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宗祖庭青龙寺早期历史若干考证_释宽旭.pdf

2023年 第01期20文化考索6论文中，除对青龙寺创建与历史沿革、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介绍之外，还罗列出9位唐代青龙寺僧人及45篇唐代咏青龙寺诗文。近年来，青龙寺遗址发掘与重建的情况也一直被日本学者关注，可见于爱宕元日中密教交流，其文被收入密教中国密教7的第四章中。青龙寺与西明寺中也对青龙寺历史概况进行了较为简洁、明确的叙述：青龙寺，本隋灵感寺，建于开皇二年（582）至武德四年（621）废。龙朔二年（662），城阳公主复奏立为“观音寺”。睿宗景云二年（711），又改为青龙寺。直至会昌五年（845），再度被废，改为皇家内苑。翌年复立，改称护国寺。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又恢复青龙寺本名，从此渐衰明万历年间（1573-1620），青龙寺已不见于史籍的记述，可知寺已废弃。8此外，通贤发表的唐代长安青龙寺中土沙门群体考述9一文则重点考证了青龙寺的僧人群体，作者利用大量佛教史料文献，针对唐代青龙寺中土僧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可弥补当前研究中对青龙寺历史人物考据的一些不足。然而，上述先行研究中，皆未对青龙寺在景云二年（711）之前的情况进行详细考证。笔者试图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若干考辨。青龙寺，不仅是汉传佛教密宗祖庭，也是日本真言宗的发源地，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留存下来多篇与之相关的诗作，为国内外史学、文学、考古学和佛教学学者所关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青龙寺遗址的考辨热潮，有中国范成法师及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常盘大定、桑原骘藏、加地哲定等人撰文讨论。因受嘉庆咸宁县志记载1及祭台村石佛寺出土碑刻2影响，其探讨内容多围绕石佛寺寺址与青龙寺旧址的关系。加地哲定曾于1925年在石佛寺殿堂南壁题词，中有“该寺是青龙寺之故址”句，其后于1939年发表长安青龙寺遗迹就论文否定此说，认为青龙寺遗址当在石佛寺附近，并指出前述碑刻内容的多处错误。上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龙寺遗址进行多次探查、发掘，其范围得以基本确定。具体考古经过、出土遗迹以及遗物详细记载于青龙寺与西明寺。31997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将青龙寺西院移交佛教界管理，从此僧人正式入住，恢复宗教活动。目前有关青龙寺历史沿革考证的著作有畅耀编著青龙寺4及魏燕著青龙寺5，两书皆对唐代密宗传播、青龙寺考古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后者还着重介绍了青龙寺空海纪念碑及惠果空海纪念堂之设计、建设的前后经过。景亚鹂、姚益龙联合发表的西安青龙寺历史密宗祖庭青龙寺早期历史若干考证 释宽旭2023-01内文.indd 202023/2/12 14:09:13DOI:10.16805/ki.11-1671/b.2023.0016法音论坛21一、灵感寺初建缘起基于目前的青龙寺研究，已能确定灵感寺建立的原因跟隋初大兴城的修建有直接关系。其主要文献依据为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次南新昌坊，南门之东青龙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二年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至武德四年废。10由此可知，隋王朝建立初期曾计划将都城从原有的西汉长安城迁往大兴城，大兴城修建之际需将新址处的陵冢墓坟迁葬至郊野，为祭祀这些亡人从而建起灵感寺。这一说法刚好与北史之隋高祖条“二年秋七月癸巳，诏新置都处坟墓，令悉迁葬设祭，仍给人功；无主者，命官为殡葬”11中所记迁葬事件的时间及原因吻合。及至元代，昙噩在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中提及灵感寺，亦称其为“诸陵园冢墓香火主也”。长安志所记内容虽已得到肯定，但这并非有关灵感寺建设缘起的最早记载。依现有资料应可追溯至遇荣（11世纪初左右）集仁王经疏法衡钞（以下略称法衡钞）中所引青龙寺记的一段佚文：青龙寺在长安城东南隅也。青龙寺记云：昔隋朝时创置长安，以于城南本是战场，聚骨于此。帝曰：以此处是国家青龙之首，多诸坟墓。有子孙亲戚者，令移葬之其中；无亲戚者，官与移之。去城东南约七里余，穿坑埋之。后有鬼哭之声，有司闻奏。有敕令于埋骨之处与置其寺，号灵感焉。法衡钞是解读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的注释书。遇荣在解释作者良贲之“青龙寺翻经沙门”身份的时候，首先引用青龙寺记以说明青龙寺的情况。其中提及隋文帝先是诏令移葬，选墓址于皇城东南约七里处，后相关部门上奏“有鬼哭之声”，于是皇帝敕令置灵感寺。这比长安志中的叙述更为详细。青龙寺记作者及成文年代无法细考，且遇荣所处时代目前一般认为是唐代。如，卍续藏经所收法衡钞中就将作者题为“唐遇荣”；日本学者船山彻曾推测他是义净之后的人12；佐藤厚虽对唐代一说提出过疑问，可惜没有进一步探讨。13笔者从北宋景祐四年（1037）吕夷简、宋绶等编修景祐新修法宝录得知，遇荣曾参与惟净、法护译场，担任佛说身毛喜竖经佛说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大乘中观释论的“证义”，以及金色童子因缘经的“缀文”；天圣九年（1031），惟净、法护二人在为宋仁宗御制三宝赞作注解时，也曾请遇荣担任“证义”一职。14又据景祐新修法宝录记载，天圣元年（1023）十二月，宋仁宗曾“赐证义沙门遇荣、法凝、绍源紫衣”。遇 荣 本 人 的 著 作 记 载 于 高 丽 僧 义 天（1055-1101）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的有法衡钞盂兰盆经钞15无常经疏直释义记梵网经律灯钞16。此外，据明代密藏编藏逸经书标目所记，遇荣很可能还写过一部地藏经孝衡疏钞。其著作对后世颇有影响，与咸梵网菩萨戒经疏注中曾多次引用遇荣梵网经律灯钞的内容；袾宏述楞严经摸象记中也引用过其盂兰盆经钞的内容。17由此可知，遇荣不仅参与过宋代译经事业，同时还担任过译场“证义”，其著作广泛涉及佛教的经、律、论；这与法衡钞题下所记遇荣之“译经证义讲经律论广演大师”的身份相符。再者，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应是遇荣最为活跃的时期，法衡钞2023-01内文.indd 212023/2/12 14:09:132023年 第01期22很可能在此时或前后著成。青龙寺记的成文时间在法衡钞之前，更早于1076年成书的长安志。二、隋代灵感寺的僧人佛教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至七年间（574-578）遭受了严重打击，隋王朝建立后则一改前朝政策，除度僧、造寺、建塔及僧官制度外，在提倡佛教义学发展方面也颇有建树，即以长安为中心，由官方设置佛学研究、教育机构，建立了“五众”和“二十五众”的传教系统。18每众则立一“众主”，领导门下弟子“晓夜教习”19。如今可考的有：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等人。20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应诏进京的僧团领袖，他们都会参与到经典翻译、教理研讨、僧才教育以及舍利分送等国家政策支持下的佛教事业之中。如今虽不能确定参与这些团体的僧人总数，想来也是蔚为可观。如开皇七年（587）曾诏令六位大德入关，其中从洛阳出发的慧远一人就带领了二百余位弟子进入京城。故推测仅此一道诏令就可能让大兴城迎来了千余位僧人居住，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僧众会被分别安置到城内各所寺院居住。据唐韦述撰两京新记载，隋文帝初移都时曾向城内颁发了一百枚寺额，长安志则记为一百二十枚。王亚荣曾撰隋大兴城佛寺考，考察所得隋代大兴城内佛寺有116座21；介永强隋大兴城佛寺考拾遗中又增补12座22，合计已超出长安志所记数量。再辅以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可知，位于隋代大兴城新昌坊的寺院仅有“灵感寺”一座。23推测隋代灵感寺就算是没有迎来“五众主”，或是“二十五众主”高僧的住持，也一定会有其门人在寺内研习佛法。赞宁撰宋高僧传“义解篇”中收录了著名佛教史学家、文献学家道世的本传，有关他出家前后的记载如下：释道世，字玄恽，姓韩氏，厥先伊阙人也。祖代因官为京兆人焉。生且渥润，渐而聪敏，俄厌众沙，思参救蚁。二亲钟爱，遏绝其请，久而遂心。时年十二，于青龙寺出家，从执德瓶，止临欣鉴，律宗研覈，书籍钻寻，特慕上乘，融明实性。于时籍甚，三辅钦归。24道世法师俗姓韩，字玄恽，原籍伊阙（今河南洛阳南），祖代因官徙居长安，年12岁时于长安青龙寺出家为沙弥。宋高僧传虽未列出其剃度师姓名，但可依“从执德瓶”句推测他是一位戒律学者。此句似是一语双关，“执瓶”为沙弥奉侍师长的礼节25，“德瓶”1984 年 9 月 8 日，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赵朴初会长、日本真言宗宗务总长阿部野龙正长老出席剪彩2023-01内文.indd 222023/2/12 14:09:14法音论坛23又比喻持戒清净26。这也就意味着道世初出家时曾在“青龙寺”追随一位戒律学高僧学习。此外，道世的卒年也并非宋高僧传所说之“未测其终”，在南宋祖琇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等佛教史书中可见“弘道元年（683）”的记载。27吴福秀曾依律苑僧宝传所记道世与道宣二人于大业十一年（615）“同从弘福智首和尚受具足戒”一事考证，道世的生年当在596年之前。28由此可知，道世出家应不晚于607年（隋大业三年），宋高僧传所说“青龙寺”应属“灵感寺”之误记。29目前，有关道世生平的研究成果有，川口义照経録研究法苑珠林：道世30、陈昱珍道世与法苑珠林31、吴秀福法苑珠林分类思想研究、王侃唐沙门释道世生平考述32等。基于上述研究可对道世出家之后的事迹作以下梳理。道世起初在灵感寺依师学律，后于615年在智首律师座下求受具足戒。620至640年期间居于长安弘法寺，此间曾向静琳禅师及玄琬律师问学，并著有毗尼讨要三卷。其时已名镇“三辅”33，因而选入玄奘译场“五十大德”。再到显庆三年（658）西明寺建成后，受召前往居住，直至圆寂。在西明寺的25年内，不仅辅助道宣律师弘法，且著述不辍。其著作约有18部216卷34，今存法苑珠林诸经要集毗尼讨要三部。尤以类书法苑珠林最为著名，向来被视作佛教大百科全书。若论及佛教各派义学，道世一生则主要以钻研律学为主，且自身持戒严谨，为一代律师之楷模。上述所言道世之师长“智首、玄琬、静琳”以及同门师兄“道宣”等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静琳曾请智首弘扬四分律，玄琬也曾辅助智首弘扬律学。玄琬的师父正是前文所述“五众主”之一的讲律众主洪遵，他跟智首的师承可共溯至四分律宗草创之祖慧光。并且，玄琬、静琳二人还共同发愿受持达摩笈多三藏于大业初年翻译的千转陀罗尼神咒35，常率领各自门徒前往大庄严寺昙伦禅师处受法。36这样看来，道世参学过的诸位师长多倾心于“四分律学”，且相互交好。据此推测，他于灵感寺最初剃度时所依止的律师很可能也隶属于研习、弘扬四分律的学派，为“五众”之“讲律众”的一员。三、武德四年废寺的原因灵感寺在唐武德四年（621）时被废除寺额，究其主要原因，应是受到隋炀帝在位时所立“融并佛寺”政令的影响。有关“融并佛寺”的历史情况可见如下记载：大业五年，“僧不满五十人者废之”。此（法门）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37开皇初元，（洪满）变俗从道，住救度寺。大业融并，入居法海。（道宣续高僧传洪满传）38至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坏者，藏师并更修补，造堂安置。（道世法苑珠林法藏传）39（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僧量留，馀并毁拆诏下而不行。（志磐佛祖统纪）40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唐高宗麟德、乾封年间（664-668）编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续高僧传法苑珠林，以及南宋时编佛祖统纪中皆有“大业融并”一事的相关记载，但前三书之可信程度要远高于后者。所2023-01内文.indd 232023/2/12 14:09:142023年 第01期24谓“融并”，是指寺院相互之间的融合与兼并，非佛祖统纪所言之“毁拆”；且诏令下达之后确有执行，非“诏下而不行”。如，扶风法门寺僧被并入京城之居德坊宝昌寺，但其原址上的寺、塔仍得以保留；位于醴泉坊的救度寺僧则被并入隆政坊法海寺中，等等。达到融并条件的寺院为“僧不满五十人者”，这跟七年前即开皇十四年（594）时“一僧已上，皆听给额”41的情况已大为不同。融并佛寺始于大业五年（609），两年后在大兴城内达到高峰，那年一同被废除寺额的京城宝刹可考者约有22所；另，约有14所寺院于隋大业至唐武德年间（605-626）废，无法考证其确切时间42，并且此情况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时期。史学家在探讨融并佛寺活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