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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斯基摩民族志学与考古学为例_曲枫.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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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类比 考古 人类学 斯基摩 考古学 曲枫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 月 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的应用分析 以爱斯基摩民族志学与考古学为例曲枫 摘要民族志类比法包括直接历史学方法与一般比较方法。前者是爱斯基摩考古学依赖程度较高的实用性方法,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对发现器物功能的推测与分析,进而重建经济模式;对纹饰和图像意义的探索;对史前社会组织的研究与重建。爱斯基摩考古学实践表明,直接历史学方法在复原器物功能、重建史前海猎经济模式、探索纹饰与图像意义、研究社会组织与形态等方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证明民族考古学方法在考古人类学实践中的有效性。然而,在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资料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陷阱也是民族考古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词民族志学类比;爱斯基摩史前考古;直接历史学方法;警惕性表述 作者简介曲枫,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山东聊城,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引言民族考古学是西方考古学用来解释考古发现材料的主要方法之一,又称民族志类比()。这一方法将民族志资料与考古资料进行比较,进而推论古代社会中人类的行为模式。民族考古学的流行始于 世纪 年代,并在 世纪 至 年代的进程考古学以及之后的后进程考古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提升。一般认为,民族考古学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直接历史学方法(),另一个是一般比较方法()。前者适用于对同一地域中同一文化连续体的解释,使用历史时期的民族志资料和当代民族学资料来解释同一族群或相同地域的史前文化资料。后者则试图从民族学资料中发现一般的规律性法则,并用来解释与之并无直接文化关联的史前考古现象。考古学者普遍相信直接历史方法比一般比较法更为可靠和稳定,因为对现代族群物质文化活动以及社会制度的描述与同一族群直接祖先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制度作比较会有更为可靠的类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比较方法是不可靠的。实际上,两种民族学类比方法都是基于相同的逻辑推断,而且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都需要得到证实才会被普遍接受。本文以北极地区爱斯基摩史前考古为研究案例,考察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得失。对于爱斯基摩考古学领域来说,直接历史学则是学者依赖程度较高的实用性方法。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作为现代爱斯基摩人的直系祖先,北方海洋传统()系列文化自公元前后出现于白令海峡地区,一直延续到 世纪,并过渡到有民族志记载的爱斯基摩文化。其连续性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其二,人类学家于 世纪末到 世纪上半叶在爱斯基摩村庄中做了大量民族志田野调查,并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最有名的民族志著作包括美国人类学家约翰穆尔多克(,年)撰写的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爱斯基摩史前史与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巴罗角考察报告、美国人类学家爱华德尼尔森(,年)对白令海峡地区的社会调查报告等。其三,对爱斯基摩人的民族志学调查与研究一直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状态。正如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的马克斯弗里森()教授与科罗拉多大 学 极地 研究院 的欧文 梅森()教授所强调的那样,一方面,民族志学者仍然在纪录当代因纽特人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知识,而这些知识常常同考古发现相关;另一方面,学者们将民族志资料同当代田野访谈相结合,会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使有关北极历史的知识得以扩展。对于考古学者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考古学发现的物质资料只是古代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且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考古学若要重建古代人类的行为,则必须发展出理论解释框架。民族考古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在对当代民族的行为模式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观察中,考古学者可以建立起一种从行为到结果的逻辑推论。然而用当代民族学资料能否真正重建古代社会的文化图景则仍然是令人生疑的。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 奥康奈尔()所言:“现代猎人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他们同样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不是遥远过去的活化石。”因此,对民族学考古方法的批评形成了一个“警惕性表述”()。这一表述强调民族学类比的不可靠性,认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可能产生相似的物质结果,而相同的行为方式也常常产生不同的物质结果。尽管“警惕性表述”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但至少提醒我们,在使用民族学类比时必须理性规避其中可能存在的逻辑陷阱,尽可能地结合情境分析策略。令人无法忽略的是,因纽特民族志文本并非面面俱到,可以涵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很多因素并未进入人类学家的细致观察中。弗里森()与梅森()发现,与性别有关的民族志资料的缺乏就是一例。由于早期活跃在田野中的人类学家多为男性,那么关于女性的经历与活动就很少被记录下来。意识形态实践也是不易被记录下来的方面,如萨满教信仰系统等。弗里森与梅森进一步发现,考古学家在运用民族志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一个预设框架中,即想象性地认为民族志资料代表着一成不变的民族传统。然而,因纽特民族史志资料证明,因纽特社会始终受到外部世界的不间断的影响,一直经历着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比如外来的疾病以及通过贸易所得的金属、烟草等物资都为因纽特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爱斯基摩考古学材料的民族志学分析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发现器物功能的推测与分析,进而重建经济模式;二是对纹饰和图像意义的探索;三是对史前社会组织的研究与重建。二、对器物功能的解释与海猎经济模式的重建早期考古发掘者更倾向于从器物功能的角度来推测史前社会的经济形态,因而较多关注现代爱斯基摩人使用器物与考古发现器物之间的异同。尽管民族学类比的概念尚未出现,但民族考古学的基本比较方法已经运用到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之中。作为今天分布于俄罗斯楚克奇半岛、阿拉斯加、加拿大与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的直系祖先,北方海洋传统包括奥克维克文化(,公元 年)、旧白令海文化(,公元 年)、伊皮尤塔克文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公元 年)、普努克文化(,公元 年)、波 讷 克 文 化(,公元 年),以及最后阶段的图勒文化(,公元 年)。其中,图勒期之前各文化分布于白令海峡两岸及其间岛屿,而图勒文化的分布范围则空前扩大,与今日因纽特人的分布范围重合。至 年,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学家亨利 科林斯(,年)对白令海峡之间的圣劳伦斯 岛()甘 贝 尔()遗址群进行了发掘,发现遗址中的普努克文化和旧白令海文化与北方海洋传统最晚阶段的图勒文化间至少有 处相同的器物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捕鸟禽的侧叉和尾叉镖头()、哈 喷 镖()、护 目 镜()、乌姆亚克多人艇()等。总体来说,从奥克维克旧白令海文化到普努克文化,再到图勒文化,都体现了典型的海猎经济特征,而且文化特征一脉相承,与北方海洋传统出现之前,以海陆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当地诺顿文化(,距今 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乎所有的考古遗址发掘都有原住民的参与,对于考古学者辨识出土文物他们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用海象牙制作的冰凿()、锄头,用海象牙制作的捕鸟类用的猎具博拉(),用骨头或海象牙制作的护目镜都出现于楚克奇半岛海岸、圣劳伦斯岛以及阿拉斯加海岸的许多北方海洋传统文化系列遗址中,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这些器物的功能均马上得到了确认。也有一些工具是根据民族志学的记录得到识别的。比如圣劳伦斯岛上的甘贝尔遗址群、奥克维克遗址、库库利克遗址以及阿拉斯加大陆上的伊皮尤塔克遗址、波讷克遗址中都发现了一种海象肩胛骨制作的工具,边缘经打磨,上有至个不等的钻孔。早期民族志资料如俄罗斯人类学家博格拉斯(,年)的名著 楚克奇()中对此器物已有清楚的记载,认为其应为该地区原住民所使用的铲子,钻孔实为缚柄之用。瑏瑠俄罗斯考古学家谢尔盖阿鲁丘诺夫()还根据尤皮克人的民族志资料,对哈喷镖枪的功能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他的解释显然建立在现代镖枪与考古发现器物的相似性之上。从考古发现看,奥克维克与旧白令海的海猎镖枪和现曲枫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的应用分析瑏瑠 ,:(:,),(:,):参见 ,(:,);,(,);,(:,);,(:,),(:,),:(:,),(:,),(:,),(:,),(:,),:(:,)代镖枪组件基本相同,其主要组合包括镖枪头、前轴、套接件、枪杆等几个部分。器物形态的吻合说明捕猎技术从古至今的稳定性。然而,民族学类比并非一种简单的比较方法,对器物功能的认识必须结合情境分析。比如,在奥克维克遗址中发现了一组鹿角制箭镞。相似的箭镞在现代爱斯基摩族群中是用来陆上狩猎的。在伊皮尤塔克文化中也发现了大量箭镞,据发掘者推测可能也是用来捕猎大型陆地动物的。然而,弗罗利希雷尼(,年)则发现,奥克维克所在的普努克岛以及相邻的圣劳伦斯岛上并无大型动物生存,因而推测箭镞是部族间用来争战的武器,而非狩猎用具。此外,在奥克维克、旧白令海以及普努克文化中均发现了一些海象牙制作的器物,因民族学资料中没有对应物而无法识别其功能和用途。但如果结合出土情境可以发现,许多用途不明器物是与海猎工具有着共存关系的,因而可以推测它们可能与狩猎活动有关。然而无论如何,考古学者仍然可以在基本的问题上达到一致,那就是:图勒之前的史前爱斯基摩文化是建立在海猎经济模式之上的。正如“警惕性表述”所强调的那样,相同的行为模式的确会产生不同的物质结果,早期史前文化所流行的平衡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奥克维克与旧白令海文化的平衡器呈飞鸟展翅状,因此在最初发现时被称为“翼形器”()。因为民族学资料以及晚期的图勒文化中并无类似器物,多年来它的功能不为发掘者所认知。然而,俄罗斯发掘人员于 年在楚克奇半岛的考古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在鄂克温()墓地的 号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旧白令海时代的哈喷镖枪,一件翼状器完好无损地套接在木头枪杆的尾部。发掘者因此意识到所谓的“翼形器”其实是在镖枪投掷出去之后用来平衡枪杆飞行方向的,因此改称其为平衡器()。奥克维克和旧白令海的翼形器呈羽翼丰满之状,器表往往饰有由曲线构成的几何纹样和带有獠牙的兽面纹。普努克时期的翼形器则羽翼变得狭窄,渐渐演变为三叉戟状器(),体积变小,底部常常有獠牙纹。令人费解的是,平衡器并不见于与普努克基本同时的波讷克文化和后续的图勒文化。与旧白令海同时期的伊皮尤塔克文化中也基本看不见该类器物,只是在伊皮尤塔克遗址中发现了两件平衡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翼形器果真起着平衡镖枪飞行方向的重要作用,为什么波讷克、图勒文化及现代爱斯基摩文化对此器弃而不用?而且,图勒文化及现代爱斯基摩文化中的镖枪上并无翼形器装备,但也并不影响其捕猎效果。如果其平衡作用不明显,为何它在早期的奥克维克和旧白令海文化中受到特别的器重?考虑到平衡器上的纹饰因素,梅森推测平衡器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器具”(),其宗教含义大于实际上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参见 ,:(:,)如穆尔多克在其有关巴罗角的民族志学著作中就记载了类 似 的 鹿 角 箭 镞,主 要 用 于捕猎野鹿。参见 ,(,:,),(:,),:(:,),():,(:,),:,(:,),(:,)功能。这一说法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我们从这一考古学器物个案上看到了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局限性,原因在于民族志中所记录的物质结果与考古学发现并非能够完全对应,二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距离。三、对纹饰、图像意义的探索奥克维克、旧白令海和伊皮尤塔克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纹饰和图像制品,这也成为北方海洋传统的显著特征。普努克文化继承了旧白令海文化的艺术传统。与之几乎同时代的波讷克文化的艺术制品虽然与普努克相比较为缺乏,但也有一定数量的雕像被发现。图勒文化较为庞杂,受波讷克文化影响较大的阿拉斯加北部图勒文化与东图勒文化的纹饰与图像较为贫乏。但白令海峡一带、受普努克文化影响较大的图勒文化则有着较为丰富的艺术制品。对史前纹样与图像意义的重建一直是史前爱斯基摩考古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的分析方法即民族志学类比。美国史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威廉费茨休()的研究表明,阿拉斯加西南部白令海沿岸的现代尤皮克()爱斯基摩文化以及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的阿留申()文化、阿拉斯加南部的阿鲁惕克()爱斯基摩文化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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