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布木格”的传承_郝延省.pdf

体育科技2022 年（第 43 卷）第 6 期116蒙古族“布木格”的传承蒙古族“布木格”的传承郝延省（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33Cultural Inheritance of Mongolian Sporting Game“Bu Mu Ge”HAO Yansheng(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Tongliao 028000,Inner Mongolia,China)摘要：“布木格”脱胎于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是独具游牧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布木格”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原蹴鞠、捶丸的影响，历经清代满、蒙民族文化交融的洗礼，民国蹴球运动的助推，新中国的长足进步，发展成为规则明确、赛制规范的蒙古族传统体育比赛项目，在我国北方民族体育文化历史长河中，绽放出特有的文化风采。关键词：蒙古族；“布木格”；兴起；传承与发展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元明清及民国蒙古族中外体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TY042）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郝延省（1963），教授，研究方向：蒙古族体育史。“布木格”又称“奔木格”，为蒙古语，汉语语义指“球”，牧民俗称行头、青头、熊头等，类似于现代足球，是蒙古族流传久远的一项传统球类活动，赋有“草原足球”的美誉。通常，“布木格”分硬行头和软行头两种：比赛硬行头时使用的器具是石球，亦即现代蹴球运动的前身；在软行头竞技时，球具一般用牛或羊的膀胱充气制成内胆，然后扎住膀胱口，在外面缝上羊皮套制成。发展到清代以后，“布木格”渐渐演变为软行头的代称，并发展成为一项传统体育项目，融入蒙古族体育文化体系。从文化意义上看，“布木格”这项球类活动，与蒙古族长期牧养牛、羊等牲畜的游牧生产以及狩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孕育和脱胎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是蒙古先民健身、休闲智慧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布木格”的产生与发展，一定程度展现了蒙古族体育独特的游牧文化风貌，彰显了“粗犷豪放、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为蒙古族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体育发展做出了特有贡献。1“布木格”的兴起1“布木格”的兴起众所周知，蒙古族发源和崛起于蒙古高原，依赖“今日留、明日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蒙古族体育植根草原，依托游牧生产方式，深受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欧亚体育、中原农耕民族体育文化不断相交、相融的影响，创造和形成了独具游牧文化特色的体育文化体系，树立了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体育发展，为中华传统体育“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以来的蒙古族，在长期游牧生产生活中，一直蓄养“五畜”，即山羊、绵羊、牛、马、骆驼。通常情况下，牧民们在秋冬两季进行大规模围猎之时，“食肉寝皮”，以猎获的猎物为主要肉食，食尽禽兽之肉后才开始食用羊肉、牛肉，不到万不得已很少宰杀马和骆驼。正因为“食肉饮酪”的生活方式，牧民们经常宰杀野获的禽兽和牛、羊等，每当宰杀这些大型动物时，大人们都习惯地把熊、狼、牛、羊等的膀胱取出来，洗净充气后供儿童玩耍，故此形成了“布木格”雏形。随着游牧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儿童游戏逐渐开始受到成人们的关注，于是牧民们便在这些大型野兽、牲畜的膀胱外面开始罩上柔软的羊皮，用针线缝制好后进行游戏，逐渐成为大人们经常开展的一项球类活动。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介绍：“布木格，又称踢行头，是蒙古族流传久远的一项娱乐活动。行头是用牛或羊的膀胱制成的。把它吹成球形，用脚背踢着玩。踢行头花样很多：单脚踢、双脚交叉踢、跳着脚跟踢等等，类似踢毽子。用膀胱做的行头重量轻，准确性差，又容易破，后来改用皮子缝制成行头，里边塞上牛毛之类的东西。”1从这里不难看出，“布木格”孕育和产生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食肉寝皮”的狩猎生产实践，是游牧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2“布木格”的传承2“布木格”的传承2.1 元代蹴鞠、捶丸的空前发展，为蒙古族体育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蒙古族问鼎中原后，蒙古族体育开始面对内涵丰富、形式多彩、体系庞大的农耕体育文化时，蒙古族体育开始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汲取中原体育农耕体育文化营养，使蒙古族体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在元世祖忽必烈“改漠北旧俗，行中国事”的政治主张下，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赛龙舟、蹴鞠、捶丸、秋千等中原体育内容逐步为蒙古贵族所认知、接纳，出现了农耕体育文化、游牧体育文化深度交融的局面。2在中原成熟的蹴鞠、捶丸等球类活动大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尤其是蹴鞠与捶丸赛制规范化、运动普及化发展，对蒙古族各种传统球类活动，诸如“布木格”、“唠唠球”等球类活动规范化、制度化进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蒙古族体育开始“渐染汉俗”。正如文化学者张岱年先生所言，“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进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3首先，进入元代，蹴鞠很快为蒙古贵族接受，在宫廷开展起来，元史载，“武宗入上都，加阿沙不花特进、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近臣蹴鞠帝前，帝即命出钞十五万贯赐之。阿沙不花顿首言曰：以蹴鞠而受上赏，则奇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臣死不敢奉诏。乃止。”4不仅如此，元代开始出现了女子职业蹴鞠手，蹴鞠呈现职业化发展趋势。诗人萨都剌南吕一枝花妓女蹴鞠中云：“红香脸衬霞，玉润钗横燕。月弯眉敛翠，云亸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43，NO.6.2022DOI:10.14038/ki.tykj.2022.06.012体育科技2022 年（第 43 卷）第 6 期117鬓堆蝉，绝色婵娟。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受用尽绿窗前饭饱茶余，拣择下粉墙内华阴日转。”5曲中记载了元代职业女选手蹴鞠的装扮，以及突出的踢球技能。这里“妓女蹴鞠”中的“妓女”专指身怀蹴鞠技艺的职业女子，而非歌楼妓院的女人。曲中交代，女子们放歌、舞蹈、花前饮宴，宴会中蹴鞠女子纷纷下场蹴鞠，一会踢出了“齐云天下圆”，一会又献上了“华阴日转”等高难动作，女蹴鞠手技能出色，你强我不让，在粉红色的墙内大家直争得日落月满，让人眼花缭乱。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元代鞠球开始出现充气式的内胆球体，并且用白色的皮囊做外皮，密闭制成，诗人张可久对此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元气初包混沌，皮囊白喜囫囵。闭田地著此身，绝世虑萦方寸，圆满也不必烦人。一脚腾空上紫云，强似向红尘乱滚。”5可见，元代蹴鞠在宋代基础上无论在蹴鞠的球具、技艺还是在社会普及程度等均达到了又一次发展高峰，对于农耕体育、游牧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元代伊始，捶丸这项运动发展空前繁盛，诞生了继汉代蹴鞠二十五篇 之后又一本古代体育专门著作丸经。丸经是一部比较全面的捶丸古代体育教程：一是明确提出球场比赛道德规范，“捶丸之制，先习家风，后学体面”6；二是在场地选择与建设方面，场地应选择在宽阔、土壤干湿适宜、软硬适度的地方，地形应具备凹凸、险峻、障碍、上下坡等特点；三是丸球选材要“赘木为丸，乃坚乃久。无窦为劣，轻重欲称”6；四是只可使用三种球棒即“朴棒、杓棒、撺棒”进行比赛；五是竞赛方式分为团体赛“大会、中会、小会、一朋”6以及个人赛，按总得分多少进行排名；六是制定了详细的犯规处罚方法等。总之，丸经无论在场地建设、器材制作，还是在规则、赛制，以及技术、技法、比赛处罚、球场道德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实现了捶丸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开启了古代捶丸运动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树立了古代捶丸乃至球类运动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里程碑。综上，在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环境下，元代蹴鞠、捶丸等球类活动的空前发展，特别是比赛规则、制度的日臻完善，对于蒙古族传统球类活动的规范化发展产生了客观、深远的影响，为蒙古族体育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2.2 清代“冰上踢行头”的盛行，扩大了“布木格”的社会影响当历史时针走到清代，随着蒙、满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蒙古族“布木格”与满族盛行的冰嬉运动日渐融合，发展演绎出新的“布木格”形式冰上踢行头（前文所说的“软行头”），在清朝宫廷内外广为开展，满洲老档秘录载：“乙丑年正月初二日，上率众福晋、八旗蒙古诸贝勒及其福晋、诸汉官员及其妻等，御太子河冰上踢行头。诸贝勒率随侍人等踢行头二次，上与众福晋御冰之中央命与两旁约地赛跑，先至者以金银为赏。初，一等每分银二十两，二等每分银十两，置银十八分使汉官员之妻等赛跑往取落，后者十八人每人亦赏银三两。次，每分二十两，置银八分使蒙古小台吉之妻往取落，后者八人每人亦赏银十两。次，每分银二十两、金一两，置金银十二分使众人妻子与小台吉之妻等，诸贝勒福晋与蒙古之众福晋等均同赛跑往取。诸贝勒福晋及众人之妻与小台吉之妻均至，蒙古福晋落后者十二人每人亦赏金一两、银五两。闻有坠于冰者，上览之大笑，遂筵于冰上，戌时还城。”7清代冰上踢行头的长期、广泛开展，扩大了“布木格”的社会影响，提高了该项运动的文化地位，实现了“布木格”的空前进步。2.3 民国校园蹴球运动的开展，助推了“布木格”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到民国时期，“布木格”的另一种演绎形式蹴球，即前文所说的踢“硬行头”，开始出现在内蒙古中小学校园，东蒙古纪程载：“是日，喀喇沁（今赤峰市喀喇沁旗）守正武备学堂、崇正小学堂、毓正女学堂共开欢迎会。于府门外设运动场又为女生冰滑舞，又为武备生跳跃，又为女生蹴球。”8即在民国时期蹴球开始进入内蒙古喀喇沁旗中小学校园，并得到广泛开展。“布木格”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形态进入了内蒙古中小学校园，开启了民族体育教育化转化、校园化传承的进程，开创了蒙古族“布木格”教育化传承的局面。2.4 新中国以来，“布木格”进入了竞技化发展阶段通过梳理内蒙古各旗（县）地方志，以及对内蒙古“五大草原区”（阿拉善、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科尔沁、呼伦贝尔草原）的多年田野调查情况看，蒙古族“布木格”真正进入体育比赛序列，应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最初的比赛只是比高度、远度，没有规范的标准、赛制，以踢得高、踢得远为胜，因此竞技性不强，其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新中国建立后，“布木格”在过去基础上规则和赛制日益规范，竞技性日渐凸显，“过去踢行头比赛，只是比高度，而且也没有规定高度的标准，参加者踢得最高的就获优胜，直到 1982年，才制定了比赛规则”，“比赛时，根据大会的规模、比赛的队数来确定参赛人数，在蒙古族中、小学生中进行。布木格在民间是采用猪吹泡做囊，外面缝上皮革，充气后成球形，正式比赛用足球代替。”1随着现代足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影响，在广大牧区人们开始用足球、排球作为球具进行游戏或比赛，“布木格”渐渐融入了现代球类比赛体系，以更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蒙古族“布木格”比赛，先后建立起两种赛制：一种是个人比赛形式，多在儿童少年之间开展，“踢青头时，在一个平整的场地竖立一根高高的木杆，上面刻画出距离地面的高度，以木杆为圆点，分别以 1米、2 米、3 米、4 米、5 米为半径画出 5 个同心圆，形成间距为 1 米的打靶环。参赛者站在以 5 米为半径的圆的任一点用脚向高、向圆心踢青头，每人 3 次，每次的成绩由青头高度和环数得分累加而成，.。3 次的总和就是一场比赛的最后得分，以分数高者为胜。”9第二种是团体比赛形式，一般在成年牧民之间进行，比赛时，在比赛场地中心竖立一颗高度约 20 米、粗约 20 厘米的长木杆，在木杆上划出 5米、6 米、7 米、8 米等高度符号，以木杆为中心，向外辐射画出四到五个同心圆，圆与圆的距离为 3 米。计分方法与个人比赛方法相同，每个队员的个人成绩相加为本队最终总成绩。时至今日，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布木格”的比赛方法又有所不同：“每逢年节，找一个小广场立一根木杆做标志，大家集合在一起，各自往高处踢自己的布木格相互争比。建国以后，上面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