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基于全国11省份的调查分析_靳小怡.pdf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 卷第期：【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作者简介】靳小怡（），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巍（），男，通信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全国 省份的调查分析靳小怡，滕嘉暄，杜巍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摘要】城镇化进程中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晚婚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 年“百村调查”数据和全国宏观经济发展数据，通过建立 比例风险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因素在微观、中观及宏观层次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次外出务工时间与男女两性的初婚概率均呈正相关关系，首次外出务工距离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务农显著提升初婚概率，且对女性影响更大，农业年收益仅对男性初婚概率有提升效应；（）老家房屋价值、在县城是否买房对初婚概率影响显著；（）村庄离县城越远的男性初婚概率越小，户籍地地理位置、第三产业占比、人均 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均对两性初婚概率影响显著，初婚概率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由此，优化个体就业模式、提高家庭及地区城镇化水平、给予低收入群体适当的购房补贴等，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外出务工；城镇化；性别差异【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问题提出婚姻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微观而言，它首先是男性与女性社会成员缔结并组成家庭的合法性保障，关系到个体生存质量；宏观而言，婚姻能够对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近年来，受独立自主意识觉醒及世界范围内不婚与晚婚潮流影响，婚姻正在经历从义务向选择的转型，这种转型直接体现为中国日益上升的初婚年龄及未婚人群比例。民政部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从 年的 岁提高到 年的 岁，当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已属于晚婚状态。年发布的 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显示，年中国 岁男性未婚比例为 ，女性未婚比例为，结婚率呈现出较低态势。晚婚与未婚率的提升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结婚过晚会提升离婚率，并引发生育率下降，晚婚与社会犯罪率高发有密切关系，容易引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安全隐患。此外，晚婚带来的低生育率将使中国的人口红利持续走低，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晚婚对人口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十四五”时期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全国的适龄青年群体中，来自农村且具有流动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具有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年中国农民工规模达亿人，且仍在增长。对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初婚年龄不仅会对其个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人口流向影响城乡经济的未来走向。本文基于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 年开展的全国“百村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通过建立 比例风险模型，系统分析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并考察不同性别与出生队列的差异性。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 卷第期二、文献综述初婚概率的研究大多基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前同居行为、职业及劳动力迁移等。陈越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年的数据，研究了高性别比下的女性晚婚现象，发现城市“男大女小”的择偶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导致城市年龄较大女性的择偶困难。等发现中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进入初婚的时间越晚。杨辉等 发现婚前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年的初婚概率。则基于社会传统思想结构下的女性个体职业因素，发现中国父权制结构的顽固性，增大了非传统婚姻（寻找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作为伴侣）的实现难度，从而使大多数职业女性推迟结婚时间。曾迪洋 发现劳动力迁移经历次数对人口初婚年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越晚实现迁移的人，初婚的可能性越低。彭大松 将婚前是否有流动经历作为探究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户籍与性别视角，发现人口流动总体上推迟了初婚年龄，且不同户籍与性别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及兄弟姐妹个数等。王鹏等 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城市居民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工作会显著提升儿子的初婚概率，其影响效应在农村居民中更显著。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区房价及人口特征等。洪彩妮 将房价指数纳入即将成婚男女的效用方程，发现房价上涨将显著减少当期结婚数量。等 研究发现，生活在中国高度城市化和高密度人群的东部地区人口拥有最大的初婚年龄，而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地区因为民族的不同呈现出或早或晚的初婚现象。此外，也有学者综合考察了初婚概率的各种因素。薄文广等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对初婚概率进行研究，并创新性地加入表征经济类变量，发现初婚概率与性别、城乡、住房拥有情况、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刘爽等研究发现，本人教育程度对初婚的推迟效应显著；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初婚的影响逐渐突出，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变弱；城乡婚恋观有相近趋势，户口作用不再显著等。刘利鸽等系统分析了男性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等因素对其初婚概率的影响。李建新等 基于人口生育政策，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发现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概率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综上所述，由于缺乏面向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村人口的一手调查数据，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初婚行为，且未能充分考虑城镇化因素的影响，致使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较为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仍需完善。推拉理论是研究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理论，广泛应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力迁移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劳动力迁移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特征，其初婚行为必然受到其劳动力迁移特征的影响。推拉理论最早源于英国社会学家 在 世纪 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世纪 年代末，提出了系统的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认为人们做出迁移决策是两种不同方向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来自农村“推力”（如较低的农村收入、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或就业不足等）和城市“拉力”（如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机会、较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等）；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来自农村的“拉力”（如家人团聚、熟悉的社交网络和社区环境等）和城市的“推力”（如激烈的竞争、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等）。因此，基于推拉理论来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的理论框架是合理的。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基于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的因素，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影响因素推拉分析框架，从乡村和城镇两方面考察城镇化（非农化）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的影响，从而实现从城镇化发展的视角深入挖掘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相关因素，完善相关理论的内涵及应用，并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适龄成婚以及城乡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理论分析框架推拉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原因分析。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异及较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仍游离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其生产生活方式是半城镇化的集中体现，平时在城镇务工，农忙及节假日回乡务农，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仍同时受到城镇“拉力”因素和乡村“推力”因素的影响。因此，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也必然受到来自城镇和乡村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在个体家庭、社区及社会等不同层面上的城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初婚行为的现代性特征。本文基于推拉理论，从乡村和城镇两方面选择城镇化（非农化）因素的关键变量，深入分析个体和家庭的微观层面、社区中观层面及地区发展的宏观层 ：靳小怡，滕嘉暄，杜巍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面的城镇化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影响，并考察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所示。图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个体微观层面，主要基于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以及婚姻寻找理论（）择取关键影响因素。性别角色专业化理论认为，由于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分工不同，男女两性在婚姻交换市场中拥有的相对优势也不同，最终通过婚姻 使 双 方 收 益 最 大 化 的 作 用 机 理 也 存 在 性 别 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水平不断提升，带来了女性婚育观念的变化。部分研究发现，女 性 教 育、收 入 等 经 济 条 件 的 提 升 会 降 低 结 婚率 ；也有研究发现拥有较大经济潜力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也较高。婚姻寻找理论认为，随着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当男性无法完全支付由物价上涨带来的庞大家庭开销时，男性在择偶时也会更多考虑女性的经济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有稳定高质量的工作与进入婚姻存在正向关系 。因此，在个体层面，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与农村都存在经济活动的特征，本文同时考察其务工特征（含首次外出务工时间、首次外出务工地两项变量）与务农特征（含目前是否务农与农业年收益两项变量），并控制其人口社会特征（含年龄、教育、主要职业分类等）。在微观层面，相关研究聚焦家庭经济特征（如家庭住房情况、父母就业状况）以及父母行为特征（如受教育水平）两大因素。本文主要考察农村家庭背景对初婚概率的影响，将传统的家庭经济特征分为老家房屋价值与在县城是否有房两类变量，同时纳入本人是否为村中大姓以及父亲职业。在中观层面，以社区为对象，通过村镇距离反映城镇辐射及其影响的程度对初婚概率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人均 、第三产业占比等已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且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以及商品房价格变动，已成为初婚概率的重要研究因素。基于此，本文通过户籍地地理位置、第三产业占比、人均 以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初婚概率的影响。（二）研究假设个体因素基于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以及婚姻寻找理论，针对外出务工人员这一特定群体，个体初婚概率的相关因素可具体分为首次外出务工时间、首次外出务工地点、是否务农、农业年收益以及受教育程度。已有研究发现，收入是影响结婚率的重要因素，而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外出务工。首次外出务工时间较早，代表其开始积累财富的时间也较早，从而越能够更早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进而增大初婚概率。此外，基于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理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婚姻成本中也需要付出更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首次外出务工越早，初婚概率越大，且对男性的效应大于女性。对于来自农村的外出务工者而言，外出务工距离存在一定差异。对就近务工群体而言，由于其务工地距离家乡农村较近，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观念更接近家乡农村，其初婚概率较高；对异地务工群体而言，务工地越远越可能接近大城市，生活成本和婚嫁成本越高，也更容易受到大城市独立自主、晚婚等观念影响，从而更可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 卷第期晚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首次外出务工地越远，初婚概率越小，且对男性的效应大于女性。中国是“普婚”文化盛行的国家，婚姻缔结被视为个人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且对于目前传统礼俗仍颇为看重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十分重视。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初婚年龄要显著低于城市地区，对于务农的群体而言，其扎根于农村地区，因而更可能实现早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务农者的初婚概率大于非务农者。较为富足的经济条件是进入婚姻的前提。通常而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就越强。在婚姻挤压现象较为严重的农村地区，女性资源相对稀缺，赋予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要价”的合理性，致使近年来中国农村的男性婚姻成本一直呈不断上涨的趋势。因此，农村男性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成为他们能否步入婚姻的关键。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农业年收益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