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_熊永.pdf

第29卷第1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9 No.1 2023 年 1 月 J.CENT.SOUTH UNIV.(SOCIAL SCIENCES)Jan.2023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23.01.018 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熊永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摘要：战国以降，秦遭遇发展困局，寻求变制之计。借由秦孝公“尊官分土”的政治诚意，秦国顺利展开东方引智计划，援济国家建设。“客籍”与“主籍”两大势力集团推动秦国耕战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但秦国王权建设接连出现援济与掣制之轮转局面，秦国传统权力格局因之发生深刻变革。秦昭襄、庄襄两代秦王，属于“质子就国”，不得不依赖“客籍”势力巩固自身统治。“两籍”斗争由此加剧，遂引发秦国政坛盲目的排外风潮。秦王政即位后，采用“灭吕、抑王、扶蒙、联李”方针化解统治危机。其背后实则隐伏着王权建设意图摆脱“两籍”军政精英掣肘、走向集权这一深刻的历史线索。关键词：尊官分土；客籍；主籍；王权建设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1019811 战国以降的诸国王权专制化建设推动宗周体制步入新一轮巨变，是为不辩的事实。唯有旧的氏族贵族结构如何解体，新的集权体制何以成长，学者见识有别。概言之，既往研究的视角有两大差异：一是强调国家秩序结构吸纳、集聚社会人力的能力。二是重视社会力量的结合及其在专制王权建设过程中的参与。事实上，合适的观测视角十分重要。视野放开来看，商鞅打开秦国国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大批东方士人源源不断入秦。人才引进虽大力促进秦国国家变革，但亦挤占嬴秦故有权力场域，“在改革中，围绕新与旧、传统与未来、开拓与因循、革新与守旧以及种种利害得失，引起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因素的反复较量，于是，形成了纵横交错、上下相杂的重重叠叠的矛盾。改革就在这万水千山式的矛盾网络中，逶迤而行”1(193)。甚至一度引起秦国限制游士流动之举，“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2(129130)。以此为线索，细察诸代秦君对“客籍”力量、秦本土贵族之应对措施，从中可见自秦孝公改革之后百余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实态，揭橥秦国王权逐步兴壮的复杂历史进程，更能展现秦始皇调整军政格局之内因、进路。以往研究中未能揭示的秦国军功社会之复杂面相或由此而明晰。一、流动与进场：秦国政治格局的 变动 在尤锐(Yuri Pines)看来，战国时代存在一个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战国时代的士人与春秋贵族出仕一国的传统相比，具有另外一种优势，即前所未有的雇佣的灵活性3(212)。彼时，霸政遗绪犹存，领土国家观念尚待塑成，国君同游士之间形成的实则是一种带有交易性质的契约关系。双方各有所出，皆有所“得”。吕不韦将质赵时期的秦庄襄王视为“奇货”，“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4(2506)。韩非 收稿日期：20220519；修回日期：2022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简牍所见新秦地郡县化与新黔首统合研究”(21CZS011)作者简介：熊永，男，安徽颍上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国家转型，联系邮箱： 历史学研究 熊永：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199 子也说，“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 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5(352)。这类性质的经济施惠，脱离了“父子之亲”，而是“计数之所出”，是一种可以“市”的德，也就是公开交易。这种交易以分享耕战红利为质，上可晋开封君。秦国是东方士人流入最重要的地域。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4(202)秦孝公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打开国门，对能强秦者，允诺“尊官分土”，东方士人因此得以大量入秦。我们拟将这批由东方社会涌入秦地的他国人士定义为“客籍”，与作为秦国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主籍”相对应。但正如秦简中的“新地”“新黔首”等语词一般，经过秦的长期政治统合后，新民也会变成“故秦人”。因此，本文我们定义的“两籍”概念，使用的是传世文献中较为狭窄、静态的原籍身份，不因秦的统合而改变。如“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4(2323)。“蒙恬者，其先齐人也。”4(2565)即便是秦相李斯，他对自己地域身份的认定，也值得留意：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6(190)材料中，李斯作为秦王朝郡县制度改革、政治统合的设计者与推动者，入秦多年，然至秦始皇临终之际，他仍称自己是“非秦之产也”。由此可以管窥秦国“两籍”之分野。在任用“客籍”人员方面，秦比山东诸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总结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它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7(23)材料中，洪迈注意到秦与东方六国“用相”的差异。从中可察，东方诸国虽然同样求贤若渴，但其对外籍游士的政权开放程度，与秦国相比，深浅分明。对此，钱穆先生坦言，“秦政府实一东西混合的政府”，“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8(120121)“客籍”集团的进场，冲击了秦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一方面，东方力量积极援济秦国王权的专制化建设。王夫之言“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9(954)。此后诸国相继改革，官僚集权体制得以建立。增渊龙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诸国君王为了加强和充实作为自己手足之用的官僚制，越来越多地招募有能力的士人作为自己的家臣”10(187)，这些人构成了官僚制的人员基础。范文澜先生也认为战国时代的客卿制是秦汉时期官僚制度的源泉11(144)。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秦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客卿12，同秦国国君结成的实则是类似家臣性质的私属关系。他们辅助王权摆脱贵族制的束缚，向专制化转型。另一方面，数代“客籍”力量援引商鞅确立的军功爵制，结构性变革“主籍”高层权力的传统来源。史记商君列传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4(2230)据杨宽先生粗略统计，战国时期秦国封君已有二十余人13(693695)，且多是实封，如秦昭王令泾阳、华阳、高陵诸君出就封邑，再如秦王政令文信侯就国河南。在这种局面下，“客籍”集团热衷于引导秦国展开东进事业。此举一来为秦国王权的专制化成长提供新的无干扰的广阔场域，即设置一批新型的县，“不再存在由国家权力对个体人民进行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200 直接管辖时从中作梗的因素了”14(527)。二来，他们亦可凭借军功，挤占秦国的权力场。其中，不乏进攻母国之举。如蔡泽评述商鞅：“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昂，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4(2420)司马迁说魏籍秦相张仪是“倾危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4(2304)以至于李斯在反驳“逐客令”时说，秦之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4(2542)这其中有处细节值得注意，正是不抱有狭义国家观念的游士的不断涌入，导致各诸侯国内部斗争加剧，尤以秦国为甚。“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分际意识不断凸显，领土国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快速发展，“客籍”以及“主籍”重组为战国秦地政治格局的重要两极。自此，春秋晚期以降秦国王权式微的窘状得以缓解，在“客籍”势力强势入场与“主籍”集团仓皇应对之间，王权寻机成长，但亦时陷困境，援济与博弈之轮转局面随之而来。二、援济与博弈：“两籍”百年争局 与王权建设的困境 “两籍”冲突终不可避免，秦孝公死后，冲突旋即爆发。此前，秦国人赵良曾敏锐地察觉到“宾客”所代表的“客籍”人士并未深耕于秦国政军两界，“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 者”4(2233)，而是仅凭国君一己之力强为之，“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4(2235)。因此，他力劝商鞅退出秦国的权力中心：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4(2235)材料中，赵良的建议实则分为两个部分。向秦“归十五都”，属于政治军事斗争的范畴，是宗室贵戚产生怨望的直接原因，根源在于商鞅破坏了秦国旧有的封建规则。而“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则隐有放弃以军功爵制改造秦国社会的深刻内涵。赵良的这个建议表面看似周全，其实不然。若要安抚“主籍”集团，弃用商鞅、废其封区即可。但若转折政策，受到打击的不光是“入秦”军事力量，更是叫停了秦国刚起步的耕战事业。秦惠文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保留了商鞅的改革成果，“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5(398)，“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4(3313)，就是这层用意。而秦在此时除掉商鞅，并非仅仅是受到公子虔等“主籍”贵族的教唆。乃是国君着意解决因商 鞅入秦后的政局失衡问题，“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 也”15(77)，“秦惠王诛杀商鞅，并非出于维护旧贵族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惠王诛杀商鞅与他继承商鞅变法并不矛盾。”16 秦昭王时代，“两籍”冲突再次爆发，局势更显诡谲。秦昭王前期，主要是穰侯用事。但他与早期“客籍”集团相比，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穰侯的主要身份是外戚。其姊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他在拥立昭王之前，已经侍奉过两代秦王，在秦国政军两界站稳了脚跟。不然，他也没有能力扶立秦昭王，且对宗室反抗力量进行清洗，“武王卒，诸弟争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4(2323)。第二，他懂得与秦宗室分享权力。宣太后与秦国四贵共同执政的局面，便是外戚与宗室合作的结果。除此之外，他更兼顾到了“主籍”军事将领的利益，秦昭王“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4(2325)。从这里看来，与以往“客籍”精英不同，穰侯成功深耕于秦国政军两界。他在有限范围内清洗敌对势力，随后又及时地照顾到了“主籍”将领的权益。这一时期，以穰侯、白起为首的“两籍”军功集团对内紧密合作，对外全力东进，以开拓东方来缓解内部矛盾。宏观上看，秦国大规模地剪灭关东有生力量就发生在这个时段。据秦本纪与六国年表略见的秦军斩首记录，历史学研究 熊永：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201 在由秦孝公至秦武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秦军斩获关东黔首近四十万。但在秦昭王柄政的五十余年中，秦军斩首数成倍陡增，计有一百一十余万。这个数字达到秦王政之前秦人斩首数的七 成多。但问题是，穰侯维系的这种局面干扰了秦国王权的兴壮。自秦孝公开始，“客籍”力量本是王权集权化建设的重要援助。但在秦昭王时代，“客籍”集团与“主籍”宗室、将领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质变为分享秦国权益的重要两极，极大地阻碍了王权专制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秦国出现了强大的贵族化返潮现象，秦廷大肆封君授土，王权式微。而起用新入秦的范雎，隐伏着秦昭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