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启蒙与平民成士：平民成...—兼论《公冶长》的逻辑结构_姚继东.pdf

书书书基金项目：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作者简介：姚继东（），女，北京人，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学部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中日传统文化研究；沈敏荣（），男，上海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律伦理与经济法（竞争法、公司法）研究。.，学术探索 年 月 ，民间启蒙与平民成士：平民成才的难点与优势 兼论 公冶长 的逻辑结构姚继东，沈敏荣（.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学部，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摘要：置于体系化解释之下，依平民成士的视角，公冶长 的逻辑框架得以显现。从民间社会培养平民成士的基本原则到平民成士的基本特点和认识误区，再到平民成士的难点和优势，再到实现中的重点和难点，再配之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使得 学而 中的教育私学化、为政 中的治理民间化、八佾 中的礼乐日常化、里仁 中的乡里自治化在平民成士中得以体现，民间社会第一次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观（志在天下）、完善的伦理体系（学道爱人）、科学的培养路径（自讼好学），自足的民间社会（民兴于仁）成为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关键词：平民成士；自讼不已；好学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论语 的体系化一直未被高度重视，对 论语 的主流解读长期以非体系化语录体为主，将 论语 作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德治的进言进策，而对于民间社会构建和平民成士指南的巨大作用未被重视，使得民间社会长期以来被政治社会不断吞噬，民间社会不断萎缩。而现代社会则以民间社会为基础，都是以民间社会的意志与选择为基础，强调人民的意志和私人的选择，民间社会的活力是现代社会治理有效性的体现。因此，重视中华民治传统和民间社会的治理对于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一、仁的启蒙：重建民间社会与重振礼乐由于孔子仁学的博大精深，孔子在世时对于仁学就有诸多分歧，因此，孔子殁后，需要将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行整理。以曾子为首的孔子主要弟子和再传弟子，将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行编纂整理，而成 论语。（）由于春秋末年和战国正是百家争鸣时期，各家学说争奇斗艳，思想的争锋异常激烈，如 墨子 中有专门的 非儒 一章，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需要将自身的思想和理论完整地呈现世人，以更多地吸引信徒，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百家争鸣是一个思想的竞争市场，不能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垄断状态来思考当时的场景，当时儒家并未独霸思想的市场，孔子也远未被视为圣人，对儒家采取敌视和打压的力量始终存在，因此，孔子的弟子集整个师门的力量编辑成册的 论语 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纪念孔子、宣扬圣迹，而是为了宣扬自身的思想，能够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即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因此，对于 论语 的理解，需要作体系化的整体性解释，也需要将其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将其作为礼崩乐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来进行理解。（）若是从体系化的整体性视角来解读，论语对民间社会的构建的特点就突出出来了。学而 将当时的贵族的官学转化为不要求身份的平民私学，私学对于民间社会发展的意义尤其巨大，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冲破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改变了学校教育为官府和贵族垄断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将平民子弟延揽其中。（）而且，私学蔚然成风，其影响力并不逊于官学，有专门的教育场所，这就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私学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新的发展，成为支撑民间社会伦理的主要力量。（）“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平王东迁，狭小的洛邑和衰落的王室已然无法支撑起原在镐京的官学体系。孔子创办的私学在当时规模最大、教学内容最充实、教学经验最丰富、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史记孔子世家 （），弟子七十二贤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 （），门徒遍及卫、陈、楚、魏、齐、鲁诸国，使儒学传习辗转，影响扩及夷夏诸邦，孔子仁学对于民间社会的构建和政治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为政 指出孔子以私学改造民间社会，使得没有身份的平民子弟成士由传统的偶然现象，变成一种制度性可控的经常性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使得传统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专注贵族社会而抛弃民间社会的治理之法宣告破产，使得周文王所创导、周公所制定的礼乐所尊崇的牧民、育民的思想无法实现。民间社会与政治社会相脱节是当时贵族礼乐治理的最大问题，如何能够实现民有耻且格的民兴于仁的局面，正是孔子倡导的仁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孔子的仁学指出通过振兴民间私学，使民有耻且格，让孝悌的基本伦理能够在民间社会重建乾坤，“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使得庶民成士成为普遍现象，进而影响政治社会风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由此，孔子仁学为政的始点指向民间社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指由民间社会的重建进而影响政治社会，而非直接进行政治改革。八佾 篇重回周礼之本，即周公制定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即人的普遍启蒙，（）而使文昌、质明，“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之本质，在于共同点亮文与质，使之共同构成人的整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周公制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其本是通过贵族的示范，而使民受教。但春秋之时，贵族僭越礼乐，已然失去“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对民众的教育功能丧失，“食肉者鄙”，礼乐的意义也随之消逝。而礼乐向民间的开放成为了孔子仁学改革的中心，由费的贵族奢侈品转变为简敬的平民日常必需品，由局限于贵族转向全民的开放，从而使礼乐直接由民间社会来传承，真正实现礼乐之邦的真正含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而非通过贵族社会的示范和传承。里仁 直接开启了民间社会直接启蒙的序幕，“里，仁为美”，里为民间社会的最小单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二十五家即为里。仁存在于里，存在于民间社会，这是孔子所要实现的周公制定的礼乐传承的载体。唯有民有耻且格的启蒙，正义、善恶、对错等伦理纲常才能重新建立，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但同时，孔子也指出，在更大规模的民间社会“党”的层次，仁就不存在了，“人之过，各于其党”，可见，“仁为美”的存在，与社会规模的大小有关，既然在 家的党的范围内不存在，更大规模的“千乘之国”的政治社会，要实现仁就更难了，为政以德之政指向政治社会更无法自圆其说了。这也证明了孔子仁学的重点在于民间社会，而非政治社会。以里为基础的民间社会的构建，需要遵循理性原则（视之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经验原则（温故而知新）、内在人格成长原则（君子不器）。由此，建立在私学基础之上，通过开放礼乐，以民间社会振兴为基本使命的仁学复兴计划展现在我们眼前，从而成功地避开贵族社会的无道和堕落，开启民间社会平民成士的自治模式，使得走出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成为可能。平民成士与传统的贵族成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传统的贵族呈现出单一的美德模式，“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因为贵族有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的保障，周公制礼将之视为全民的典范、文明的传承者。而平民成士，没有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的支撑，又有礼崩乐坏社会的挤压，平民成士是窄路险行、逆水行舟，遵循美德具有高昂的生存成本，无法存续于险恶、势利的世俗社会之中。（）因此，平民成士不能完全以美德为载体，而需要“义以为上”，“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平民成士不需要机械、死板地遵循美德，因为在春秋大变动社会，美德与恶行在外表上并无区别，“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好学）单一地遵循美德必然导致祸乱。由此，平民成士的原则由传统的美德中行模式转变为敏行突进的“狂狷模式”，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使得平民成士具有与贵族成才完全不同的特点，平民成士的特点是启蒙不再是从美德正面突破，“好仁者，无以尚之”，而需要从自身的特点、欲望、禀赋出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这些是平民成士的动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吾所好”成为了平民成士的强大动力。正是以此为背景，孔子提出平民成士的系统性方案，这正是 公冶长 的逻辑路径。二、平民成士：民间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 公冶长 的开篇指出本篇的主旨是平民成士，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身份社会之中，“缧绁”（监狱）是平民的专利，对于贵族并不适用。但民间社会的评价标准（以其子妻之）与贵族世俗的“缧绁”标准完全相异，公冶长被世俗贵族标准否定，而在民间社会中，却作为家族的核心成员被承认。此章指出民间社会的“义以为上”复合标准与传统贵族的单一美德标准完全相反。具体而言，平民成士在礼崩乐坏大变动社会之下需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民间社会的平民成士具有独立性，无论是邦有道，还是邦无道，均能够成立，“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只是依据外界环境的不同而作调整。在政治清明时，在 学而 中指出的私学、为政 中指出的民间社会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爱、泛爱众”、八佾 中的民间礼乐、里仁 中的乡里自治是平民“志于道”“敏于行”“据于德”“依于仁”的基础。而在政治社会不清明之时，则需要躲避政治非理性，遁迹于芸芸众生之中，自发展于民间社会。而传统的西周礼乐社会完全依赖于贵族的政治社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当贵族社会忘记了礼乐的使命，沉迷于奢华享乐之时，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就来临了。而要走出礼崩乐坏，不是与贵族主导的政治社会“与虎谋皮”，而是需要着力于礼乐之治的民的本质，另辟蹊径，实现民兴于仁的启蒙，此为仁学主旨。第二，平民成士需要遵循君子群的原则。君子群是承载美德的载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周公创礼，将礼局限于贵族，其意义是在物质匮乏时代，有了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的支撑，贵族以美德为媒介，更容易形成天然君子群，从而给民众很好的示范，淳正社会风气。但至春秋时期，贵族们长期骄奢淫逸，已然忘记礼乐的宗旨和自身的使命，僭越礼乐风行不已，礼崩乐坏司空见惯，贵族已然无法承载社会教化的功能。而平民没有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的支撑，它若要践行美德，则会产生高昂的生存成本，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形成民间的君子群是平民降低生存成本、加大动力的基本前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朋友自远方来”“游必有方”“友士大夫之仁者”“以友辅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这些都说明平民成士需要以君子群作为基础。里仁为美，而非乡党，也正是因为在里的范围内，君子群能够存在，而在党的层面，由于人数众多，君子群就难以形成，因为陌生人间合作的道德成本过高。第三，需与自身的自然属性、兴趣爱好相结合，子贡的成才需要与自身的瑚琏之器相结合。平民成士，没有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的支持，缺少动力，需要从不仁者入手，而无法从好仁者入手，这就决定了平民成士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且，平民成士需要以自身的兴趣、爱好、志向为基础，以此作为自身的动力。此章中的瑚琏之器与 为政 中的“君子不器”需要分别阐释，不可结合。此处讲平民成士的基本原则，而 为政 讲民间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一是理性原则（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二是经验原则（温故而知新），三是关注内在自主人格原则（君子不器），两者言及的重点不同，因此，君子不器是指民间社会治理的原则，而此处的平民的发展必须重视自身的禀赋。.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文中 公冶长 章节序号依杨伯竣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年版。.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谓子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