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治世”生境新解——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_赵玉田.pdf

第44卷第1期Vol.44 No.12023年2月Feb.2023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10-15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史视野下的明代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BZS067）；韩山师范学院2020年度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古代史团队”项目。作者简介：赵玉田（1968-），男，吉林通榆人，博士，韩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具体内容见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三卷元明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清）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0-441页。计彤、李傲挺：科学方法论视野中“生命共同体”的创新性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11期。明初“治世”生境新解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赵 玉 田（韩山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潮州521041）摘要：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新时代史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领域，赋予史学新使命。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明初“治世”与生态环境存在“命脉”关系，生态环境状态亦是明初“治世”当然内容，“治世”兴衰过程与生命共同体“命脉”关系同频变化。关键词：生命共同体；明初；治世；生境中图分类号：K 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1-0037-07DOI：10.19986/ki.1007-6883.2023.01.007引论：生命共同体理念与历史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新境界，也为新时代史学创新发展提供新视角、拓展新领域。下文，笔者拟从生命共同体理念维度认识历史研究，进而检视明初“治世”之生态环境，借以重新认识明初“治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建设，为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指明前进方向。1本文认为，史学研究贵在守正创新。生命共同体是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历史存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理念与新视域。（一）新视角：生命状态与“命脉”关系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2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3由此，生命共同体以“生命”为核心，以“共同体”为存在方式，以“命脉”为存在前提和根本关系。生命共同体“命脉”关系是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历史存在，但其存在状态会“时过境迁”。换言之，“命脉”关系其实是生命共同体“生命”37存在状态，是生命共同体史重要内容。若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层面管窥，生命共同体一直游走在“和谐”与“不和谐”之间。因此，生命共同体是史学当然的视角。（二）新领域：生命过程与生命关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生命共同体研究应以“命脉”关系为主要抓手，重视生命共同体“生命过程”研究，重视生命关怀。生命共同体应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尽可能全面把握生命共同体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结构和生命状态；二是通过全面整理和系统检讨历史上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生命共同体生成、发展、演变的生命过程，建构生命共同体基本框架与历史主题；三是科学分析历史上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盛衰一体的共生关系；四是论述生命共同体史学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五是从中华民族生存实践和本土生态文化基质建构中国生命共同体史学。（三）新使命：新时代与新史学生命共同体的历史研究是一种探究历史、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究。因此，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生命共同体“命脉”关系与生命状态为中心，从历史语境和生命环境等维度考察历史上生命共同体形成、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存在形式、生成机制，阐释生命共同体历史内涵与变化规律。可以说，生命共同体理念增添了历史研究新理念、新内容，拓展了史学新空间，有利于新时代史学发展；同时，生命共同体历史研究应充分发挥资政育人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一、明初“图治”经济战略与生态环境明初有“洪永盛世”与“仁宣之治”美誉。史称：洪武时期（1368-1398），“太平三十余年，民安其业，吏称其职，海内殷富”。永乐时期（1403-1424），“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41895洪熙（1425）、宣德（1426-1435）年间，政治稳定，国家繁庶，天下太平。41877与此同时，洪武以来，“治世”另一个侧面，即明代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在“政治力”影响下“重构”，随之畸变、病变。（一）“宵旰图治”与经济战略元末，暴政、灾荒与兵燹横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恶化，天怒人怨，饿殍塞途。其中，北方地区受祸最惨，灾荒连年，兵连祸结，经济衰蔽，社会残破。如时人称：“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5如洪武元年，当时黄河以北由于“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亦称：“中原之地，自有元失政，生民涂炭，死者不可胜计。”开国之际，明太祖“以臻雍熙之治”为治国目标，立纲陈纪，积极作为，渴望开创“治世”，借以佐证明朝“奉天承运”，巩固大明政权。为此，他“宵旰图治，以安生民”。如诏令移民屯田，劝课农桑，加强基层社会建设，重视教化等。其中，明初“图治”，以取财江南、开发中原、屯垦北边为经济战略。明朝在江南征收重赋，始于洪武时期，影响深远。如明初巡视苏、嘉、湖等地官员称：“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1896明太祖忧危积心，“图治”不怠，终成“洪武之治”。明初诸君效法明太祖，勤于政事，接续“图治”，终于成就明初“治世”局面。（二）人与生态环境关系“重构”明初“图治”经济战略以调整区域人地关系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275、卷33、卷118、卷19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如明太祖于洪武元年称：“民堕涂炭十有七年，今天下甫定，光岳之气于焉始复，继今宜各修尔业，厚尔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之治。”（明太祖实录卷34，永乐元年八月已卯，第616页）明朝开发中原、屯垦北边经济相关内容具体见赵玉田著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2-75页、第115-118页。关于明代江南“重赋”事实及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内容见赵玉田著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6-77页内容，此不赘述。38与鼓励垦荒为主线、以复兴农业为直接目标而在全国展开。客观上，“图治”经济战略于初始阶段确实增加了粮食总产量，也造成明初人与生态环境“重构”事实。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强调：“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又，洪武十八年，明太祖称：“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朕极意安抚，数年始苏。”问题在于，建国之初，国用浩繁。如明太祖坦言：“今疆宇虽定，然中原不胜凋敝；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此论其实道出了国家发展战略安排，亦即基于实践的客观事实。洪武时期，朝廷在江南征收赋重，中原之地得以“薄征”，甚至“永不起科”。如洪武三年，明太祖“令以北方府县近城荒地召人开垦，每户十五亩，又给二亩种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洪武十三年，令各处荒闲田地，许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俱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又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6洪武十九年，明太祖有旨：“自今河南民户止令纳原额税粮，其荒闲田地听其开垦自种，有司不得复加科扰。”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诏令：“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明初，“永不起科令”主要在北方实施，旨在恢复经济，藉以“图治”。另则，为解决军队粮食自给问题，明太祖又在全国大兴军屯，以北边军屯规模最大。是时，“边境卫所什三守城，什七屯种；内地卫所，什二守城”。如黄土高原，尤其是“九边”之地，军屯密布，民屯商屯随之，军民漫山遍野开荒。短时间内，区域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但是，滥垦滥伐也加速生态环境恶化进程，进而改变明代黄土高原等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命运”。区域经济发展，因区域自然禀赋不同而有别。明初江南，重赋与移民异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明初中原与塞北，鼓励垦荒与移民迁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无疑，这是人地关系调整之举，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安排。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新建构。换言之，明初“图治”经济战略实践实则重新“建构”原本“自然”状态生命共同体的“命脉”关系。事实上，明太祖关于经济发展区域性“战略”安排，直接造成各区域经济功能变化，区域生态环境状态亦随之发生变化，区域生命共同体“命脉”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治世”：生命共同体“生命”状态史称：“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上下交足，军民胥裕。”41877其实，这种“描述”仅为明初“治世”一个侧面。客观说来，明初“治世”还有另一个侧面，即生境与生命共同体样态。从生境而言，“治世”是生命共同体一种“生命”状态，生命共同体“生命”状态也是明初“治世”应有之意。概要说来，明初生命共同体“生命”状态可分为“北方型”、“江南型”和“塞北型”。（一）“北方型”：水利缺失，徭役繁重，“命脉”在天明初，北方本为生态脆弱之区，因大规模滥垦滥伐，加之农田水利建设缺失，农民基本靠天吃饭。随着大自然疯狂报复，生命共同体“命脉”恶化。史称，明初“北方地土平夷广衍，中间大半泻卤瘠薄之地、葭苇沮洳之场，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数日之雨，即成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祖宗列圣盖有见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许额外丈量之禁”。72017又如威县，“地土自国初承胡元之乱，积兵火之余，类皆荒弃不治，兼以沙碱不堪。永乐间，募民尽力开种，并不计亩起科”。再如“彰德、怀庆、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37、卷176、卷40、卷178，卷2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见明宣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嘉靖威县志，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39河南、南阳、汝宁五府山多水漫，卫辉一府沙碱过半，军民税粮之外，仅可养生。开封一府，地虽平旷，然河决无时。洪武间，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税外，荒地许民耕种，永不起科”。7824同时，明朝又组织军屯、商屯、民屯等。一个基本事实，即明代北方农业对水利依赖程度高。如华北平原，黄河、淮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干河、胶莱河等流经其境，水势恣意，水利失修成常态，水患频发亦呈常态，农业环境恶化，农民靠天吃饭，生命共同体“命脉”也就是听天由命了。至弘治年间，“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及河南开封、怀庆等府曰：各因大水河溢或冲为深涧或盖压平沙，否者又多硝碱，绝无收获”。万历（1573-1620）初，官员王道成亦称：“国初以来，一切圩岸、陂塘之属，尽皆荒圯。年复一年，水利大坏。一遇旱潦，坐而待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根基。生态环境恶化，生命共同体随之恶化，人类伤害大自然其实就是伤害自己。明初，由于人们滥垦滥伐，“换来”大自然“疯狂报复”。如林金树据明实录 所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正统十二年（1447）的 22 次流民事件统计，这一时期，山东、山西、北直隶、河南、陕西等处已复业和“累招不还”逃移之民约898 673户，约有4 493365 人。8又如，正统五年，时人称：“山西平定、苛岚、朔、代等州，寿阳、静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