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廉吏刘东星家世及政绩考略_张献忠.pdf

第44卷第1期Vol.44 No.12023年2月Feb.2023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10-18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科举考试用书与思想文化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BZS009）。作者简介：张献忠（1973-），男，山东平邑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明代廉吏刘东星家世及政绩考略张 献 忠（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摘要：刘东星是明代隆万年间的官员，出生于山西沁水之望族，官至工部尚书。他曾任河漕总督，负责治理河道和漕运事宜，疏浚徐、宿之间运河；开通界首、邵伯之间的漕渠；开凿泇河，为明后期漕运的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体恤民生、致力于灾荒救济，是一位古代少有的廉能官员。关键词：刘东星；家世；政绩；廉能中图分类号：K 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1-0031-06DOI：10.19986/ki.1007-6883.2023.01.006刘东星（1538-1601），字子明，别号晋川，谥庄靖，山西沁水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淡泊俭朴，清正廉洁，系晚明一代廉吏；他关心民瘼，积极妥善地救济灾民；他能力卓绝，勇于任事，在漕运、治河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病死在治河任所。本文在对其家世和宦迹予以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他在救灾、治河和漕运等方面的功绩。一、刘东星的家世及其宦迹（一）刘东星的家世刘东星世代居住在坪上村，其高祖名讳刘载，曾祖父刘文住，祖父刘得保，父亲刘宾。刘得保（1476-1552），字善固，因孙刘东星贵赠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刘得保“生而食贫”，先是以耕种自给，后又经商，“贾行盐铁江淮间”。刘得保乐善好施，“不吝喜贷，予不偿亦不问”。有一子，即刘宾；孙三，东星、东铭、东启；曾孙七，用相、用康、用健、用懋、用俊、用成、用恕。1刘宾（1514-1595），宁尚徵，别号松岩，因子东星贵加封中宪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赠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刘宾“少从师受书，未成去”，后在县衙做管理狱卒的吏员，“狱多宽释狱，讼系中有迢去者，公当故纵，及坐，寻获之得免，自是厌刑名，因输赀得冠带”。在家教子读书，后又“以例除郯城司榷”，即郯城县负责税收的官吏。司榷虽然属于低级的官吏，但却是肥差，然而对刘宾来说，“非其好也”。因此刘东星中举后，刘宾遂解职归家，“少宰成进士，读书中秘，迎公京邸”。刘宾日常生活极其节俭，其到达儿子的官邸后，刘东星饭菜做得比家居时稍微丰盛了一些，结果刘宾“艴然却不御”。在受封吏部右侍郎后，刘宾“淡素自如，食不兼味，衣不垢甚不更”。刘宾还明大义，刘东星因得罪高拱而遭谪蒲城县丞后，刘宾立即写信给刘东星，告诫其不要因为贬谪而怠政，他说：“固知儿有今日，然儿今毋谓谪也而少挫，亦毋谓谪 31县丞也而怠其职”。刘东星官刑部主事时，对一起案件的处理意见与上司相左，其他郎官都附和上司的意见，“诸郎唯唯，少宰独持以为不可”，刘宾知道后说：“是不愧其官，且不愧吾子矣！”与乃父刘得保一样，刘宾也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生平立名义，重然诺，少以赀，市缯江淮间，误多入估人金，立召还义，邻父困鬻所，居立券当徙，公愀然曰：与人邻，而见其老转徙以去，非吾所忍，久之邻父没，乃为其子购别室居焉。性好施，急人之困，计岁入余羡，市粟别贮，以待岁之不易，小歉则平粜，大歉则赈之沁视公贮若外廪，其自奉菲薄，辄自啬惜福，不敢取赢于世”。刘宾有子二，东星、东铭；孙五，用相、用康、用健、用俊、用成；孙女三；曾孙男女各四人。2302明赠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刘公墓碑中载刘得保有一子刘宾，有三孙七曾孙，而这里据明故累封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松岩刘公神道碑 载，刘宾仅有二子五孙，两处记载似相抵牾。笔者猜测刘东启可能由他支过继到刘宾门下，或者本系刘宾子，过继给了其他支系，故明赠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刘公墓碑未载。光绪沁水县志选举志中还有刘东津、刘东郊、刘用行、刘用宽、刘韩孙等，他们应当也是刘东星的族人，其中刘东郊、刘东津为从兄弟，刘东郊为万历七年（1579）岁贡，官襄垣训导；刘东津，万历十三年岁贡，历官河曲训导、三河县教谕；刘用宽，东郊六子，官长子县训导，升陕西镇安县知县；刘韩，刘东津孙，天启辛酉副榜恩贡；刘用行，万历三十三年贡。由此可见，刘东星之家族系当地之望族。从刘东星父祖的经历可以看出，正直清廉、乐善好施、深明大义是坪上刘氏的优良家风。正是父祖的品性和刘氏的优良家风对刘东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晚明造就了一位功勋卓绝的廉吏。（二）刘东星宦迹述略刘东星“生而颖秀，博闻善诵”，十四岁“补弟子员”，嘉靖四十年（1561），“举山西省试第三”，隆庆二年（1568）进士及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读书内馆”。隆庆四年，授兵科给事中，寻转礼科左给事中。给事中虽然仅为从七品，但权责极重，掌握着封还诏敕、抄发章疏、稽查违误以及监察六部、纠弹官吏之责。时逢高拱当国，“宵人附丽，政多失平”，刘东星“将露章弹之”，但消息泄露，结果刘东星于隆庆六年（1572）被贬为蒲城县丞，后又迁卢氏知县。万历元年（1573），“召为刑部主事”，万历五年，“以户部员外郎出为河南佥事”，万历七年，“转陕西参议，以学行推浙江提学副使”，万历十年，“升山东参政，转漕中都”。刘东星母逝，丁内艰，服除，补河南参政，“旋进山东按察使，备兵易州”，万历十七年升湖广右布政使，转左布政使，其间逢李贽在武昌遭人围攻，刘东星给予保护并将其接回府邸“或迎养别院，或偃息官邸，朝夕谈吐，始恨相识之晚”。万历二十年，“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地方”，“其时倭寇朝鲜，王师出讨，宿重兵于天津”，又逢天津等地发生灾荒，刘东星“外画东征便宜，内理荒政”。万历二十一年，“转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寻迁吏部右侍郎”。万历二十三年，改左侍郎。万历二十四年父逝，朝廷赐祭，丁忧，其间，派其子将李贽接至山西沁水，李贽白天“终日闭户读书”，手抄不辍，夜晚就与刘东星切磋学问，并辅导刘东星的儿子刘用相和侄子刘用健读大学 中庸，解答他们的疑问。用相、用健二人还将李贽与刘东星的谈话以及李贽给他们的解疑记录下来，结成明灯道古录一书出版。万历二十六年，起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兼管漕运”，“七省监司长吏，咸受节制”。万历二十七年，晋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二十九年，卒于任所。明神宗遣官谕祭，赠太子少保。天启初，谥庄靖。刘东星历官三十余年，“官皆十六易”3。他本部分主要参考了明神宗实录中有关刘东星任命的内容和于慎行撰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晋川刘公东星行状（载焦竑纂献征录卷五十九，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2509-2511页）。关于这次围攻，李贽认为背后的指使者为耿定向，学术界也大都持此观点。但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这一观点。不过，无论如何，此次李贽遭围攻都与他和耿定向的论战有关，或许是受耿定向的门人指使。（明）刘东星明灯道古录序，（明）顾大韶校李温陵集卷十杂述道古录引附刘晋川道古录首，明万历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32不仅为官清正廉洁，“以俭素自持”，而且能力极强，积极作为，几乎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在救灾和河漕方面更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重点从这两个方面阐述其政绩和贡献。二、刘东星救灾、治河、漕运等方面的政绩考（一）持大体，恤民瘼，致力灾荒救济事宜刘东星为政“持大体，恤民瘼”。他较少计较个人恩怨。虽然他一度由京官被贬到边远之地，但并未因此怠政自弃，而是积极作为，正如当时的于慎行所说：“公虽以内吏左迁，然其为令若丞，躬行节爱，未尝传舍其民，所至奖荐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42509蒲城县志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隆庆六年，以礼科给事中谪邑丞，居恒造就生儒，摄篆有惠政。”他不阿附上峰，如前所述，在官刑部主事时，遇到一起案件，尚书最终判决死罪，其下属也都唯诺附和，唯独刘东星认为证据不足，“力白其冤”，虽然冤者被执行死刑，但不久真相大白，结果尚书和其他郎官皆遭罢官，刘东星因此声望大起。在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地方时，倭寇入侵朝鲜，各路重兵驻守天津，又逢天津、静海、沧州等地遭遇灾荒。刘东星在谋划抗倭方略的同时，积极部署救灾事宜，他上疏朝廷，指出“军民仳离之状最苦”，请“改折蠲，停差次”，并“发德州漕粮二万石分赈，又八万石平籴煮粥给米”，获得朝廷允准，百姓因此得到了及时救济，“官不失直而民赡给”。灾荒之年一般也是盗贼蜂起的时候，当时，受饥荒影响，定州盗起，“聚且千人”，“时议主剿”，刘东星的父亲听闻后，叹曰：“夫且何罪，饥寒逼迫，而以膏锋刃，不亦冤乎?”。或许受父亲的影响，刘东星没有同意主剿，只是“歼其魁若干，余贷不问”，从贼者感戴刘东星的不讨之恩，纷纷散去。由此可见，“歼其魁若干，余贷不问”，2302虽然只是刘东星基于对形势的判断而采取的平叛策略，但实际上体现的却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和理解，是对民生的体恤。刘东星在总理河漕时，“燕赵齐梁灾，流徙满道”，他亲自并号召属下捐俸，设立粥厂，“所活甚众”。他还施行以工代赈，并恩及遭流放或徒刑的罪犯，“又下郡邑诸城旦徒，惟盗窃不免，其他尽令浚河，得以轻重相准，弛其十五六，颇省召募，徒得早脱，所生全亦无算”。诸如此类的事迹还很多，因此于慎行说：“凡公所为福利于民，多此类也！”42510不惟刘东星本人积极致力于灾荒救济事务，其父祖也都曾致力于家乡的慈善事业，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论述。（二）鞠躬尽瘁，致力于河漕事业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再次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所需的粮食基本上都是通过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而从富庶的江南地区运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漕运，运河因此成为明王朝经济和军事的生命线。另外，由于运河河道有的地方需要借助黄河，因此黄河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漕。运河河道的疏浚和修治、漕运的管理以及黄河的治理就成为明朝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对于漕运和黄河治理的重要性，曾任漕运总督的张瀚的两段话可谓一语中的，他说：“漕运乃国家重计，国初自永乐移都北京，军国之需尽仰给于东南。”5158又说：“若夫输运帆樯，必由河道。每岁舟千艘，粮万石，渡江淮以溯黄河。从此浮济入汶，逾沧瀛而连通惠，皆藉停溜疏通。其中设堤岸以束奔腾，建闸坝以时启闭。虽浚凿排瀹，运用赖于人谋；而转徙变迁，缓急难调水性。”5160正是因为漕运和治河在明代的重要性，漕运和河道总督一般都由工部侍郎甚至是尚书兼任。而刘东星是这其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万历二十六年，黄河在单县的黄堌口处决口，河水泛滥，向东南越过徐州，至宿迁县南夺淮入海，导致徐州、宿迁之间近三百里的运道干涸，漕运受阻。刘东星临危受命，先是于该年六月以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兼管漕运，挑起治河与漕运的重担，后又晋升工部尚书，继续负责治河与漕运。在刘东星之（乾隆）蒲城县志卷六职官，第7页。于慎行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晋川刘公东星行状，见焦竑献征录卷五十九，第251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出版。33前，“河漕为两府，漕大臣居淮，主发运；河大臣居济，主疏渠。会有大役，两不相谋，几废成功，朝议合之便，乃总属公，七省监司长吏咸受节制”42510。明实录所说“河漕之有总理，自东星始”，亦是此意。由此亦可见朝廷对刘东星之信任。刘东星也不负众望，从任河漕总督到卒于任所仅三年多的时间里，共做了三项大的工程。1.恢复元朝黄河故道，疏浚徐、宿之间运河刘东星上任后，先是立即投入了实地勘察工作，他“循行河堤，相度便利”，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河和保漕的具体方案。刘东星认为，“漕渠梗塞，其治在标；河流横决，其治在本”，遂确立了标本兼治的原则，决定“两利而并举之”：一是开挖赵渠，恢复元朝时的黄河故道；二是疏浚江苏境内的漕运河道。“赵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贾鲁故道也。行二百余年，嘉靖末北徙”，因此嘉隆年间，潘季驯就曾提议开挖赵渠，“计费四百万，遂止”。刘东星在潘季驯当年所提方案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借助“河决黄垌，稍荡成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