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中的种族意象：塑造过程、呈现方式及影响_王聪悦.pdf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3 年第 1 期美国外交中的种族意象:塑造过程、呈现方式及影响*王聪悦 内容提要作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载体，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受到种族思维惯性的左右，对内表现为决策层与外事团队的多元性失衡，对外则体现在对具有异质种族或文明特性的国家难掩外交偏见。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美国进一步把公共卫生治理困局转化为强调“他者威胁”的外交言行，与国内排亚(亚裔)、仇黑(非裔)、反犹(犹太裔)、拒拉(拉美裔)等情绪相呼应。尽管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旨在修复美国的海外领导力、重树移民国家形象，但鉴于种族主义在美国外交史中的长期发展，种族秩序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同构基础和相似逻辑，加之新冠疫情诱发的现实困境持续扰动着美国社会的理性思维，其国际观中的种族意象投射愈加清晰，对美国软实力传播和其“民主灯塔”形象构成了负面影响。关 键 词美国外交政策种族意象新冠疫情美国虽然是世界上首个民主宪政制国家，但也隐含着种族主义国家特性。早在南北战争前，种族意象(racial imagery)便已融入南方州对外部事务的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该国的外交轨迹。然而一是囿于种族议题的国内属性更为突出;二是随着外事人员的加速职业化，外交政策专家讨论国内问题被认为是不合规则之举;三是种族因素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工具性较强，随时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而“变身”，因此种族议题未能获得学界的充分关注。本文认为，无论何人、何政党主政，潜藏于美国文化内核中的种族化对其外交立场、人事安排与战略决策的塑造力始终存在，*本文系2020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美国移民问题及特朗普移民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0YQNQD00137)的阶段性成果。Julie Novkov，“ethinking ace in American Politics”，inPolitical esearch Quarterly，Vol61，No4，2008，p651 Michael H Hunt，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51 Judd Devermont，“The Legacy of American acism at Home andAbroad”，https:/www csis org/analysis/legacy american racism home and abroad而新冠疫情所负载的“外来者威胁”恰恰同美国751DOI:10.16502/ki.11-3404/d.2023.01.018的这一特性产生共振，不利于其重塑所谓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一、种族意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形塑美国外交暗含两种传统:倡导自由国际主义的麦迪逊/杰斐逊传统和指向大众帝国主义(popular imperialism)及单边军国主义的杰克逊传统。尽管二者对美国身份认同、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的理解各执一端，在国内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也不尽相同，但却共享“美国例外论”内核，即宣扬美国自身条件优越，地位高于其他国家，并试图用美式文明标准改造世界。迈克尔亨特就此认为，美国论及非西方国家及“野蛮与文明”时，存在种族主义/东方主义二分法。该观念在杰克逊传统中得到固化，对内表现为强烈的白人自豪感和对其他种族的另眼相待，对外衍生为一贯指导美国海外行为的文明使命观。换言之，表面看来种族因素因其国内敏感性而被刻意回避，但美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依然奉行高低有别和异性排斥的准则，种族因素由此左右着美国对外交往的根本看法和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层解读。(一)种族意象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在关联种族意象之所以能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四大主题 独立、领土扩张、对国家命运的信念和商业拓展全面适配，并在其中保持韧性和力度，与如下三重理论推演密不可分。第一，种族秩序与美国内政的同构性。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一套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把资本主导的既有政治秩序固定下来。这便意味着所谓建立在普遍平等的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民主，很难脱离资本的社会属性而单独存在。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依据财产占有量的多寡形成不同阶层;另一方面，财富与社会主导权在制度性因素的诱导下继续向社会顶层集聚。有史以来，美国的种族秩序始终在“白人至上主义秩序”与“平等主义改革秩序”之间作周期性摇摆，无论谁占上风，白人最优、黑人垫底、亚裔和拉美裔居中的种族等级难以撼动。而白人恰恰凭借社会生物学优势，通过给其他族裔划分等级并决定其社会地位、资源和发展机会来行使统治权力。可以说，种族主义底色与资本主义立国之间是相互适应的，对此鲁斯威尔逊吉尔摩认为:“即便是官方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其目的也在于巩固而非消解种族作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力量”。具体而言，美国选择的政治道路与种族秩序之间的衔接点有三个:一是美国政治制度历史便是围绕如何控制少数族裔、完成对次等族裔人口的同化、对不同族裔劳动力采取差异化管理、维护有利于协调种族关系的地方自治乃至架构国际种族政治议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二是囿于财富和血统的系统性分层，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缺乏整体性;三是许多被认为与种族无直接关联的国内议题，如公共卫生、环境和社会援助政策等，若脱离种族语境均无法得到正确和充分的诠释。第二，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生态的双轨接续。国际关系学者有关外交与内政关系的论述大体呈现两支:一支侧重于研究国内状况、政策的外溢。例如卡尔多伊奇与厄恩斯特哈斯强调各国政党与利益集团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格雷厄姆艾利森也认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叠加效应构851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77，p64onald Oourke，“U S ole in the World:Background andIssues for Congress”，CS eport，44891，Jan19，2021，p 1Walter ussell Mead，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Taylor FrancisGroup，2009，p218Taesuh Cha，“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Exceptional Identities:A Three tier Model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in USForeign Policy”，in Europe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elations，Vol21，Iss 4，2015，p743刘晨光 人民、国家与政党:中美政治发展道路比较，载于东方学刊 2019 年第 3 期。Desmond S King and ogers M Smith，“acial Orders in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eview，Vol99，No1，2005，p75Myrtle P Bell，DennisMarquardtandDaphneP Berry，“Diversity，Immigration，and the New American Multi racialHierarchy”，i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Vol 29，No3，2014，p285uth Wilson Gilmore，“Abolition Geography and the Problem ofInnocence”，in Gay Theresa Johnson and Alex Lubin(eds)，FuturesofBlackadicalism，NewYork:Verso，2017，pp225 226Karl W Deutsch 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in the North AtlanticAre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intheLightofHistoricalExperi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ErnstB 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Forces，1950 195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成了国际关系。另一支则强调内政和外交之间的互构关系，如罗伯特帕特南提出“双层博弈模型”，认为关于国家利益诉求的国内争议无法避免，故而核心决策者始终在国内国际两个棋盘上进行协调。鉴于美国致力于向外输出“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打造所谓全球民主样板和价值观领袖角色，其内政外交“粘性”更为突出。由此推导可知，随着种族因素在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民主健康状况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鸿沟中色彩渐浓，该意象亦左右着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并对其软实力塑造、联盟政策和大战略规划产生深远影响。第三，种族分野与外交政策的相似逻辑。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称:“外交政策是一国向世界展示的面孔，其目标均为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设计和实施方式受国家独特性的支配。”美国的独特性之一便是围绕“尊奉盎格鲁”理论(Anglo Conforming)形成所谓自我他者的对立，由不断定义假想敌保持“散装”美国的内聚力及身份认同，实现其内外战略的自我平衡。这里的他者，对内系居于白人身份之下的少数族裔，对外则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足够强大并对美国的安全形成明确威胁”的国家。另外，种族等级观念和文明冲突论为广大中下层白人选民提供了一套理解国际关系的注脚，易于他们进行横向类比和产生历史共情，由此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们在制定或解读对外政策时迎合民意的默认选项。更重要的是，顺利运用此模式的先决条件即美国经济相对优势稳定、代际收入弹性良好，且保有他国无法超越的绝对优势。因为无论在国内抑或外交场景，种族意象都旨在利用文化正义党同伐异。实现文化正义的策略是肯定乃至放大某个群体的特殊性及诉求，追求经济正义的路径则与此相反，力求通过再分配缩小群体差异。所以当美国需要同时调和文化不正义和经济不正义时，二者必然呈现冲突。当前美国经济欠佳，继续援引“种族意象假想敌设定”或将进一步削弱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同时以国际形象的折损作为代偿。(二)内嵌于美国外交史中的种族意象对照美国黑白矛盾激烈交锋的重大历史时刻，则更能印证种族意象贯穿美国内外政策的持久性。奴隶制与重建时期，占据优势的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这种前现代商业模式阻碍了资本主义自由劳动体系的建立，并与西方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相脱离。所以，与其说南北战争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打破了以家长制为名的黑白关系，不如说是工业资本主义战胜了奴隶制庄园经济，成为美国经济形态的主体。相应地，该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亦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通过提出门罗宣言，向欧洲宣扬美洲的独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划定了自身的排斥性地缘势力范围，明确了旨在扩张本国生存空间的进攻性帝国主义原则。民权运动与冷战时期，以黑人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及美苏分庭抗礼为时代背景。从 1957 年的小石城危机到 1962 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西西比大学的入学风波，美国种族矛盾显著升级，黑人反歧视、求平等的斗争向世界全面揭露了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不堪。出于危机公关和两大阵营对垒需要，美国把种族矛盾解释为民主制度的天然产物，声称1964 年民权法 1965 年选举权法 1968 年公平住房法 等一系列民权法案系民主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试图以此缓解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是否真正站在欧洲殖民主义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