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与共同性生成——考...“旅内”边疆学生的一个维度_冯建勇.pdf

2023 年第 1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1，2023第 50 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Vol 50(总第 266 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 266民族交往与共同性生成 考察民国时期“旅内”边疆学生的一个维度冯建勇杨晗(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摘要有鉴于国民教育具有增进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团结内部”和“抵御外侮”的重要意义，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均将“鼓励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作为统合边疆民族的基础性工程，并在政策激励、制度保障方面积极探索，努力推行。从具体实践看，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边疆学生的族际交往呈常态化，他们对内地社会的认知，多数经历了一个“因观摩而了解”“因了解而团结”的过程，这对于来自边疆地区的青年学生与生活在内地的人群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能够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尤应指出的是，一些边疆学生通过在内地的学习、交往与交流，对历史上的“华夷关系”和所面对的民族关系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致力于表达民族间的共同性，认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关键词边疆学生;内地求学;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共同性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1-0140-10 收稿日期 20220928 作者简介 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杨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十四五”规划研究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和国卷)”的阶段性成果，亦受中国历史研究院“(新编)中国通史”“中国疆域史卷”资助。民国时期对“边疆学生”概念的界定在不同语境下稍有不同:有时为宽泛意义上的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不仅包括少数民族学生，还将汉族学生也计入在内;多数时候(尤其是政府颁发的政策、规章)则仅将少数民族学生视为“边疆学生”。本文所指“边疆学生”，取 1944 年 边疆学生待遇办法之规定，即籍贯边疆(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的地方)而在内地学校接受教育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参酌王景:民国中央政府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年;马廷中:民国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7 期;黄伟:民国时期蒙藏特别生教育政策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 4 期;刘额尔敦吐:民国高校少数民族招录政策的演变及其评析 ，民族教育研究2012 年第 6 期。参酌苏发祥、安晶晶:论民国时期北平蒙藏学校的建立及影响 ，青海民族研究2013 年第 4 期;喻永庆: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与蒙藏教育的推进 以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创办过程为考察对象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4 期。引 言有关“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国内历史学、民族学界的前沿、热点问题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两个方面仍有提升的余地:一是在研究时段上，多以古代为主，对近现代明显关注不够;二是在研究区域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除了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研究，还应关注那些从边疆民族地区“走出去”的人与内地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研究，然而遍览现有研究成果，对后者的关注略显不足。基于上述检讨，本文将民国时期赴内地求学的边疆学生纳入考察视野。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最近十年以“近代边疆学生”为研究主题的成果不少。就问题意识而言，相关研究或聚焦于描述宏观层面国家制度设计;或着眼于特定的内地学校，讨论国家与办学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抑或局限于个别边疆省份的青年外出求学041DOI:10.15970/ki.1005-8575.2023.01.013情况，梳理学生在内地的学习经历，相较而言，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展开研究的成果暂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希冀透过对这一“家庭居于原籍”且“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1 的边疆学生群体在内地所进行的跨地域、跨文化活动史实的爬梳和研究，借以呈现彼时边疆学生与内地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及其意义。一、政策激励与制度保障:边疆青年赴内地求学的组织20 世纪上半叶，因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演变，构筑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然成为时代的呼声。有鉴于国民教育具有增进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团结内部”和“抵御外侮”的重要意义，一些社会知识精英指出，囿于边地“教育未兴”之现状，中央政府亟应调动行政资源，保证部分边疆学生能够在制度的引导下向内地流动2 7175，以求得一种“欲图久远，开发有效”的“融合各族之办法”3 27。部分政府官员对此深表认同，较有代表者如 1946 年内政部组织的一场关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中，军令部、蒙藏委员会、内政部的官员均主张鼓励新疆少数民族青年赴内地求学，使之“不致受国际阴谋之胁诱”4 485488。此间陈诚亦曾向蒋介石反映英国“策动西藏青年赴印度留学”情形，并建议国民政府“应尽量设法使其来中央求学，以促进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借以“抵制强邻之阴谋”5。创办于 1913 年的北京蒙藏学校，成为民国时期首个集中招收边疆民族学生的内地学校。为吸引学生，该校在保证公平分配名额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入学门槛(仅需年龄与身体健康状况达到要求即可)，并对入校之边疆民族学生不收取学费与膳宿费6 5758。此外，边疆学生一经地方政府取得保送资格，路费亦由当地政府尽量予以补助。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学校的生源并非全由边疆学生组成，亦有部分汉族学生入校就读。蒙藏学校章程有载，该校学额的四分之三用以“收蒙、藏、青海学生”，其余学额则用来招收汉族与其他民族学生，这在客观上营造了一个鼓励不同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单元。然则就整体而言，北洋政府时期尚未出台鼓励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的系统性方案，故经常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向个别内地学校传达招生指示。这些学校往往具有官方背景，比如1918 年邮电学校因其直隶于交通部的关系，在招生告示中即明文载有交通部的指示，对于边地学生务必“酌量收取”，“以备边省电务进行整理之用”7。从长时段来看，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机制的最终成型与完善，有赖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彼时，为彰显继承孙中山“消弭畛域，合成一个中华民族，以共谋发展”的遗志，国民政府很早便展现出积极姿态，依托国家现有的教育体系吸纳边疆学生赴内地学习。其最初设想，主要发端于培养为国效力的边疆地方训政人员，以派发边地维护中央和地方政务的运转，亦即谓施行以内政人才为目标的训练，使之成为中央与边疆地方行政上沟通的桥梁。随后几年，国民政府对这一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努力促使教育供给满足边疆地方的实际需要。作为推进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政策的顶层设计者，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保持了紧密合作关系，前者主要负责相关法令的订定，后者则负责学生保送的具体事务，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协调边疆学生与各种单位部门联系渠道的角色，二者职能的互补与机构人员的协作，共同保证了保送机制的持续运行。国民政府订定的诸多优待政策，主要体现为保送入学与生活补助两种类型。在保送入学方面，以 1929 年颁布的 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最为重要。该章程规定，蒙藏地方行政机关与边地学校拥有保送学生的权利，取得保送资格者享受就读内地公立学校学费全免的待遇8 817，若就读内地私立学校亦可减免学费的十分之八9。章程存续的数十年间历经多次修订，每年经手蒙藏委员会保送的边疆学生达数十人至百余人之多(详141参酌李双:国民政府时期西藏籍学生赴内地求学史实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郭瑞鹏、张丽园: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疆外求学教育初探 ，西部蒙古论坛2016 年第 4 期。平民家庭出身的乌兰夫即因此种缘由，得以入读北京蒙藏学校。参见乌兰夫:乌兰夫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 年，第 4142 页。据 蒙藏学校章程总章第四条，学校收初入学之学生，其学额划作二十分计算，内外蒙古共占二十分之十，西藏占二十分之三，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占二十分之二，其余二十分之五专收汉、满两族学生。参见 蒙藏学校章程 ，蒙文白话报1913 年第 3 期，第 5758 页。见表 1)。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国民政府先后三次优化保送边疆学生办法，受惠面覆盖了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学生群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一机制在促进边疆学生与内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作用。至于生活补助政策，1930 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建议，由财政部拨发 30000 元补助100 名在内地学习且学力程度达到高中以上的边疆学 生，此 后 五 年 补 助 学 生 人 数 将 逐 年 增加2 3839。1936 年实施的 蒙藏回教育补助费补助规则提出，对赴内地求学的自费生和公费生提供相应补助金10 9394;同年颁发的 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则以助学金的形式给予边疆学生每名每年 300 元，奖助人数限定 15 人11 14。此优待为边疆学生赴内地完成学业提供了保障，被时人誉为“当政诸公，热心蒙藏教育唯一的方法”12。表 1经蒙藏委员会保送的边疆学生人数统计表(19291941)1929 年1930 年1931 年1932 年1933 年1934 年1936 年1937 年1938 年1939 年1940 年1941 年19 人20 人40 人45 人132 人42 人189 人165 人124 人135 人199 人114 人进一步考察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的运作机制，便可发现，尽管这是一种单向的向上流动体系，即通过制度设计的手段协调流出地(边疆地方)与流入地(内地学校)的对接，但如果没有相关方的积极配合，单靠中央政府势必无法完成这一政策的实施。首先，边疆地方政府配合执行中央政府订定的一系列保送学生方案，于每年春、秋二季，遵章收录本地学生2 3334。另有个别边疆省份制定地方成文法规，实现了边疆学生的管理格局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转变，凸显了边、内双方在共同利益诉求下的教育交流合作。以西康为例，经刘文辉等地方官员的推动，西康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诸如 西康省省款补助国外留学及升学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暂行规程等保送升学之规章，抗战胜利前夕，赴内地求学的西康籍学生可领取每年 400 元法币的补助13 174。其次，边疆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典型者如经营新绥长途汽车公司的新疆商人朱炳于 1934 年酌定“补助西北文化办法”，拟抽取部分盈利补助西北边疆学生赴内地深造，并提供半价或免费乘车服务14。第三，内地学校作为“流入地”的基本单元，实为“中央推行政治之助”15。中央政府订定的各种保送办法业经公布，教育部即向各大高校致文，以求贯彻16。在此过程中，部分高校亦担任了制度设计者的角色，如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都有制定适用于本校实际情形的边疆学生招收章程、办法或规则。二、黉门之内:边疆学生的日常校园生活1939 年 2 月，益世报边疆周刊刊载了顾颉刚的著名政论性文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梳理了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迹，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事实。如果顾先生仔细观察他所处的时代，便可欣喜地发现，一大批边疆学生正“打破积习，远道求学”17，从现实经验层面佐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事。作为日常生活空间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园，既是边疆学生在内地获得知识的主要处所，又是不同民族的学生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对于刚到内地的边疆学生而言，脱离熟悉的文化氛围，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和不同的文化震撼，更多的则是要经受内地文化对自身的考验和积极适应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此情形下，边疆学生与内地社会发生的交集，首先表现为日常饮食上的碰撞与融合。适合稻、麦生产的内地，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以米面为主食的饮食风俗，这自然与以肉、乳或青稞为主食的饮食习俗大相径庭。因此之故，边疆学生的饮食观念与味觉体验241分别为 1942 年订定公布的 待遇边疆学生暂行规则，194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