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维面—...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对话为线索_王云燕.pdf

历史研究民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维面以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对话为线索王 云 燕，傅正（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00；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摘要：蒙文通1930年代任教北大时，曾与陈寅恪有过面谈，且主要涉及宋代史学问题。陈氏强调北宋史学成就，蒙文通则推崇南宋浙东学派。观点分歧的背后实际暗含当时中国史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时还牵涉傅斯年和朱希祖两人。傅斯年主张对史料做纯粹客观研究，朱希祖重视社会科学的综合应用。蒙文通对浙东史学的推崇与傅斯年的“新史学”形成鲜明对比，也有对蜀学的重新定义，更代表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面相，对矫正今日史学的“碎片化”不无裨益。关键词：蜀学；浙东史学；六经皆史；史料学；史学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2023）01-0111-07收稿日期：2022-07-12DOI：10.13757/34-1329/c.2023.01.01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赵翼史学传播接受研究”（19CZS001）。作者简介：王云燕，女，河北沧州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傅正，男，浙江衢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蒙文通晚年回忆与陈寅恪的交往时，称：陈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余深佩其言，惜当时未能详论。异日，再往访之，欲知其具体论旨。晤谈中，陈详论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而余意则不与同，以汉人经学当以西汉为尤高，宋人史学则以南宋为尤精，所谓经今文学、浙东史学是也。陈寅恪自不必赘言，蒙文通也是学识极广且深的著名学者，其宋学成就早为学界公认。然而关于二人交谊的文献记录并不多，这或许是较为详尽的一处，且谈论的正是宋学问题，更显珍贵。此次交谈涉及的学术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注意，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显然，这段回忆折射出1930年代传统学术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分歧。一、史料、史论与史书：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分合纵观现存蒙文通著述，谈及陈寅恪的除上一例外，还有两三处。例如，蒙氏谈及 魏书 司马叡传 中“蜀 为南方少数民族之一”记载时，特别注明“吕思勉 燕石札记、陈寅恪 魏书 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皆尝言之”1。这更多是引述陈氏观点，无关乎对陈氏学问的总体评价。相比之下，建国后，蒙文通与赖皋翔某次谈及陈寅恪的对话，则更为醒目：今日为史，当先求通史之名物训诂。清代人治经，两 经解 尝能通名物训诂，然则史学不当先作 史学纂诂，如今日 经籀纂诂 之流乎？今日陈援庵、陈蒙文通 治学杂语，蒙默编 蒙文通学记（增订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页。按原文注明蒙、陈二人谈话在1944年间，但参考蒙氏生平事迹和著述系年，二人谈话时间当为1934年左右，其时蒙氏正任教于北大。王承军 蒙文通陈寅恪史学互鉴考，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附录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7页。蒙文通在 四库珍本 十先生奥论 读后记 中也曾提起过此事，并且述及事后“叩诸陈君援菴、余君嘉锡，皆以为然”。然蒙氏又自谓与他们有所区别，“乃鄙意复又稍别者，以经学有西汉东汉之分，史学亦有北宋南宋之异”。参见蒙文通 四库珍本 十先生奥论 读后记，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蒙文通与陈寅恪的争论，学界关注尚不多。除王承军 蒙文通陈寅恪史学互鉴考 外，相关讨论散见于张凯 “义制不相遗”：蒙文通与民国学界，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2月第42卷第1期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Feb.2023Vol.42 No.1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寅恪诸人尚在，尚可为也。史，宋代乃有学，此学之绝久矣254！当中谈及陈垣、陈寅恪，可如当年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 一样，编纂 史学纂诂，言语之中充满期待。蒙氏称宋代有史学，“此学之绝久矣”，明显可以看出他对清儒长于治经而短于治史颇有不满。按蒙氏曾把学术比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称清代学者多数为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中出类拔萃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也只是连贯成“线”而已。藉此可知，他十分不满于清儒的琐碎识小。无独有偶，陈寅恪也明确表达过对清代经学的不满。1935年初，陈寅恪曾给陈垣的 元西域人华化考 作序。该书讨论元代色目人汉化的问题，序言却基本上在批判清代经学对史学的压抑，谓“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相较于清儒“不读唐以后书”，陈氏自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二者截然异趣。究其原因，大抵“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3270。一面是外寇虎视，一面是内部欧化思潮甚嚣尘上，值此乱世，如何吸收涵化外来新思想，以发扬光大中华固有之文化，是陈寅恪一生治学的基本关怀。正因如此，他才会对元代色目人汉化问题有此共鸣。蒙文通亦是如此。1933年3月中旬，蒙文通路过苏州拜见章太炎，并与章氏同游无锡。据陶元甘回忆，彼时欧阳竟无见日寇步步进逼，忿慨万端：就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三位学人虽无办法，但沸腾的热血究不同于卖国求荣者的凉血！（蒙老师有一段笔记，言及此事，给我看过）461-62。按蒙氏 治学杂语 回忆，“昔自沪归金陵，过苏州谒章太炎先生”23。其明言是从上海返回南京途中，而非由南京去上海途中，说欧阳竟无“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可能有误。但“蒙老师有一段笔记”，事实可能是，蒙、章二人谈及欧阳竟无忧心于国势衰微。此时蒙文通任教北大，日本东方图书馆长桥川时雄在华北搜刮明清未刊稿本数十万册，准备编写提要，以厚禄利诱蒙氏为之，遭到断然拒绝。蒙文通这份感时忧国的心境不可能不带入学术当中。如其 中国史学史 以晚周、六朝、两宋为中国史学的三大高峰。其中，正闰之论“其义独盛于东晋、南宋二代”，此正是后两个高峰的重要标识。“朱子作 纲目，以蜀为正”、“陆游序 南唐书 称本纪”，“其为系情南宋，情固可知”。正闰、正统观念向来为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蒙文通却说，“精义沦淫，诋讪竞作，岂知正闰之说，固亦事之不得已者也”547-48，竭力为之辩护。这正是他的时代关怀使然。蒙、陈二人皆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不满而欲返诸宋代史学，又都因振兴中华文化的理想而关注中古史，这极有可能成为他们交往的基础。然而二人毕竟没有形成共识，“宋人之史学”固然是不争的高峰，但究竟宋人哪些成就为高？北宋史学优长还是南宋史学深邃？蒙文通曾感慨，数十年来史学“究不脱乾嘉以来训诂考据之窠臼”。在他看来，史料有如药物，史学则如医术，今日史学多弃医术而侈谈药物矣。他说道：数十年来，国内史学界皆重史料，而绝少涉及文化遗产之史学。浙东史学究为文化遗产之一大宗，而世人知之者竟不多，殊可悯叹245！史料派恰如乾嘉时期的经学研究者，不脱琐碎考据窠臼，而难知其统宗。蒙氏强调观史如观长江，要把握其大转折处，“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21。单纯史料学自然不入他法眼。陈寅恪兴许不知“浙东史学究为文化遗产之一大宗”，但至少也属于“尚可为 史学纂诂”之人，当然不可简单地划入史料派。蒙氏所谓史料派另有其人。陈、蒙交谈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二人的交谈会涉及另外一个人，即傅斯年。陈寅恪为傅斯年远亲，二人关系毋庸置疑。据学者研究，傅斯年在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转向比较语言学，可能是受陈寅恪的影响。更有研究指出，傅斯年归国以后留心起宋学，很有可能也是出于陈寅恪的影响。于此，本文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傅二人对宋代史学的观点并不一致。以上两处引自蒙文通 治学杂语，蒙默编 蒙文通学记（增订本），第1-2页。参见廖仲宣 凛然正气蒙文通，全国政协盐亭县委员会编 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8年8月，第11页。参见王汎森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参见桑兵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 2011年第6期。112第42卷总第232期据牟润孙回忆，陈寅恪“极恭维 资治通鉴，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史”，“他老人家所向往的是司马温公”693。傅斯年却批评 资治通鉴，“其主观成分亦不能廓然去之”7152。大抵在傅氏看来，史学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科学的史学研究只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为一纯客观的研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晋书、宋史 之类矛盾频出，饱受前人诟病的史书，却因“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8308；“新五代史记 及 明史 是最能锻炼的，反而糟了”8340。是故宋代史书中，最可称道者，只在 通鉴考异。对照前述蒙文通为正统观念的辩护和“史料非史学”的观点，可知他与傅斯年正好处于两个极端。蒙文通推崇南宋浙东学派，于浙东史学之中尤爱叶适。然吕祖谦、叶适、唐仲友、陈傅良、陈亮诸人中，惟有吕祖谦能撰史，其余只是史论家。据此可知，蒙文通实际重视史识，史学实为主观之史识施之于客观史料的结果。然而，傅斯年则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史学研究，亦如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以此为准绳，史识之类主观的成分自然越少越好。因此在他眼里，浙东学派似乎不值一提，“北宋史学因已超越前代远矣，惜乎南渡后无进展，元明时生息奄奄”7152。傅斯年出国前曾把宋明的学问视为主观的、演绎的、悟的、理想的、独断的，把清代的学问视为客观的、归纳的、证的、经验的、怀疑的，惟有后者才是科学的方法9228。相比之下，此时的他虽然对宋学的评价不同于以往，但这种二分法始终未变。1933年，蒙文通在汤用彤的介绍下受聘为北大史学系教授。然而，仅至1935年秋，蒙氏就被胡适等人解聘。钱穆在 师友杂忆 中提及，彼时胡适门庭若市，而蒙文通却“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10171。陶元甘则回忆，蒙氏“因为无法与霸气盎然的傅斯年融洽相处，失去讲席”461。关于此事，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不管结论如何，蒙文通在史学观念上与傅斯年相对立，当属不争的事实。同为推重宋代史学成就，傅、蒙二人正好处于两个极端，而陈寅恪则居于中间。傅斯年本为新文化运动干将，受其师胡适的影响，会有上述观点或许不足为奇。问题是，何以矢志于振兴蜀学的蒙文通会如此推崇浙东学派呢？二、记注与撰述：民国章学诚研究的另一面相时至1946年6月，蒙文通撰写 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 时，谈及 中国史学史 一书的由来：双江刘鉴泉言学宗章实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谈两宋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 右书、史学述林 诸编，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惜鉴泉于是时已归道山，不得与上下其论也。后寓北平，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5161。蒙文通明确承认其 中国史学史 直接受刘咸炘影响，而刘氏又学宗章学诚。蒙文通“大与世殊”多少与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有关。胡适感叹章学诚过去不为人所重，此前只有谭献给他做过一篇“不大通”的小传，直到死后一百二十年，其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111。胡书始撰于1921年春，初版于1922年2月。他未曾注意到，刘咸炘在1918年就已经写成了 文史通义解（后改为 文史通义识语）。按照胡适的经典定义，章学诚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章学诚批判戴震，胡适却称其“仍有 卫道 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又说章氏“实真知戴者”。足见他“六经皆史料”的解读，是要把章学诚研究纳入自己的考据框架之中。时至今日，胡适的定义是否成立仍然众说纷纭，但这却一下道出了章学诚学术能成为显学的原因。此即章氏之学能为现代的“经学史学化”道路提供学术资源。倘说“六经皆史”是现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