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SpatialGovernanceOrientedMeasurementofFunctionalCooperationAreainFuzhouMetropolitanArea面向空间治理的福州都市圈功能协作区测度引言随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空间治理”概念的首次提出，国土空间治理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环节[1]。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空间治理的重大任务[2]。如今，我国已进入了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区域发展主体形态的高级阶段[3]。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4]标志着新时代人口将进一步向都市圈地区集中。都市圈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空间单元[5]，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战略目标[6]。然而，目前都市圈的发展中仍存在着功能要素流动受限、行政区经济掣肘等问题。现有的都市圈相关研究多数集中于概念内涵及空间范围界定、空间演化及结构、经济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7]。从都市圈的概念及范围界定来看，世界各国对都市圈划分的标准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上看政府更侧重通勤指标，从人流通勤和货流通勤方面，对都市圈空间进行识别；学术界则强调产业的分工协作和经济的联系程度，更加重视城市功能要素指标。国内外学者主要利用地理、通勤和经济联系三大类标准对都市圈进行界定[8]。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引力模型与经济距离[9,10]、经济势能[11,12]等模型方法。这类方法虽有定量支撑，但不能真实反映信息、物、人流的活动。现如今，大数据的发展为获取真实的要素流动范围提供了机会，有学者运用手机信令数据、腾讯位置大数据等时空数据对都市圈范围进行界定[13-15]，探讨都市圈内人口与功能高度集聚的功能紧密协作的区域。日本国土规划中提到“将促进区域对流”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16]，并且都市圈的本质是由若干个城市组成的，在空间与功能上紧密联系并且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复合体[17]，因而从功能联系上探究都市圈的协作范围，从而剖析其现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和实践中，仍存在着片面强调日常通勤圈、忽略真实的要素流动以及研究方法或数源较为单一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面向空间治理，运用多源数据，以福州都市圈为例，在区县尺度上，通过功能网络、断裂点模型及密度分布三种方式综合测度福州都市圈已形成的人口与功能高度集聚的功能协作区，并将得到的结果与福州都市圈规划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其差异并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县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