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汉文佛经外译活动考察—...慧道比丘与高智安居士为中心_夏歆东.pdf

法音论坛31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佛教的革新派逐渐生出佛化世界的理想，这影响了吕碧城居士、黄茂林居士、慧道法师等中国佛教徒投身于佛经外译这项基础工作。19世纪末，东方的禅宗开始在欧美零星传播，一些美国慕道者深感教导之不足，希得中国佛教徒襄助。高智安（1861-1939，Dwight Goddard,又名古达、戴各得、高吉安、孤峰居士）便是其中之一。东来求法与西向弘法合力催生出了中外合作译经这个彼时的新做法。慧道法师与高智安居士共同英译的童蒙止观金刚经楞严经大乘起信论与道德经便完整地保留了初期合译的样貌，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合译的基本问题，以之为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开展当今的佛经外译事业。一、慧道比丘生平慧道法师（Bhikshu Wai-Dao,Wai-tao），俗名金云鹏，上海人氏1938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5月19日）子时逝世，时年42岁。他北大哲学系肄业，原奉长生教，1932年就读于由天台观宗寺宝静法师（1899-1940）督学的弘法研究社，私淑宝公，称弟子。11933年底，学僧慧道听闻美国居士高智安来华迎僧赴美弘法，遂请教师父意见：“顷据镜空上座，谓有美国高智安和尚近正物色一熟谙英语之华僧云云。聚聆之下，忽萌动念。岂有因缘在耶？请命吾师座前，仰恳裁夺明决。如以为可，则更祈一言嘘植，助以玉成十一月十二日（1933年12月28日）。”2宝静法师应该是向上海的佛教团体推荐了他，因为1934年三月初六至初八（4月19-21日），高氏来华与慧师见面，决定“迎请慧道法师同往美洲助其弘法”3。之后，慧师便着手翻译童蒙止观道德经金刚经。1934年，童蒙止观的英译本Buddhist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Dhyana for Beginners由高氏在美出版。但是，宝静法师后来了解了高氏的佛教理念和实践，认为华僧去他那里弘法的机缘未到，不许弟子前往。同年底，学僧慧道毕业，离开学社到上虞百官某寺分灯。1935年1月，高氏第三次来华，虽说接慧道赴美失败，但彼此之间协商译经一直有进行。高氏在百官待了约一个月，详细讨论了已经译毕的道德经金刚经，还决定开译楞严经。高氏之后独自返美，并于当年出版了道德经和金刚经的英译本Laotsus Tao and Wu-wei、The Diamond Sutra。慧师翻译楞严经期间，从上虞百官迁往绍兴篙头坝隆会山某村小庙里居住，但译笔不辍：“日日埋首，于是酷暑严冬，未尝一辍又客岁目春徂冬，惨淡经营，方将楞严经迻译完竣。此经艰涩奥妙，煞费民国汉文佛经外译活动考察以慧道比丘与高智安居士为中心 夏歆东2023-01内文.indd 312023/2/12 14:09:16DOI:10.16805/ki.11-1671/b.2023.00112023年 第01期32苦心。”4他还决定等高氏再来时，跟他一同赴美，为此曾叩请师父教导如何弘法：“徒曾两番婉辞（高氏之邀），今恐难乎哉却矣。赴美之前，即当晋谒（师父），叩辞请益，跪受教训宏法事宜，竝（并）拜谢恩师栽培诱掖。”5但等到1936年6月高氏再来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高氏说：“美国新筑茅蓬，虽辄有人相访，借居惟多，稍留即去，无长久耐苦发心同终者。故邀赴宏法之举，暂作罢论。”6高氏这次待了约两周，请教楞严经义理与开译大乘起信论之事。该年10月后，慧师在更加偏僻的岳坟左邻栖霞岭下找了一个被弃用的茅蓬隐居，“专一宏法译经，及参禅静修”7。他1936至1937年翻译大乘起信论时，应该便是栖身于此。1937年译毕后，曾向太虚法师请译瑜伽师地论，未果。81938年5月19日逝世。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的英译本收进高氏1938年再版的佛教圣经（A Buddhist Bible）里。二、译经背景（一）中国佛教弘化欧西的理想20世纪20年代，中国佛教厉行改革以自救，外引活水以推陈，与东亚（日本）、东南亚（暹罗、缅甸）、南亚（印度、锡兰）国家的佛教团体相互往来，跟德、法、英等欧洲国家的佛学研究组织也建立有联系，还萌生了佛化世界的理想。其中，有倡导中日联合弘法欧美并参与由日本主导的东亚佛教联合会的，有成立以中国佛教界为主导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并组建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的等等。太虚法师于1928至1929年间还亲至德、法、英、美、日等地，在欧美产生了一定影响。佛化世界的理想也在一部分中国佛教徒那里扎下了根，比如接受过现代世俗大学教育和新派的佛教学社教育的慧道法师。他在1937年时曾说道：（西方受物质文化影响极大）独有佛法超然凌空，非唯不受其影响，寻且补其不足而救济其流弊。故时至今日，欧美先进各国渐加重视，颇有研究而信仰者。虽在萌蘖时代，再历一二十年，势必遍传于西半球。而佛法必为创造世界大同之主者，盖维持世界之和平，联络国际之感情，增进各种民族之友谊，以及提擢万国于平等原则之上，舍佛法外，其孰能兼此巨任耶。9虽然国家内忧外患让弘化事业大受挫折，但深受佛化思想影响之人并没有停止与国外的积极接触。长三角地区的信徒和一些佛教团体还主动发起了译经，如吕碧城居士英译了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用汉语对勘了印度学家H.Kern从梵文英译的普门品；黄茂林居士英译了坛经阿弥陀经十善业道经成唯识论。只是二人的译作主要在南洋华人、长三角欧西人士、希望学英语的国内佛教徒里传播，欧美佛学团体较为熟知的只有坛经，曾多次来函求购。慧道法师是继二人之后的下一位重要译者，他深受佛化新青年运动的影响，有着佛化欧美的理想，不然不会主动请缨赴美，也不会违背“抛弃一切，勿因循空过”10的师命，而志心于译经弘法志业。欧美佛化推行社（1936年成立）中的中坚力量即主要来自20年代佛化运动里的这些先锋人士。前者受运动的影响，一直视弘法欧美为己任，工作重心之一便是组织人员翻译佛经，战后尤甚。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佛教走向世界的理想在中国佛教徒心里生起之后，便一直未灭，国内佛教徒踏上译经这条西方弘法必经之途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至于译什么、该怎么译，作为译出方的中国佛教徒和作为译入方的欧美佛教/学组织却有着不同的认识。高、慧二人的interpretive translation（释译）是高氏在佛教美国化语境里探索出的2023-01内文.indd 322023/2/12 14:09:16法音论坛33权变之路。（二）高智安的佛教美国化尝试禅宗，作为宗教信仰在美国传播是1893年到20世纪初的事情。彼时，欧语佛书以南传居多，大乘很少，禅书更少。除去之前的欧西东方学家、传教士那些多少有些“曲意”的介绍和译经之外，东方禅门为了纠偏和弘法而作的文字努力主要有日僧铃木大拙的介绍性文本和英译的大乘起信论（1900）、楞伽经（1932），中国黄茂林居士主译的坛经（1929）等寥寥几部。但在高智安眼里，仅靠这几部佛典来引领美国慕道者入门实修是远远不够的。高智安，曾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基督教徒，1894至1899年间由美国公理会差会（A.B.C.F.M）派遣，在福州英华书院任教，后返回美国。1919年翻译了道德经，将“道”融入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里。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佛教感兴趣，阅读了一些英语的南传书籍。1928年，他到日本寺庙体验修学了8个月的临济禅，颇不对机，遂转向中国佛教。这期间，他逐渐发展出如下的真理观与实践观：Spiritual Reality（精神实相）是究极真理，涵摄耶教的“上帝、耶稣、爱、逻各斯、万物之源”以及老子的“道”和佛教的“实相、弥勒”（在解释南传佛经时还纳入了“梵”），禅修是领悟此真理的途径。高氏转向佛教后的文字作品比较清楚地记录了他的闻思修历程。1930至1933年间，他曾主办佛教杂志禅：自觉，出版佛之金道：立足禅宗、着眼当代的佛教实修手册、大智自觉：楞伽经佛教圣经：禅宗要典（含楞伽经金刚经心经坛经的释译）、大乘佛教的原理与实修：铃木教授所译大乘起信论释义。上述作品，无论是写作的，还是佛经阐释，主旨都是如何自学、自修。他在修行中或有所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共沾法益，便起了结社的念头。1934至1936年间的作品主旨从自修变成共修，但对教导别人如何禅修并不自信，于是托中国朋友帮忙介绍懂英语的华僧来美领修。1933年底，他受邀到日本参与山边习学主持编撰的佛陀教导（英文）一书。当其得知中国有人推荐赴美华僧，便匆匆来华，敲定了请慧道法师一事。回美后，买地建精舍，逐渐开展结社诸事。除了定期禅会，还拟定了守则佛徒：美国一个佛教同修会的理想与规矩，主办社刊追随佛陀等。1935年初，他来华请慧师，虽被拒独归，但共修还在持续。回美国后出版的道德经和金刚经也围绕禅修这个主旨做了一定改动。到1936年时，同修会难以为继。他将地块捐给了地方政府，重回自修状态，还专程来华向慧师请教楞严经，之后对佛法的理解更加深入，写了修习正念与正定的简易之法，出版了佛教圣经扩充版（1938），依然以实修为纲领调整所译经文。往神契境界里越走越远的他还在1939年再次出版高智安居士高智安编译的佛教圣经（1932 年版）2023-01内文.indd 332023/2/12 14:09:172023年 第01期34了道德经。高氏的闻思修体现着他的美国特色与开拓精神。20世纪20年代，耶教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深植于美国文化，是人们理解佛教时的先见。高智安接受过神学院的专业教育，曾做过传教士，大半辈子都在思考神学问题，正式转向佛教也就只有暮年约十载的光阴，“精神实相”以耶教为底色符合他的认知逻辑。南传佛教进入欧美最早，也最齐备，一部分慕道者更倾向于接受印度学家对原始佛教的历史主义还原，将北传里的一些表述当成神话或迷信。故高氏在编辑译文时有意略去了那些内容，留下他认为方便接引的部分，为之后读者的生信创造可能。彼时罕有既懂禅法也懂如何引导美国人入门的禅僧，眼看着日本禅师在美弘法举步维艰，高氏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美国人需要的佛教是美国化的。他编译佛经便是在为构想中的美国佛教寻找方向，他的混搭式禅修即是一种自我探索。与慧师的合作中，他一直主导着整个翻译事件，确保译经的终极目的东方佛教的本地化能够贯穿始终。三、合力与张力并存的释译（一）根本立场在整个翻译事件里，高、慧二人合作的译经是内因外缘弘法与求法共同作用的结果。慧师作为出家人，对佛经的根本态度是尊重。并且，他身处禅法弘出之地，学的是谛闲法师法嗣宝静法师所传的天台正宗，传达源文（源头文本）的本真之义是为天然目的，体现在翻译理念上便是忠实于源文。译文里那些高氏没有能力处理的地方，处处体现出慧师传达自己受教之经义的努力。而站在求法一端的高氏则有他自己的真理观，并不特别关注禅宗义理，而希望得到的是自己所需求的禅修方法与引领，尤为看重可操作性。受东方学家文本批评的影响，在他眼里，“原经书残缺不全，后人做了许多补缀，多处晦涩难懂”11，因此必须围绕主旨去芜存菁、调整句序，通过翻译编辑赋予原经更强的可读性与指导性。二人有些相互抵牾的立场则由“指导实修”这个根本目的来统筹协调，由翻译项目的设计者、赞助人、润笔、编辑、出版者、推广者高智安来最终裁定。（二）源文选择经藏如海，个人译力不过能取勺饮。慧师1934至1937年间共译了四部佛经、一部道经，选择它们既有慧师的推荐，也有高氏的坚持。童蒙止观和楞严经从未欧译过，高氏之前无从得知，不会主动提出翻译，故而选此两经只可能是慧师的决定。童蒙止观既是智顗大师的著作，又非常契合高氏指导实修的要求，成为首选理所当然。而楞严经解行相资，选译它可能有纠偏立正的意图在。高氏偏重求“行”，至于他的“解”围绕“精神实相”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中国佛教徒并不认可，反而认为高氏需要正解才能正行。宝静法师叮嘱他不要着相，刘因渠居士试图引导他由禅入净，慧师则通过合作译经来潜移默化。楞严经既是台宗极看重的一部经，也是解行兼具，能同时满足二人的需求。事实上，1936年，看不懂楞严经初译稿的高氏还专程来华请教义理，在那之后对佛法的理解比过去要深刻许多。这也算是实现了慧师选译此经的目的。另外三部道德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都是高氏要求的重译，将道德经当作佛经很有争议，但高氏不以为然：“我们无需作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