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_钟楚原.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 目：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问 责 视 角 下 新 时 代 农 民 公 共 服 务 需 求 与 精 准 回 应 研 究”（）；华中师范大学学习贯彻落实湖北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课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研究”作者简介：钟楚原，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李华胤，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钟楚原，李华胤（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武汉）摘要：青年人才被赋予重建乡村振兴主体性的路径期待。以往研究仅关注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工具性方案和策略性逻辑，忽视了作为人才支撑的青年主体如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隐机制和深层逻辑。本文围绕青年人才主体有效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建构了一个青年人才嵌入性和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绩效的关联分析框架。运用“嵌入性公共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闽南创业青年、浙东青年乡贤以及西南职业林农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嵌入性掣动治理能力、公共性制约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叠加影响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绩效。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青年人才因治理能力及意愿张力呈现出不同类型主体失效和振兴绩效耗散，共同根源在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失衡。为此，异质青年人才在借道嵌入性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通过机制化搭乘进行公共性调适，在形塑主体有效的基础上，经由组织化运作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最终促进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关键词：青年人才；乡村振兴；嵌入性；公共性；组织化运作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诸多要素的制约，青年人才建功乡村振兴尚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呈现出四个面向：一是从人才本体性出发，重点考察青年人才的镜像类型、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等，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加快推进乡村青年人才振兴的政策意见进行了制度性反思，如认为部分大学生村官存在将政策本身视为考公跳板以及无法融入当地的主体性脱嵌等弊端，提出构建嵌入性的人才培育理念。二是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维度出发，对青年人才融入乡村振兴的责任伦理与实践路径进行探究，主要探讨如何创新青年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如何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效果。三是对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青年人才实践困境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以“离乡返乡”的行动逻辑以及“市场文化”的情感逻辑等回应顶层设计和实践中以“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为标准的人才通约性要求。四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某一类型青年人才与村庄治理的模式关系，包括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市民化模式”和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的“创业潮模式”等。DOI:10.19714/ki.1671-7465.2023.0014整体而言，学界基于青年人才与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果颇丰，但略显不足的是，围绕前述主题所展开的多为怀揣理论预设或站在制度高位的人才对策性及碎片化研究，而解释性和整体性的分析相对阙如，尤其缺乏从乡村本位出发对青年人才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关联性探究，仅有少数学者对此作出尝试性努力。如夏柱智从乡村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回流并分布在乡村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中坚青年将在“五个振兴”路径中全面地、深入地发挥作用。吴晓燕和赵普兵认为作为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朱冬亮和洪利华则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认为大量青壮年外流背景下，返乡精英通过参与村治在重塑基层组织结构的同时激活村庄发展动力，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以上解释部分描述出青年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宏观路径，但未能阐明相关路径得以生成的中间地带和微观机制。事实上，不论是碎片化视角下的离返乡、情感化等策略选择，还是关联性维度下的人才主体流失、内生动力不足等逻辑归因，均可归结为作为振兴主体的青年人才在村域结构位置中的嵌入性不足和公共性缺失，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关联变动往往形塑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态及振兴效能。为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嵌入性理论和公共性理论引入乡村振兴实践场域，建立“嵌入性公共性”的关联分析框架，试图探寻青年人才实现主体有效并助推乡村振兴的困境根源和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助力乡村发展、改进乡村建设和优化乡村治理。二、嵌入性与公共性：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分析框架作为个体行动者的青年人才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笔者将从个体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出发，提炼作为有效治理主体需具备的嵌入性要素和公共性意涵，以此为基础，构建起青年人才实现主体有效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有效，进而助推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一）乡村振兴场域嵌入性与公共性在嵌入性理论集大成者马克格兰诺维特看来，区隔于低度社会化视角下因个人狭隘利益追求所导致的“个体原子化”以及过度社会化视角下行为模式被文化内置的“原子化行动”，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背后的意图嵌入社会关系具体且不断发展的系统。乌兹进一步指出在嵌入性逻辑中，“行动者并非自利地追求短期目标”，其行为逻辑更偏向于以培养长期合作关系为主的公共性意涵。而作为公共性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拉同样认为，公共性是行动者超越个体工具主义下的狭隘逻辑堆砌并获致社会价值的基本路径，个人价值只有在基于“相互帮助、共同努力”的群体互动中才能得到彰显。群体互动的关系达成通常借道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嵌入，即“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这就表明，嵌入性和公共性理论均认为个体行动得以超越原子化倾向和工具性自利的逻辑根源在于嵌入性和公共性对个体的二元共塑。基于此，本文拟在既有理论基础上构建“嵌入性公共性”的解释框架，将其用于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分析。嵌入性理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的。作为一种关系性指称，嵌入性通常被划分为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时间性嵌入。其中，关系性嵌入主要指称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嵌入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行动者通过与不同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自身的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用于分析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以及乡村社会的整体结构。行为主体通过对结构资源的能动借用来获取嵌入微观情势的结构弹性。时间性嵌入则在反对时间化约主义的同时，更加强调关系及社会网络结构过去的历史对今日情境的塑造。行动者借助隐遁在“逝去”时间中的共同理解与情绪韵律，实现对区域情景的时间性嵌入进而获致行动的合情空间。该语境下，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实质指代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第 期钟楚原，李华胤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青年人才与村民、村两委及村庄等多元主体关系。青年人才通过对村民等的关系性嵌入、村两委等权力体制的结构性嵌入以及基于村庄情感连带的时间性嵌入来实现自身良好的嵌入性。与此同时，区隔于个人性、私密性，公共性强调的是某种事物与公众、共同体相关联的一些性质。该层意义上，公共性被赋予开放、平等与社群等特性，并通过“特定共同体成员理性、自觉的交互主体性行为与结构性活动而得以存在”，由此形塑了公共性的实践维度。相较于理性交互行为开拓出的实践公共性，哈贝马斯所讨论的介于国家系统与私人领域之间调节公共舆论和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更偏重言论维度公共性。不宁唯是，公共性还涵括价值维度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振兴实践场域，青年人才藉由实践维度的公共事务参与、言论维度的公共利益表达和价值维度的公共精神传递实现公共性再生产，其实质就是“个体基于理性精神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过程”。（二）分析框架：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包括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时间性嵌入，依次体现为其与村民、村两委、村庄的关联程度，关联越紧密则嵌入性越高，反之越低。其中，关系性嵌入根源于青年人才与村民群体的持续有效交互。青年人才的关系性嵌入越强，则越能有效获取村民信任和引导公共参与。结构性嵌入则指青年人才与村级权力结构的有效关联状况。青年人才与村两委保持融洽的关系，表明青年人才具备高结构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越高，青年人才越能获取村庄动员以及资源转置的合法性身份。此外，时间性嵌入主要反映青年人才与村庄的情感连带。时间功效来自它在实践中起作用的关系结构状态，去时间化容易把行为人降格为能动性缺失的自动木偶或惰性物体，而时间性嵌入则有助于提升青年人才有效适应村庄微观情势的能力。时间性嵌入越高，则青年人才更易在复杂村治环境中平衡结构性深嵌和关系性浅嵌所滋生的张力，并藉此获取行动的合情空间。概言之，青年人才的嵌入性愈高，在实现信任生产、动员公共参与、促进资源转置和拓展行动合情空间等方面的能力优势越显著。以上诸方面亦是作为乡村振兴有效主体最为重要的能力体现。故嵌入性越高，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治理能力越强。与此同时，青年人才的公共性本质在于作为治理主体的青年人才依据治理目标或愿景，而进行的公共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精神传递。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为了积累公共利益促进乡村发展、引导公共参与推进乡村建设和传递公共精神改进乡村治理。可见，青年人才的公共性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愿景目标导向相一致。那么，青年人才的公共性如何与乡村振兴主体有效性相联系呢？事实上，外部培育的青年人才公共性首先在于形式上的公共性建构，诸如借道体制化机制将青年乡贤转为瞄准乡村治理的村两委成员，或依托市场化机制将创业青年变为带领乡村发展的“领头雁”，抑或是借道社会化机制将青年转变为振兴乡村建设的“职业经理”。借助形式公共性变更催生的合法性倒逼，青年人才在拓展公共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及公共精神传递的主观意愿过程中获致实质公共性，并藉此进一步夯实其作为有效乡村振兴主体的合法性基础。简言之，青年人才公共性越高，其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越强。值得一提的是，体制化、市场化及社会化机制只是典型青年人才适应复杂村治场景的弹性策略选择，彼此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绑定关系，相关机制亦无法穷尽全国所有地区的经验表达，关键是其中逻辑的通约性，即通过对不同机制的弹性适用以实现对青年人才公共性的形式化调适和实质性生长。可见，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影响其助推乡村振兴的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具体影响机制在于，嵌入性与治理能力、公共性与治理意愿分别成正向相关，即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和公共性越高，其治理能力及意愿相应越强。基于“嵌入性公共性”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的青年人才难以成为有效治理主体的关键即在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治理能力及意愿的连带性偏差。其中，高嵌入性、低公共性的治理主体基于治理意愿缺失易形成参与冷漠，低嵌入性、高公共性的治理主体基于治理能力不足易形成参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无序，低嵌入性、低公共性的治理主体基于治理能力及意愿的双重匮乏易形成参与排斥（边缘化）。只有高嵌入性、高公共性的治理主体才能在强治理能力及意愿的双向推动下助力乡村发展、改进乡村建设和优化乡村治理。那么，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青年人才是如何实现高嵌入性与高公共性再均衡，进而优化乡村振兴的治理绩效的呢？从绩效优化来看，达致结构均衡的青年人才成为有效治理主体，但是基于个体有限理性束缚，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同样需要借助特定机制的再运作。对此，组织设计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困境”。该背景下，基于高嵌入性和高公共性而达致主体有效的青年人才，还需借助组织再运作机制实现乡村振兴效能的有效转化。青年人才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框架见图。图 青年人才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框架三、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类型学呈现本研究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所在调研团队于 年在闽南、浙东和西南地区的长时段田野调查。在选择典型案例时，考虑到“最大相似”与“最大差异”原则，既要寻找导致作为同质案例的以人才助推乡村振兴实践总体差异性的少数变量，以延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