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朝政中心的佛教，如长安佛教、洛阳佛教，则更多参与政治生活，僧侣文人有着更多的政治理想。庐山佛教是典型的远离朝政的佛教代表，自慧远沙门不敬王者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在野传统，庐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中，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慧远时代的庐山佛教更是佛教中国化的转折点。庐山文学是以晋宋之际慧远及其门人的诗歌创作为发端的。慧远不仅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师，更在诗歌史和审美旨趣的转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慧远的佛教理念是以佛学独特的审美眼光来审视自然、观照山水，认为山水万物皆具法性，故山水之形即为法身，在游山观水的过程中，与自然亲密而愉悦的接触，感悟玄妙佛理的博大精深，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快乐。而无心之始的游山文咏活动留下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山水诗和山水游记，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的交游状态。僧仕之间以诗词相赠答，彼此唱和，自唐以来，比较盛行。随着诗的社交和应酬功能逐渐扩大，唱和诗在文人与僧伽间作为沟通方式变得更为普遍。在唐代，仕僧交往，儒释相融的现象蔚为风气。他们或共谈禅，或相唱和，或往来赠酬，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佛教理论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投情合缘，仕僧交往的主题不仅可以是文人士大夫对官宦浮沉生活的调节，亦可以谈禅论道，升华人格。而僧侣则以能诗为自己的人生旨趣与追求，作为青史留名的工具，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有利于提高自身的诗歌水平与名气，也十分乐于往来赠酬。本文重点梳理庐山僧仕之间的赠酬诗作，在僧仕往来间，窥探庐山禅诗创作的审美追求。一、庐山大德间的赠酬诗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进入鼎盛时期，朝政对佛教的支持态度使得文人无论仕途顺利与否，文人都愿意于佛教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此时文人与寺院高僧的交往频繁，创作了大量的唱酬、赠答诗。“诗僧与文人墨客的交游并非单一的你来我往，而常常是交叉进行，并呈盘根错节之状：某个文人常常有若干个‘方外交’，某个诗僧也往往有若干个‘诗中友’，他们时分时合，乍聚乍散。有时难割难舍，有时若即若离。”(1)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士大夫与僧人交往，主要有三种动机：一为谈名理，二为切磋诗文，三为信奉佛理。他说：“盖魏晋六朝，天下纷崩，学士文人，竞尚清谈，多趋遁世，崇尚释教，不为士人所鄙，而其与僧徒游者，虽不无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谈名理相过从。”(2)庐山佛教作为在野佛教的代表，以其悠久的佛教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