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瘟与送瘟：明清湖北岁时节日中的辟病习俗_程露.pdf

收稿日期:2022031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仰、市场与社会空间视野下的明清药王庙研究”(22BZS058)。作者简介:程露，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2023 年 3 月第 45 卷第 2 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Mar.2023Vol.45No2DOI:1013393/jcnki16726219202302017引用格式:程露辟瘟与送瘟:明清湖北岁时节日中的辟病习俗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2):105109，114辟瘟与送瘟:明清湖北岁时节日中的辟病习俗程露(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摘要:明清时期，腊日至伏日期间的湖北岁时习俗极富驱疫、保健的内涵，彰显着鲜明的辟病观念，其核心是尽可能地避免、减少瘟疫的发生。通过辟瘟饮食、送瘟活动、瘟神信仰三个方面，既能发现历史的层累、习俗的传承与发扬，亦能看到湖北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互动，体现出多元复合型的文化特征。明中叶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辟瘟与送瘟”习俗不仅反映了一种岁时辟病观念，还是湖北民众扩大社会活动空间的方式，如以女性为主体的“游百病”，内容与形式愈加丰富的龙舟会、乡傩活动，多元化的地方瘟神信仰等。而与此同时，文化嬗变及社会空间扩张引发的寻衅斗殴、靡费钱财、伤风败俗等问题，也反成为官府加强地方管控、乡绅施展教化的切入点。关键词:明清;湖北;岁时节日;辟病习俗;瘟神信仰中图分类号:K 8921;19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23)02010506岁时节日是随着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变，在民间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约定俗成、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节日1 274。岁时节日的起源与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学界对岁时节日的研究往往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视角之下2。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贯通南北、汇通东西，风俗处于一个不断渐变的状态。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湖北岁时风俗，既留有楚文化的朴野气，又具融汇五方的兼容性。其中，区域内部之间亦有细微的差别，以端午习俗盛行的时间点为例，鄂西南毗邻湘西，土著居多，多地是在历史上几次征服苗人之后，始过端午节，如咸丰县晚至后唐楚王马希范征战辰溪时3 67，与鄂东、鄂中相差甚远，这些都使湖北成为一个典型的考察区域对象。虽已有成果在湖北岁时的特点、内容、发展等方面有较详实的论述47，却对其中蕴含医疗文化的习俗着墨较少。岁时辟病是审视一个区域岁时节日不可忽视的视角，而承上启下的明清时期则是一个较理想的窗口，在此时段不仅可以看到一些传统节日展现出更加非凡的活力，也能捕捉到在现当代已消失的节日习俗的尾奏。本文将从饮食、活动、信仰三个方面层层递进，探究明清时期湖北岁时节日中的辟病习俗、疾病观念，从而揭示湖北民众如何面对瘟疫易发的时节，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一、腊日至伏日多驱疫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不仅通过劳作来认知节气，更会通过身体感受节令的变化，常用“瘟”“疫”代指流行性疾病。明清时期，湖北一些节日富有浓厚的驱疫色彩，且时间集中在冬季到夏季这段时日，如腊日、除夕、元日、元宵节、上巳节、端午节、伏日。其中，元日、端午节尤受湖北人重视，相关的驱疫仪式也颇具代表性。元日，意味着阴消阳长、万物更新，在辞旧迎新之际，人们在饮食起居、装饰房屋方面有着特殊的讲究，期望来年能平安健康。例如，清代湖北孝感县，地方上相传大年三十痘神会来到凡间布痘，且有着“内密外疏”习惯的传说，幼童当天都会用艾叶水洗澡，贴着床沿睡觉;大人则在门窗上贴“天行已过”四字，俗传瘟神见此，便知此地已布瘟，便会离去8 105。痘，又称天花，致死率较高，因冬末初春是天花的高发期，所以501湖北民间在这段时间特别重视避痘一事。从腊日就开始举行带有“逐疫”含义的大型乡傩活动，在元日后的元宵节“游百病”、三月三上巳节“踏百草”。到五月，湖北迎来一年中的盛会，即端午节。端午，又名午日，处于仲夏，是阳气由最盛转衰的节点。此时阴、阳相争，古人视态势不稳的农历五月为“恶月”9 43，与夏至时节相近的五月五日则是不吉之日。汉代已有用蒲艾、桃印、五彩丝驱除毒气的活动，但尚未构成节日，汉代人为防治暑热疾病，继承了上古五月“蓄药”之习，在这天合药丸10 516519;魏晋南北朝时期，五月五日逐渐成为夏季大节，“将夏至节俗转移到端午节下”2 77。总之，古人视农历五月五日为不祥之日，这种观念在明清时期依旧根深蒂固。明人谢肇淛提到，彼时端午节的习俗符号多达十余种，如竞渡、粽子、系五色丝、饮菖蒲、悬艾、作艾虎、佩符、浴兰汤、斗草、采药、书仪方、饮雄黄酒等，并指出“竞渡一事，楚、蜀为甚，云为驱疫”11 24。据清宣统湖北通志 记载，湖北人在端午时节，“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12 915。可以看到，在明清湖北地区，端午节本质是辟病、驱疫之事，体现出鲜明的辟病观念。二、岁时辟瘟饮食:苍术丸、椒柏酒、龙舌拌在腊日至伏日的时节中，湖北人有着特殊的讲究和习俗，这首先体现在饮食起居等物质层面上。“药食同源”观念由来已久，人们认为食物和药物有着防治疾病的共同点，即通过饮食调理能“治未病”。明清时期，湖北民众继承、并充分发扬了一些历史悠久的节日饮食习俗，如苍术丸、椒柏酒、龙舌拌等。除夕当天，湖北各地有制作苍术丸(辟瘟丹)的传统，多以焚烧、佩戴或服用。荆楚岁时记 称之“焚辟瘟丹，或苍术、皂角、枫、芸诸香，有辟邪祛湿，宣郁气，助阳德的功效”9 78。苍术又名赤术，能“治风寒湿痹”13 733738，明代德安府就盛产苍术14 246。依据俗传和生活经验，焚苍术、去湿气，佩戴苍术丸、辟瘟疫，在明清湖北已成为较普遍的观念与习俗，孝感人将大年三十焚苍术称为“鬼见愁”8 105;应城人取皂角、冬月的荚入药，“合苍术焚之”15 173;蕲州医家“例以苍术和丸，曰吉祥丹”，相赠邻里12 914。元日饮屠苏酒驱寒，是南北皆有的习俗。据悉，唐代医家孙思邈每到年终岁末都会制作此酒，将“大黄、白术、桔梗、蜀椒、桂心、乌头、菝葜，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 东 向 户 中 饮 之”，讲 究 从 岁 数 小 的 喝起16 188189。比起屠苏酒，湖北地区更偏爱椒柏酒。椒、柏，带有轻身延年的文化符号，汉代社会已有“元日服用却百疾”的观念，南朝时期椒柏酒在荆楚大行，是以椒花、柏叶泡酒9 24。明清时期，湖北多地遵循此俗，如孝感人用椒粒和柏叶浸酒，元旦饮之8 97。在抽枝发芽的春季，湖北人喜将本草植物捣碎取汁与主食米饭、米粉混合在一起，食之以厌时气。三月三日上巳节带有“祓除疾病”的内涵17 134。南朝时湖北人会在当日食用“龙舌拌”9 36，这是一种将鼠曲汁、蜜糖和在米粉里的小食，其中鼠曲草有“调中益气，止泻除痰，压时气，去热嗽”的功效13 10551056。至明清，鄂东黄冈、蕲水、麻城等县的民众仍会食用加入了鼠曲汁的“芽饼”，鄂西南施州人则食用具有同样功效、清热利湿的“荠菜花饭”18 45。在十二月，孝感人在月内将稻米炒熟，着少许绿豆贮之，曰“腊米”，至夏秋间，凡病不宜饮食者，煎汤食之8 105。通过苍术丸、椒柏酒、龙舌拌等可以发现，一方面，明清湖北人继承、发扬了传统的岁时饮食习俗，使其既具仪式感，又颇大众化;另一方面，时人仍对瘟疫易感的时节充满畏惧感，注意事项细致到日常饮食方面，尽最大可能去避免瘟疫的发生，体现着深刻的“治未病”思想。三、岁时送瘟活动:乡傩与龙舟会一些大型的、聚集型的岁时“送瘟”活动，能更加清晰地反映明清湖北民众的辟病观念，以及他们将如何度过易发瘟疫的时节。历史悠久、带有鲜明“驱疫”内涵的“乡傩”，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活动。1.从腊月到仲夏的乡傩“傩”在商周时期就已兴盛。据 周礼 记载，这是一种以“驱赶疫厉之鬼”为主题的礼仪活动，驱鬼官方相氏“蒙熊皮、戴黄金四目面具，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欧疫”，在周人的意识里季春、仲秋、季冬时节阴阳失调、瘟疫易发，故规定在这三个季节分别举行“国傩、天子傩与乡傩”19 1838。从汉代始，傩礼出现“地方化流布的趋势”20，结合地方民俗与其他宗教信仰展开演变，如南朝湖北乡傩既有荆楚自古“信鬼而好祠、鼓舞以乐神”的特点21 65，又有“金刚力士”等佛教元素9 71。总体上，“民间傩于唐代已形成独 特 的 祭 祀 体 系，在 宋 代 影 响 力 超 过 宫 廷傩”22 52。虽然明清宫廷仍旧有傩仪，但远没有乡傩的内容丰富，可以说傩在明清时期已由礼转化为俗并在民间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明清时期，湖北各地从腊月到五月都有傩活动，601乡傩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傩与巫的结合也更加紧密，巫觋常常在傩活动中为底层百姓治病去疾。明末清初蕲州文人顾景星在乡傩 诗中写道，“禳祀凭神巫”23 113，巫觋作为傩神与人之间的媒介，承担起了祈福、祭祀、禳疾等职能。在湖北，巫有着很庞大的受众群体，如鄂北郧阳“俗信巫畏鬼，最重神祀，有病即问巫曰某神、某鬼作祟，轻则酒浆送之，重则延巫驱厌”24 188;鄂南崇阳，“病者率事师巫，不知重药饵。疾病动事巫觋，祷野庙丛祠，谓之收魂，近来亦重医药”25 4850;鄂中百姓“病辄神医，谓之降神”26 599;在鄂西南，“巫、医并行于时，信巫者较众”27 193194。实际上，延巫治病在湖北底层百姓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川、湘、鄂三地交界的鄂西南。当地人称巫者为“端公”，盛行一种叫“完罗愿”或“还傩愿”的治病仪式28 471472，举行当日人们会杀猪供神，在神坛上设男女傩王二像，巫者戴纸面具，扮演孟姜女、范七郎，击鼓鸣锣，歌舞竟夕，还有巫者戴黑或白的木面具，于夜间祭祀，曾让地方官发出“女萝山鬼纷勾惹，长奉巫师不信医”的感叹29 465466。从清代地方志来看，湖北各地驱鬼人的装扮不尽相同。大冶县民众以狮能啖鬼，少年扮作狮子状，跳舞驱鬼30 66;武昌县驱鬼人俗名“急脚子”，“身穿朱衣、头戴花冠、雉尾执旗，随着锣鼓声比户致祝”31 398。在举行时间上，多数地方继承了周代民间傩的时令，在冬季腊月，但也有在立春时节，甚至仲夏时节祭祀，如武昌、沔阳。据清人王家壁的重修傩神祠记 描述，荆楚傩仪时间的变动“始于楚人吊唁屈原”31 424，表示这与五月送瘟的端午节活动有密切的联系。2.贯穿五月的端午龙舟会南朝时期，荆楚之地将悼念屈原融入节俗中，使节日内涵得以升华，自此湖北端午节的核心主题成为“避瘟保健与追悼屈原”2 171174。明清时期，湖北民俗活动中的“龙舟瘟火会”便是此二元主题的集中体现。从农历四月上旬始，湖北多地就开始了五月送瘟、祠瘟神的准备工作，当地人称此盛会为“龙船会、龙舟会、瘟火会”12 914916。湖北五月“龙船瘟火会”有以下特点，使得其与江南、福建的竞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周期长。若从准备之日算起，有一月之余。清代同治年间的大冶县志 对整个筹备工作有着详细的记载，大冶每年于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举行开工仪式，县邑下面的二市各自负责一艘纸龙船的制作，市下辖的五坊轮办，当年值岁的坊中男女，不论贫富、老少须“户户输金，人人献力”，其积极性被调侃为“输金紧于收税、献力集于奉公”。整个筹备费用巨大，东、西两艘龙船的制作就要花费几百金，还有工匠每日的饭菜、酒水钱等30 66，317318。第二，有大、小端午之分。湖北多地以五月五日为“小端阳”，十五或十八日为“大端阳”。受地理位置、历史故事等因素的影响，鄂西、鄂东对此有着不同的诠释。如鄂西南的宣恩县自东汉初年马援征战五溪蛮(今湖南怀化)后，始以初五为小端阳、十五日为大端阳32 208。以大冶、黄安为代表的鄂东地区视十八日为大端午33 60。据大冶的民间传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江后，其遗体自汨罗江经洞庭湖再流入江，约十多天后才能漂到大冶西塞山江段，故当地人以五月十八举行龙舟会”34 68。大、小端阳的出现，使得湖北整个端午活动的周期较长，龙舟会的内容丰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