尔（Max Lowenthal）一直保持联系，当我需要找三位律师赞助我参加纽约的律师资格考试时，我便问他是否可以帮我。华尔街往事在法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开始在纽约各大律师事务所找工作。律所里很少有女性律师，我的面试也大多令人沮丧，面试中还穿插着关于性别的负面评价。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史宾斯霍奇斯帕克杜亚律师事务所（Spence,Hotchkiss,Parker and Duryea），这是当时一家著名的华尔街事务所。它刚刚让一位女性律 10 专题研讨 1法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师升任合伙人，这在当时是极为不寻常的。我最喜欢的法学院教授卡尔卢埃林（Karl Llewellyn）曾建议我申请这个律所的工作。他们雇佣了我。我在史宾斯霍奇斯律所（Spence,Hotchkiss）干了一年，为私人客户工作，这期间我仍然住在我父母的公寓里，不时在周末去见我的军人丈夫。德国，纽伦堡，19461947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改变了我对未来的所有想法。1945 年至 1946 年，我工作于华尔街的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对德国主要政治人物的国际审判正在纽伦堡进行，控方由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的检察官共同组成。随后法庭准备对其他“战犯”也进行审判，这些“战犯”包括纳粹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