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京师私塾改良述论_廖熹晨.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廖熹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北京地方教育、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有：田正平，杨云兰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秦玉清近代私塾改良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贾国静清末民初私塾改良述论，成都：四川大学，。参见左松涛所著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在该书中左松涛对“私塾”一词的历史变迁有比较详尽的考证。：清末京师私塾改良述论廖熹晨（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摘 要：私塾改良是清末自强意识下推动教育改革的一项举措。在各地官方和民间的私塾改良活动中，京师的私塾改良不仅走在全国前列，而且成为官方树立的改良范本。清末京师的私塾改良具有比较独特的历史发展线索与特点：改良步伐“稳中求进”，稳住日常教学，精进教学质量；私塾地位不可替代，数量与影响力远高于小学堂；督学局的改良方针以劝导为主，非强制不催促；采取金钱奖励和身份奖励并行的手段推动改良行动；“劝学浅说”内容平易近人。关键词：清末；私塾；学堂；教育改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私塾改良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关私塾问题的研究，世纪以前以宏观性认识和评价为主；进入 世纪后，私塾改良的区域性特点开始被关注。通过已往的研究，我们能够明确：晚清政府试图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在难以普遍建设初等小学的情况下，欲将私塾改良成为传授一定近代教育内容、具有一定近代教育形式的教育机构，以增强基础教育的力量，补充近代初等教育资源的不足。近代私塾改良自 世纪初开始，最初是清末政府在财政困难之际探索教育革新、培养人才的一项措施，随着取消科举和清末“兴学”，私塾在教育界受到的关注不降反增。笔者拟通过梳理清末京师私塾的改良活动，进一步推进对私塾改良问题的历史认识，以期增进对清末教育改革活动的多角度理解。一、私塾改良在清末兴起的背景 私塾一般是指官塾以外的教学机构。私塾的“塾”在辞源中本就指：“家学。旧时私人设立的教学的地方。”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各层级的教学机构用不同的名称加以区分。据考证“私塾”一词可追溯到宋朝，其出现可能与当时官学的迅速发展有关。年以后，私塾作为“学塾”“学馆”“学房”“学房铺子”等的别称，使用程度本不及“学塾”。学塾作为教学机构的统称，使用更为宽泛，其内涵中包含了官学与私塾。西方“学校”“学堂”这一教学机构名称开始在中国使用后，曾经出现过“学塾”“学校”“书院”等词混用的短暂时期。比如 年教会新报中的大日本国事二则：设三学塾，此中“学塾”即指“学校”。再如 年 月 日申报 刊登的学塾大会一文就是当时“学塾”“学校”“书院”混用的典型。直到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国教学机构和西方学校的本质区别之后，学塾和学校、学堂作为中西不同的教学机构名称才开始逐渐被有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年区别地使用，学塾指中国传统的教学机构，学校、学堂开始专指西学的教学机构。学塾与学校、学堂在用词上的区分，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教育机构与西方教育机构在教育水平和实际效用上的优劣认识发生改变。梁启超在 年提出世界范围内国家力量的角逐已由蛮力竞争趋于智力竞争：“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正是仰赖于智力运用下的机器制造，“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所以中国要自强，第一要务是“开民智”，开民智就必须以教育为本，教育的核心又在办学。如何办学？学习西方办学校的方法，最终目标是能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军事、医学、工程、商业等各方面的人才，这些方面的知识是中国原来的学塾无法教授的。由此，在洋务运动开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之后，如何普遍性地设立传授先进西学的学校，成为 世纪初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问题。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为教育革新呼号，但以晚清政治、经济的衰败局面势必不可能为在中国广泛建设西学提供充足的经费。尽管如此，融合识字和西学基础常识的教育普及观念开始在教育界生根发芽。在官方因缺乏经费无力普及教育的情况之下，往日籍籍无名的私塾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年，在亟待教育普及化，而全国范围内难以将官学缺款补充到位的讨论声中，私塾由于经费来自民间筹资、推广更易而日渐被教育界关注。当然其中揣测光绪皇帝革新教育的意图，在戊戌维新之前已经有所议论。如 年 月刊登于申报的恭读正月初六日上谕再谨注，称“私塾之设，所以补官学堂之不及，若仅恃官设之塾，亦安能家喻而户晓。”进而到了是年 月，更为激进的想法出现，提议将国内学舍、书院、义塾都改为中西学堂，提议官方对私塾兴办发展予以扶持，使私塾与官学并行发展，最终“国学为人才会归之地，而乡学为人才培植之基。国学固重，而乡学亦不可谓轻”。知识界开始关注私塾，并不是因为私塾本身有何作为，而是因为在当时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探索教育最优化的出路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于是规模小、耗费低廉的私塾逐渐受到重视。各地在上述思路的指引下，即使因缺乏经费无法在全国大范围开设传授西学知识的学堂，官方和民间仍然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开展教育革新。如 年武昌官方尝试对官立蒙学堂开设进行严格管理，要求优选教习的中坚力量办学，淘汰、另行安置高龄或不符合要求的教习，命令禁止蒙师私设学馆或居民私自筹集家学。根据当时报刊的记录，民间有组织的私塾改良活动始于 年 月的上海浦东龚镇，江苏苏垣高等学堂英文副教习沈戟仪为改良私设蒙小学堂教育在当地组织民间私塾改良社。因私塾改良社成效显著，很快得到了上海众多商绅的支持，进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私塾改良总会。又有年山东平度州曹刺史在本城以胶东书院为核心召集私塾改良会，由官方出面照会当地绅董筹办相关事宜。年，广西省学务公所也出现了将私塾合并到官方所辖区域统一管理的迹象。同年，京师督学局以京师私塾林立，但实际教学方法与教育原理颇不相合为由拟设立研究会，设计私塾教员一律到会参与研究教授、管理、训练三大问题，以期不至于为向学童授课伤脑筋。通过以上数地改良基础教育教学的种种行动，我们能够发现，在清末的私塾改良活动中，官方与民间基本是并行的，且都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其中京师的私塾改良行动走在了全国前列。取消科举之后，私塾的前途看似不明，实际却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在国家查禁私塾的流言之下，学部果断咨令各省，称学部有保护全国官立、私立学堂之责任，对于捏造查禁私塾谣言，冒充委员下乡收取私塾捐输等事，各省不能坐视不理，应予以严禁。这种保护私塾的措施和对各地探索私塾改良活动的宽容都是清政府在财政捉襟见肘之时，亦想要通过民间力量发展学务的权宜之计。二、清末京师私塾改良的步伐与私塾的生存空间 京师的私塾改良之所以能在清末成为改革先锋之一，其原因在于晚清政府对于私塾改良问题的重视。京师的地方教育在清末处于一般水平，与教育发达的江浙地区有一定差距，但由于京师 第 期 廖熹晨：清末京师私塾改良述论地位的特殊，加之京师督学局直接归学部管辖，这种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决定了私塾改良的战略部署能够快速、直接落实在京师地区。京师的私塾改良经验收获也成为学部厘清私塾当世价值和日后进一步推动私塾改良具体工作的重要依据。已往的研究往往更重视清末私塾改良表现突出的江浙地区，事实上从京师一地私塾改良的官方探索活动来看，更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一）清末京师私塾改良的探索步伐不同于武昌、山东等地对于私塾改良的急进与严厉，京师私塾改良的步伐呈现一种“稳中求进”的态势。如前所述，早在 年 月，京师督学局就已有设立私塾研究会的构想，并且放出风声要求塾师加入，以提高京师私塾的教授质量。可见官方对京师私塾进行改良的初衷，是以提高其教育质量为目标，这与江苏一带私塾改良会的目的是一致的。一年以后，年下学期私塾改良实际措施正式落地，京师督学局开始督促京内一些私塾按照简易小学办理，并采取给予“名誉金”奖励的办法推动私塾向小学办学方式改进。京师的私塾改良一开始就使用了十分温和的策略，这与同时期山东某些地区的私塾改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初，山东提学使通饬属下设立劝学所，详查塾师信息，强迫其改良教授方法，并要求私塾相互合并。与山东的激进政策相比，京师私塾改良最初收效甚微，这一年京师劝导内外城推行简易科课程迎来的是一众观望，第一学期能按照简易小学科办理的私塾仅内城 处，收获寥寥。直到一学年过去，改良后的私塾教育风貌在观摩会上得以展现后，本地私塾界才逐渐开始认识到改良的好处。年，京师督学局在前一年私塾改良经验的基础上拿出了京师劝学所改良私塾办法，该办法既体现了官方改良私塾可以利用警察摸底的优势，又体现了京师地区对于私塾的包容态度，突出改良方式的核心是劝导，判断改良的效果以教学方法和最终学生呈现的成绩为主要判断依据，而所谓的新型教学形式略备便可。年底，学部根据几年来京师试行私塾改良的成效，拟定奏折陈请将京师私塾改良的经验办法通行各省，并按各地实际情况参详增减。年初，学部要求各省“查择京师及河南省改良私塾章程切实办理”的通咨发到各地，京师等地对私塾的具体改良办法、基本立场成为官方要求私塾改良的标杆。这一指导性意见的出台，是清末遍设初等小学事宜遇到困难，学部酌情变通初等小学章程之后一系列补救措施的一部分。要求各省以自身情况酌情进行改良私塾的背后，实际是中央财政有限，教育“自不可无私塾以资辅助”，各省只能按各自发展情况自筹教育发展经费。京师私塾改良的“稳”在于稳住私塾在社会中的日常教学，所以京师劝学所工作的基本立场就是“劝导”，不强求，“告以重精神不重形式”的劝说要点，说明官方态度颇为慎重小心，也体现了官方对于宣扬改良将会造成私塾已有教学秩序混乱的担忧。通过京师劝学所改良私塾的实际内容看，京师私塾改良所求的进步并非扩展教授西学知识的内容，也非要求教学理念、方式的切实改变。稳中求进的“进”在于，官方希望通过训练塾师的授课方式，提高其讲授技巧实现私塾教学质量的进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二）清末京师私塾的生存空间京师劝学所之所以不对私塾采取大刀阔斧的改良策略，是因为无论从宏观还是本地区实际情况看，私塾自身仍有着坚实的生存基础。在清末兴学的背景下，私塾因在教学方式、理念、内容等各方面落后于兴学背后向近代西方先进教育靠拢的目标而被贴上了某种“落后”的标签，这一点在清末政府官方文件有关私塾改良的叙述上显而易见，官方对于私塾改良的作用多强调，只是在小学未能遍设之际，“辅学堂之不足”，未来命运有被小学校取代的趋势。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基础教育格局中，小学与私塾的发展规模悬殊，私塾的数量与社会影响力远高于小学堂。清政府提出私塾改良之初，私塾的生存地位较之小学有优势，宏观上有如下两点原因。第一，清末小学发展水平有限。对于清末小学堂的发展情况，不少学者都有梳理，在此不一一赘述。大体上看，清末的小学堂办学时间短，办学经验有限，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因此距离比较完善的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对比之下，存在良久的私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年塾无论是在发展历史、教学口碑、世俗习惯方面都比学堂看上去更值得信赖。第二，在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的清末，私塾教授的主要内容“四书五经”，仍然代表着国家推崇的政治追求和精神皈依。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修订学堂章程时，明确提出新式教育的宗旨还是“忠孝”；教育的基石并没有变，还是“中国经史之学”。清末兴办新式小学，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只是“西学为用”的一面，事实上“四书五经”仍然是国家政治、文化的根本。综合来看，学堂的教学内容与私塾并不冲突，都以“四书五经”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私塾的学习甚至可以作为进入中、高等学堂的基础。在学部的眼中，私塾和学堂对于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私塾对于清政府而言，其所教授的“四书五经”内容依然是国家政治、文化传承的定海神针，如此直接体现学部意志的京师私塾改良，才更强调提高私塾的授课水平和教学质量，所谓新式学堂形式略有其表面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