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中的燕京大学传统_张帆.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 月 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中的燕京大学传统张帆 摘要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四川西北部的嘉绒区域展开了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是这一时期西南民族研究的局部，也是中国缔造现代国家过程的产物。这些研究以人类学边疆民族研究为框架，以人类学理论和概念为基础，以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为方法展开了对民族、国家、边疆关系的讨论，奠定了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中的燕大传统。燕大传统以结构功能论为理论依托，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比较社会学为框架，以经世济国为关怀。与此同时，燕大传统内部也有不同的学术取向：在采纳并应用结构功能论的同时，也倡导对文化的历史研究；在经世治国的理想之外，也有超越国族的文明视角。关键词民国时期；民族研究；燕京学派；嘉绒藏族 作者简介张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北京，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年，随着“九一八”事件爆发，中国不仅需要面对在帝制崩解后建立现代国家的重担，也要面临列强再次侵入、领土不断沦陷的危机：东北边疆沦陷，西南和西北边疆也在列强的觊觎之下危机四伏。因此，在这个时期边疆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以民族为核心的民族研究范式开始和以边疆为核心的边疆研究范式融合，形成边疆民族或者民族边疆的概念。其实，很多少数民族并不生活在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也不全是少数民族，然而在这个特定时期，这两个概念相结合，边政学应运而生。边政的重要性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重视，并在 世纪 到 年代组织了大量研究人员进行了边疆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是重点考察区域之一；与此同时，因为战争的原因，东部高校及研究所不断撤往西南，也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围绕少数民族的学术考察，这些调查和研究构成了边政学的实质内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西南民族研究传统就出现在边政学研究的大潮中。燕京大学是当时的基督教五个大学之一。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燕大作为教会大学，被迫向内地迁移。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几经颠簸，分散在西南多个区域，其中一个学术重镇是云南呈贡的魁阁，另外一个学术区域是分校所在地成都。这一时期燕大社会学系“燕京学派”的民族研究传统逐渐形成。今天，我们习惯于将以吴文藻及其弟子为核心的以及受到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的社会理论传统称作“燕京学派”，这一学派“建立了对中国整体的比较研究框架”，这个框架之下涵盖了汉人社区研究 和 边疆 民 族 研 究。吴 文 藻 与 当 时 国 际 上“新 人 类 学”的 引 领 者 马 林 诺 夫 斯 基（）和 拉 德 克 利 夫布 朗（）有所交往，不仅派遣学生出国深造，还于 年邀请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大驻访讲座，这奠定了燕京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区研究方法以及社会比较框架。同时，吴文藻等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又给燕京学派打上了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色彩，试图借助功能、文化、制度等概念，通过基于社区的考察，进行比较社会学的研究，以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对之进行有的放矢的建设。年，吴文藻以 边政学发凡开启了以人类学为基础对边疆和民族研究进行理论建设的道路。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杨清媚：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社会，年第期，页。他指出在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中，不仅要重视政治关系，更要重视文化、民族、边疆之间的复杂关系。边疆有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前者如自然地理或人为认定的边界，例如国界线、海岸线、关外、塞外等，后者指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区域，例如甘青川康一线，虽然地居腹心，却是边疆，对国家构造有重要意义；民族也分为生物民族和文化民族，“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效力愈减杀诚以历史上无数民族，几无一非由无数种族混合同化而成，而尤以中华民族为甚，故我们绝不能以种族为判断民族的标准，其理极明”。吴文藻进而指出边疆民族有多种类型，其中尤以杂居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边缘民族”最为重要。因其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能够沟通边地与内地，融洽民族感情，是日后新中国成立的有力支持。对于研究的逐步推进，吴文藻也勾画出完整的框架，划分了四个研究领域：第一是思想部分，主要指对国际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历来筹边思想和制度的研究；第二是事实部分，主要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搜集、记录和描述工作；第三是制度部分，主要指对具体落实思想的制度展开的研究，例如土司制度、婚姻制度、土地和租佃制度、财政和赋税制度等；第四是行政部分，主要指对实施政策的技术与方法进行的研究，例如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权限等。燕京学派的嘉绒研究大都在这个框架下展开。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南。西南指代的区域似乎很小，但是如果我们把西南，尤其是作为通道联通北方草原和南亚的藏羌彝走廊，放在更大的世界格局中来看，可以看到西南不单是被密集山川封闭的区域，在历史上也是勾连南北的通途：向南是南方丝绸之路，向北通向欧亚草原。不仅如此，在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文献对这片区域有过记载，说明这里曾在“帝国之眼”的关注之下。到了民国时期，更是有大量学者进入这片区域，他们将西南视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一环，希冀能够通过系统学术研究为以后新中国成立贡献力量。具体而言，今天所说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交汇处，地形复杂、生态多样。按照今天的民族划分，这里主要居住着嘉绒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是一个民族多样化程度非常高的区域。民国时期进入这片区域做调查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学脉和背景。年，任乃强受聘于川康边防总指挥，为筹建西康建省事宜，开始了川康调查。年，庄学本只身进入川西羌绒腹地，于 年出版了 羌绒考察记。年之后，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主流学界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开始参与边疆研究，引入各种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逐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其中，嘉绒研究领域主要有：马长寿、冯汉骥等直接受命于民国政府的学者开展的调查；刘恩兰、崔德润等参与的社会团体组织的学者开展的考察；西迁院校的师生进行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燕大以吴文藻为核心的燕京学派师生。时任燕大成都分校社会学系主任的林耀华和任教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安宅合作，于 年成立了边疆研究会，系统地训练学生进入康北川西做调查。当时，位于川西的嘉绒地区 以理番为中心的四土五屯地 还是研究盲点，于是林耀华、李有义、李安宅、于式玉、蒋旨昂等学者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陶增启、阮怀昫等，前赴后继进入这片未知之地，对其文化和制度展开了多方面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年第、期，第页。曾现江：嘉绒研究综述，西藏研究，年第期。任乃强：自序，载于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年。庄学本：庄学本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年，第 页。原文为“嘉戎”，为行文统一，故本文均改为“嘉绒”。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年，第 页。关于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更加完整的介绍，王建民指出抗战时期对于西南民族调查可分为四类：一是专业学术机构及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进行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进行的暑期调查。参见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年第 期，第页。涉及嘉绒研究，基本除了官员的直接调查访问之外，其他三种形式的调查都有。这些研究结合了新旧学问，理论资源非常丰富，比如马长寿非常自觉地应用了文化的概念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对西南的不同民族从广义上做了分类，又从细部上做了观察；而庄学本，最初出于对民族差异或者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而进行观察，后来受到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其研究呈现出一种非常自觉的文字中和镜头下的分类框架。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民族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在燕大传统下的嘉绒研究不仅更明确地应用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也呈现出更强的系统性和更大的比较视野。三林耀华于 年进入燕大社会学系，在吴文藻的安排下，年负笈海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年林耀华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又在吴文藻的安排下回到成都。年起他担任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旋即投身于川西康北的调查中。年林耀华前往凉山考察彝族区域。年前往藏东调查藏族区域，年前往川北研究嘉绒区域，先 后 发 表 了 川 康 北 界 的 嘉 绒 土 司和 川康嘉绒的家族与婚姻两文，同时，还撰写了 四土嘉绒一书。在 川康北界的嘉绒土司这篇文章中，林耀华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在“川康北界的区域概况”和“嘉绒区域的考察情形”中，林耀华由区域的宏观环境进入调查地的局部环境，意在指出这个区域的联通性和中间性：从民族文化上而论，东部中原文化的汉族，早已占据盆地，立下根基。西部藏族文化亦渐于拉萨中心，向着四邻扩展，历代民族斗争，人口迁徙，弱小的部落遂被驱至川康北界，在此山岭高突土地贫瘠的区域中，过其避难的生活。这些弱小的部落，大别有羌民、嘉绒、西番各族，迄今仍是互相杂处，彼此为邻，形成川康间的特殊边区。这边区既为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边缘地带，又为汉、藏两族交相影响下的缓冲区域。在“嘉绒土司的历史沿革”和“嘉绒土司的政治现状”中，林耀华对土司制度进行了结构功能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看重的是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进行社区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单一制度，而是从一个制度入手，最终通过这个制度与其他不同制度之间的相关性来呈现这个社区的总体面貌。因此，林耀华对于历史线索的梳理，更好地帮助他理解了当时的状况，理解了不同制度之间与不同人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联。例如，林耀华指出虽历经变革，土司依然是地方政治的中心，左右着嘉绒与中央的政治格局。以理县为中心的杂谷五屯，虽然在清代改土归流，“划分五屯，各屯仿效绿营组织，设立守备屯兵，相沿迄今，实质上没有改革近年县府虽有明令废除守备的名义，但嘉绒对于土官的信仰极深，实际上仍受土官的支配，谒见土官也沿用跪拜的礼仪”。同时，“杂谷脑以西之地，从来由土司统治，土司定三年或五年一贡，他有全权支配土内人民，保持原有的嘉绒的传统习俗”。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土司制度的核心地位不仅在于其左右着历史和政治格局，更在于土司制度和地方社会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以及经济、宗教等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林耀华指出嘉绒土司自称来自西藏琼部，与其有着共同的起源，而且相互联姻互为甥舅，关系盘根错节。“当日吐蕃崛起于西藏，向四方扩拓土地、臣服远近部落，甚至兴兵扰乱唐室的边境。嘉绒民族或已于是时附属吐蕃，向东占据地盘，择处移植。绒族之入理县，当以杂谷区为最早。唐文宗太和间，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已与吐蕃嘉绒各族有所接触。”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之后，按照清制重整为五屯，其土舍各自为张帆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研究中的燕京大学传统参见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年第期；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青年中国季刊，年第期；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民族学研究集刊，年第期。参见庄学本：羌绒考察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年；庄学本：丹巴调查报告，康导月刊，年。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绒土司，边政公论，年第期，第、页。林耀华：川康嘉绒的家族与婚姻，载于燕京大学法学院编委会：燕京社会科学，年第卷。这本书的书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因故未及出版刊行，林耀华自藏复写稿一份，亦于“文化大革命”中丢失。参见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绒土司，边政公论，年第期，第 页。政，成为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土司，被称为“四土”。梭磨土司乏嗣承继，“各区土地分裂，头人争权互相侵杀，遂演成民国以来三十余年纷乱的局面”。同样，松岗土司也因“无子嗣继承土位，各方皆起觊觎之心，遂酿成夺位纷争之局”。而党坝土司“地小力薄，在四土中只居附庸被动的地位”。唯一的能在纷乱中独善其身的是卓克基土司，因为其现任土司索观瀛是汶川瓦寺土司子嗣，“瓦寺地近汉城，人民 汉 化 程 度 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