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疆政策对东南沿海民众经济生活的形塑_王日根.pdf

2023年第1期明清海疆政策对东南沿海民众经济生活的形塑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侧重于维护王朝安全，而较少考虑沿海百姓的生计。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南沿海居民受其牵引，积极投入国际化的商业流通大潮之中。王朝海疆政策的消极带来的是海上秩序的混乱与商盗的混杂，民众的非理性入海除了彰显其冒险精神之外，往往极易遭到自然和人为的劫难，多方的博弈贯穿海疆演进历程。在此背景下，东南沿海民众的商业利润谋求是不竭的，讼争频繁，观念分异，商业利润的转移亦助长了奢靡和浪费之风，旧的社会习俗与新的社会风尚相互掺杂，呈现出历史进步性与落后性的相互交织，其背后反映的则是明清之际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对不足和海洋国土观念仍相对薄弱。关键词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国际贸易；沿海民众生活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10157-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13&ZD093）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除了加强卫所等军事性管控之外，行政建设上也颇有作为，有若干新县设立起来。一批中原和内陆地区的官员被派往东南沿海等地，持续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军事、行政治理。他们常常抱着将沿海与内陆做对比的心理，留下诸多反映当地民众日常生活和民风民俗的记录：崇祯七年(1634)曾任福建寿宁县知县的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寿宁地方风俗；明人张鲵渊禁左道榜、郭柏苍乌石山志、龙岩鸭禁碑文、谢肇淛永福县志、福鼎蓝氏族谱等，记载了包含禁例、客民习俗、漳州淫祠与淫戏等多方面的内容；还有大量民间留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契约文书，则显示了沿海地区多样化的商品交易方式和社会生活习俗。傅衣凌注重从地方志、文集、笔记和其他公私记载揭示民众社会生活实态。传统中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地域性差异早就广泛存在，且一直延续。仅从傅先生蒐集的有关福建地区的史料闽俗异闻录和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1（P236、P286）中我们便可窥见，明清福建沿海民众的生活受到王朝政策与国际环境的多维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但制约因素仍很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众生活既具有理性，又存在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不少157江西社会科学20231财富被浪费在婚嫁、丧葬以及迷信活动之中，所以福建社会中多见早熟性和“死的拖住活的”2等矛盾现象。关于该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该书对明末清初福建沿海私人海上贸易活动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将其视为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的正当行为。3近年来，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则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剖析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下，军户家庭与朝廷的互动，着重强调他们在承担兵役责任之下，为优化自身处境而采取的种种策略。4这些研究显示，福建沿海民众怀着冒险精神，敢于冲破王朝海禁政策的限制，开拓海上贸易和海外发展的通路，在实际生活中善于与王朝政策相周旋，谋求自我和地方发展的空间。苏惠苹众力向洋：明清月港社会人群与海洋社会指出，在海禁政策背景下，老百姓或“犯禁”，或“顺应”，或“游离”：犯禁时生命和财产常遭毁弃；顺应时则由海上转移到陆上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则“从戎”，成为朝廷的军兵；游离者则往往流落海外，成为华侨。5本文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力求厘清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居民面对国际贸易网络构建的拉力，或冲破禁令，或调整策略，努力融入其中的历程。界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经济实践中，他们的行为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双重色彩，敢冒风险，也常置生死成败于度外；表现在社会风尚方面，同样是新风与陋习并呈，进步性与保守性混杂，体现出地方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一、明清海疆政策对民众生活外向型发展的影响当东南沿海地区被置于内陆官员的视野之中时，他们马上便看出了沿海地区的若干特色，这些特色常常是陆地管理思维映照下的产物。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中说：“澄在昔为斗龙之渊、浴鸥之渚，结茅而居者，不过捕鱼纬萧，沿作生活。迨宋谢希圣筑海引泉而农务兴。颜苏诸君子唱学振人而文教启。”6(卷一一风土志 风俗考)从此，海澄地区进入内陆化的迅速发展时期。隆庆元年（1567）海澄建立县治，文教渐趋鼎盛。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大西洋与印度洋航线乃至太平洋航线的打通，使得海外贸易日益衍成风气，人们逐渐发现“岁虽再熟，获少满篝，戴笠负犁，个中良苦。于是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萧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从之”6(卷一一风土志 风俗考)。高额利润像巨大的磁石般将人们吸引到海洋贸易活动中来。尽管有官方严苛的海禁政策自上约束，还有海贼猖獗带来的被掠风险，“然鼓枻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6(卷一一风土志 风俗考)。海外贸易带给人们迅速致富的机会，相率下海成为当地一时之所趋，由于存在巨大的政策风险和遭劫风险等，暴富和中落都成为常见的现象。到明朝末年，“海上久安，武备废弛，遂致盗贼纵横，劫掠船货，兼以红毛一番时来逼夺，当事者遂有寸板不许下海之令，至以入告，而海禁严矣。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兼以天时旱涝不常，饥馑渐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入海从盗，其始尚依一二亡命为之酋长，继而啸聚渐繁，羽翼日盛，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而萧条惨伤之状，有不可胜言者矣。自郑芝龙招抚之后，颇留心为我保护地方，近者海氛稍靖，此正开洋之一会也”1（P371-372）。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如果这时开洋的机会不抓住，就会让沿海百姓失去生存之计。倘将海外区分为东洋和大西洋两个部分，东洋主要指菲律宾，大西洋主要包括暹罗、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大西洋各国出产的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可用中国的物产换158取，东洋菲律宾的银子亦可用中国的物产换来。无论东洋还是大西洋，都喜欢中国的绫缎杂缯、江西之瓷器、福建的糖品果品等。开禁之后，不仅“闽人得所衣食，即浙直之丝客，江西之陶人，与诸他方各以其土物往者，当莫可算”，“欲靖地方，必开小民衣食之路，闭之者乃所以酿祸，而开之正所以杜萌也”1(P373-374)。开洋既可裕国课，又能解民生，还可杜绝奸盗，即月港开港则可以让江西瓷器、江南湖丝运出外销，增加洋税，满足沿海人民的基本生计，即“安民裕国”，本来“闽地窄狭，田畴不广，又无水道可通舟楫上吴越间，为商贾止有贩海一路可以资生”。7(卷二三 请开海禁疏，P674)月港开港，一年可得税两万余两，充闽省兵饷，对加强海防意义重大。有资料表明，在海澄月港设关给引征税之后，一些海商并不走这一官方合法化的线路，而将贸易线路改为横越台湾海峡，进而再往吕宋，以逃脱缴纳出口税的负担。因为郑芝龙作为走私大商人活跃于海上，往往主导着这一线路的非法贸易活动，令明朝官方无能为力。崇祯二年时，何乔远建议可以借助郑芝龙的归降，化敌为友，使其巡逻海上，将税口从月港往外移动到厦门中左所。郑芝龙归顺明朝时已自带大量财富，他“自出财力为公家干事”既可极大地减缓明王朝边防的财政压力，也可改变此前军帅“弃镇逃窜”防守空虚的状况，因为此前海禁政策下海运不畅，米粟翔贵，东南海防开支也不是明王朝官方能应对裕如的。在明代前期海洋政策影响下，非法下海进行海洋贸易活动起先只是闽人冒禁从事的项目，主要在福建海澄等地方开展，因为这一带远离政治中心，海禁政策的执行相对宽松，惯于犯禁的闽人逐渐进入浙江境内，让闽浙两地通倭现象变得更多，有时是“海贼劫商掠货以入倭”，有时是“奸民造船揽贩以通倭”，即使在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也有公开“招商置货”的现象。沿海非法贸易者与倭寇相互联合，如“海贼欧梓与巨寇洪贵等，纠闽贼四十二人，驾船列械劫柴客之船，掠泉商之货至福州港口，则并越人之船货而有之。绍商黄敬山等被捆丢舱，搬抢糖货。群盗分船踪复回海澄，而泛海开洋径回日本者，盖二十有八人焉”1(P374)。虽然这些人最后因为遭遇台风而落入官兵协力夹攻的圈子里全数被俘，但这样的事例显然只是个案，数量上不过是下海谋利者中的极少数。我们可以通过王在晋越镌记录的一些案件追索沿海民众走向海洋的轨迹。先说奸民严翠梧与脱逃方子定案，这件案子很有代表性。福建人严翠梧长期在定海做生意，他与当地人薛三阳、李茂亭相互勾结，一起造船下海通番，以谋求暴利。之前方子定曾与唐天鲸合伙雇佣陈助我的船只，从海澄月港下海与倭做生意，但船上的货物却被倭人抢走，他们干脆就拜服于倭人膝下，被抢货物得以按价折赔，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严翠梧、李茂亭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非常羡慕，李茂亭便从朱明阳那儿买来修整过的哨船，到杭州收货，伙同林义报关出洋而去。严翠梧则与薛三阳一起让船匠胡山打劫缯船一只，结通关霸，透关下海，等候随买杭城异货，密雇船户马应龙、洪大龙、陆叶敢的堂船三只，诈称进香，乘夜偷关驾至普陀。可见这些人要想出海贸易，遇到的阻力并不大，他们可以设计出若干种应对之策。不顺的情节表现在“适逢潮阻”，哨官陈勋驾船追到了他们，马应龙逃脱，另两艘船被追上，但给予一些缎绢布匹，哨官即放行。这时方子定在获得暴利的基础上又策划由福建购买杉木运至浙江定海，谋求与薛三阳搭伙向外贩卖。他还另外购置苏杭的湖丝、毡毯汇聚到定海，可是薛三阳船已出发，方子定就先囤货于家，力求另寻船只。这时突然有了搜寻漳泉流窜过来奸徒的军令，方子定通倭的事实被揭开，顺藤摸瓜查明，李茂亭、唐天鲸、薛三阳与方子定一样都是通倭的惯犯，他们一方面借助本地有势力者庇护，一方面贿赂收买官员，长期维持着犯禁式的通倭贸易活动。官方对沿海流动人员虽然建立了管理制度，但真正实施却远没有到位。官方偶尔的突击查验找到了更具体的细节：定海早已成了福建走私商人打造通番船只的据明清海疆政策对东南沿海民众经济生活的形塑159江西社会科学20231点，他们找到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形成合伙关系，“计定海打造通番船有三：一船李茂亭为长，而发旗者之为士垣也；一船唐天鲸为长，而发旗者之为薛三阳、董少也；一船方子定为长，而合本者之为严翠梧也”。继而，他们又打起宦家的旗号，用被废弃却又被转卖的马票搪塞检查官员，所谓“奸商托声势以恢张，则不得不借宦旗为引导，藉公差为影射，则不得不索马票以前行”。关员也故意装糊涂，一路给予绿灯，因为彼此都得到了利益的分润，一连串的颟顸行为只有在更高层发觉后才会被揭发出来，巡海官兵寻租得逞，自然被收买过去，从而形成了倭商兵官的利益共同体，使明朝禁海政策成为具文。“宦旗薛三阳之假冒，当被薛乡宦举发，追执送官，向无本宦之首，则黎知县不预闻其事。无赖奸豪当得志于穷崖绝岛之间，今各犯累累致讼庭，则一首之力居多矣。查总旗马牌，为生员冯嘉会往福建探亲，乞牌前往，以病不果去，而原牌乃为唐七所得，唐七转卖林宜斋，宜斋与严翠梧等持之下海。夫马牌止行于驿递，而不可行于海洋，藉是为支吾，亦无聊之语云耳。冒宦旗，窃邮票，引诱奸民纵横下海，定海关任其漏税，桃花渡任其造船。埠头与舟子同心，关霸同商贩作弊。迨其事败，则又挟宦以必援，海上从来未有之事矣。然敢为厉阶，所恃巡海官兵扼其喉而蹑其尾。奈之何，有陈勋等之贪贿也。众商以倭为市，而众兵以商为市，所得于马应龙等之船者若是其多，彼李茂亭船，岂能越普陀而飞渡，则不能脱官兵之耳眸。”1(P376)本来“国家养兵防海”，却变成了官兵们“索买路之金钱”的渊薮，这个利益链条还可从海上延伸到陆上，因为船只都是在陆上修造的。埠头与舟子、关霸与商贩结成了攻守同盟，势必使冲破禁令成为可能，有恃无恐者从中获得巨额的暴利。船户、船匠、舵工、牙侩是一种相互链接的关系，官方必须将这些不同分工的人一体治理，才能达到目的。“商无船不行，禁商莫先于船户，船非匠不造，禁船必先于船匠。乃船行于海，惟凭舵工为行驶，而货鬻于商，惟凭积侩为收买，故船户、船匠、舵工、牙侩均当置澄，以遏奸萌。薛三阳、严翠梧船只，据愬在温州被风打坏，事发于五月，而船坏于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