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与中国山水画_聂川著.pdf

膳此中真意凭君参聂川道德经与中国山水画序道德经即老子，是对中国思想史、艺术史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文献之一，虽然只有短短五千余言，后人注解诠释之作却堪称汗牛充栋。择其要者而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述其生平，东汉经学家王弼老子注明其哲理，唐代训诂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正其音读，清代学者魏源老子本义揭其内涵。至于晚清以迄当代论著，或考校疏正，或释义发微，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古典哲学、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贡献颇多。由于书写工具与语言发展的制约，先秦时期的著作通常惜墨如金、高度凝练，道德经应在篇幅最短之列。正是由于它们行文过于简约，不免随着时过境迁而难以理解，导致后世“经”不明则“注”，“注”不明则“疏”，此外还有“正义”、“集解”、“集释”等等名目。这一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延绵不断，保障了中华文化传承有序、日渐光大。不过，正如西谚所谓“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古今学者对这部经典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分歧迭出。开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被引申得五花八门，遑论其他各章各句。至于老子其人究竟是孔子曾经问礼的周朝守藏室之史老聃，还是战国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的李耳，抑或二者名称事迹相互混同乃至原本即为一人，哲学史家似乎尚未定论。不过，假托前贤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更显出古人不计名利的崇高境界，诸如黄帝内经、尚书禹贡之类莫不如是。不少学者认为老子撰著于战国时期，当然也自有其道理在。中学时代捧读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对老子及其道德经始有粗浅了解。惭愧的是，四十年后的今天，尽管也算翻过几次诸子集成，却并无多少长进。老子观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发现了事物的矛盾性，1这就是“道”与“德”。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老子揭示了矛盾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堪称具有极大智慧、无与伦比的古代哲学家。他主张人对自然要“任”和“法”，也就是顺从与效法，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司马迁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这种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的思想，成了中国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师法造化”的精神之源。古人把自然界的一切客观事物称为“造化”，强调以造化为师，就必须向大自然学习，以观察自然、感悟自然的现实美为基础，经过艺术家主观情思的熔铸与再造，完成从自然美到艺术美的飞跃。南朝姚最提出“心师造化”，唐代张璪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大致与唐代书法家李阳冰所谓“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差相仿佛。一般而言，中国山水画从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王维开始正式成立，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深入体察自然，一时巨匠辈出、佳作纷呈，“宋人格法”蔚为大观，都是“师法造化”的具体表现。徐悲鸿先生中西艺术之异同与比较指出：“中国画之建立应归功于王维。王维为文人画之远祖。古人谓观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以后更由苏东坡等特别推重王维之画，于是，中国画家必须先取得文人资格，方显得名贵。”其造化为师又称：“艺之来源有二：一曰造化；一日生活。欧洲造型艺术以人为主体，故必取材于生活。吾国艺术，以万家水平等观，且自王维建立文人画后，独尊山水，故必师法造化是以师法造化或师法自然，已为东方治艺者之金科玉律，无人敢否认者也。”古今艺术家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老子道德经是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归宿。笔墨通常注重写意，意境往往空灵淡远的中国山水画，似乎是寄托老子哲学思想的最佳艺术形式。这部道德经与中国山水画，旨在以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为载体，辅以作者的研读心得，通过一系列的绘画创作，从多方面论证一个朴素的真理：中国山水画的客观物象造型理念，其哲学基础就是道德经。在古今绘画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再现“唐人诗意”的作品。由于唐代诗人已经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思维推进到巅峰，不用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诸如李白、杜甫、韦应物“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