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基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阐释_游深铖.pdf

The New OrientNo.1，2023General No.2602023 年第 1 期总第 260 期收稿日期：2022-12-03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课题“双碳 目标下海南自贸港生态治理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NSK（JD）22-26；海南省 2022 年度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Hnjg2022-36）。作者简介：游深铖，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董前程，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摘要：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传统农家文化的熏陶与湖湘军事文化的浸润成为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指引、同时期有识之士的思想启迪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探讨构成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农家子弟与农村生活经历、工人运动受挫的现实以及实地调查农村社会的经历和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构成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关键词：青年毛泽东；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0X（2023）01-0033-06游深铖董前程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基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阐释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提供孕育的摇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大背景与农业社会境况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与五四运动的影响共同构筑了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资源要素。毛泽东生长于农村，对农村与农民有极为特殊的情感。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广大农村实际出发，逐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农运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发展。研究探讨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既有助于丰富毛泽东思想研究，也对开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农运研究大有裨益。鉴于此，本文从文化因素、理论资源和实践基础三个维度探讨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一、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文化因子（一）传统农家文化的熏陶传统农家文化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农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就其33新东方 2023 年第 1 期夏远生，马娜，龙峰，等：伟人与历史的交响毛泽东的11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出版社，2008年，第232-233页。郭化若：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回忆之一，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私塾所学经书古籍而言，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洗礼，就其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而言，是接受非正统民间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早，8 岁开始他就过上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少年毛泽东先后就读于南岸、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学习 三字经 百家姓论语 诗经 等国学经典，初步奠定了古文基础。特别是在学习了 公羊春秋 左传 等经史典籍以及 汉书 通鉴纲目 等古籍后，进一步夯实了古文功底。早年毛泽东通过“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奠定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培养了知古鉴今的思维方式，使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以指导现实实践。除了受以儒家为主的经史文化影响以外，当时被视为非正统文化的中国古典小说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三国演义 水浒 精忠岳传 隋唐演义等著作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使其初步了解封建主义的弊端，并从中萌发了反抗和斗争意识，使其深入反思封建社会的不公平，同情农民的悲惨境遇，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农民情结。“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二）湖湘军事文化的浸润王夫之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对于湖湘文化的奠基具有重大影响。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可以在王夫之的军事思想中找到其文化渊源，这在运用农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王夫之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对农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具有深切感悟。比如，他在研究农民战争时发现，农民起义最初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不定”，即“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者，无所不掠”。这种游击战法不仅在农民起义中十分常见，而且也可使农民起义军的灵活机动性发挥到极致，从而有效打击封建统治势力。这些农民战争的战术运用，生动反映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蕴藏着宝贵的军事智慧。青年毛泽东深受湖湘军事文化影响，十分重视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斗争力量，认为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是整个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拒绝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建议，表示要深入农村开展革命斗争，而且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注意合理运用古代农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诚如郭化若所言：“主席谈到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 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这种军事智慧深刻启发了青年毛泽东，对于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二、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农民问题十分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为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类生存维度强调农民的重要性。人们要生存首先必须满足吃饭的需要，即粮食的生产。因此，农民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恩格斯在 法德农民问题 中写道：“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6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212页。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567页。斯诺：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6页。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斗争维度强调要发掘农民潜在力量并与其结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如何与农民建立联盟成为无产阶级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巴黎公社运动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故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唯有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方能摆脱孤鸿哀鸣式的“独唱”，从而形成“合唱”。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指明了如欲调动农民群体的潜在力量，首先就要回应其利益诉求，“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此外，列宁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在推进俄国革命的进程中，强调“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青年毛泽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问题与革命实践的理论与经验，并成功运用于领导中国农民运动实践，为其农运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同时期有识之士的思想启迪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同时期有识之士的影响和带动，其中尤以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影响最为深刻。1913 年，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修学，思想上深受杨昌济的影响，他认为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强调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均非绝对优秀，二者应当取长补短方能相得益彰，在向外国学习的同时要重视对本国国情的研究与把握。青年毛泽东接受了这种思想，在写给周世刊的信中提到“吾人似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必须高度重视农民这股潜在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革命。正是由于毛泽东既非全盘吸收外来思想亦不囿于本土思想，而是把外来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中促使其成长壮大，从而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融合发展，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对其农运思想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农民问题的思索也对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以启迪。邓演达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对农民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认为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起来了，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而要成功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就“一定要使农民得到实际上的利益”，即要切实解决好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使农民深切感受到革命带来的好处。在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同时，应当注重联合其他阶级，建立革命的联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的力量。总之，同时期诸多有识之士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其农运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基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阐释35新东方 2023 年第 1 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探讨李大钊、邓中夏、彭湃等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是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虽不是农民运动的首发者，却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正确组织者和领导者。1925 年，李大钊发表了 土地与农民 一文，深刻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并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毛泽东对此高度认可，并将该文编入 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也认为农民群体蕴藏巨大力量，“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那有希望”。同时，他还指出农民群体参加中国革命具有现实可能性，应当与其联合。因为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并且“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农民运动大王”彭湃认为农民具有阶级性，他在 海丰农民运动 一书中分析了纯自耕农、半自耕农与佃户的问题，认为佃农较之于纯自耕农与半自耕农，斗争性更为强烈，应合理利用这种斗争性，同时开展工农联盟。“海丰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工农联合万岁”。由此可见，李大钊、邓中夏、彭湃等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探讨，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充分认识到农民本身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均对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三、青年毛泽东农运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一）农家子弟与农村生活经历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与农村有着天然联系。毛泽东从小就跟随父亲从事农业劳作，因此对农民生活与农村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深切体悟到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这也对青年毛泽东反抗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少年毛泽东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受农村“无字”之书即农民反抗斗争的影响，其中尤以长沙抢米风潮影响最大，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反抗意识。1909 年湖南遭遇多年一遇的水灾，加之清政府腐败，水利失修，造成大面积的粮食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当地政府官员与洋人合作借机把控市场，囤积粮食，高价售卖，导致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困苦。1910 年 4 月间，农民黄贵荪一家四口为了一升米跳河自尽成为抢米风潮爆发的导火索。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为了生计不惜舍命一搏，但却招来了当地知府衙门的血腥镇压，甚至清政府还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尽管饥民造反以失败告终，但却显示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给青年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灵震撼。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道：“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毛泽东早年农家子弟与农村生活经历，对其一生革命生涯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