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学视野下的唐代题壁文化的传播研究_陈嘉杰.pdf

【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0引言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世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传播学作为20世纪传入中国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一直在不停发展，短短4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推陈出新，不断产出新的研究理论，因此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进行研究，也是时下最新的一种方法。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学者仅仅将目光集中于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规律，对于传统媒介的研究和总结逐渐减少，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媒介研究更加稀少。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研究浩如烟海：有某个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化发展，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或者是某个朝代当中的某个文人的文化传播，如战国时期的屈原，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柳永、王安石、李清照，再到当代的一些诗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而从传播学的理论考察古代传播媒介的研究仍然不多，因此我们通过媒介考古学的研究视角，就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前人不曾发现的古代媒介的闪光点或是与当今媒介对比略有不足的地方，媒介考古学也正因此才逐渐流行起来。唐代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变革时期之一，对于研究媒介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数不胜数，其传播方式也各色各样，比如露布、檄书、烽燧、羽檄、榜文等，传播场景也不局限于固定的地点，如寺庙、酒肆、驿站等。题壁诗作为唐代诗歌当中最典型的一类，蕴藏着丰富的传播活动，不仅具有了现代媒介的大众传播作用，而且还在古代传播中起着人际交流、以诗载志的作用。媒介考古学正是希望我们通过研究那些默默无闻的媒介，研究起源，发现历史价值，从而对现代的新兴媒介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作用。1唐代题壁诗的兴起背景1.1唐代驿站制度的兴起唐代疆域辽阔，文化思想包容度极高，唐代对于关系下辖地区采用“都督州县”三级制。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代为了便于管理，总共划分了十大行政区划，分别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作者简介】陈嘉杰，男，汉族，浙江湖州人，硕士，湖州学院专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史、文学传播、新闻伦理。媒介考古学视野下的唐代题壁文化的传播研究摘要：随着新兴媒介的不断出现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对于传统媒介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媒介的研究日渐式微。而媒介考古学领域的兴起，也在不断暗示当下人们应该加强对于传统媒介的价值传承作用以及吸取“失败媒介”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唐代其他领域的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很多，但是对于题壁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放在媒介考古学视野下进行研究比较稀少。因此文章通过媒介考古学的视野，即物质性、异质性和复现性的角度来探讨作为唐代媒介之一的题壁是如何承担着媒介的作用进行文化传播的，并探讨当时文人阶层的传播意识以及目的。关键词：传统媒介；媒介考古学；题壁媒介；新闻传播活动；唐代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24.028陈嘉杰（湖州学院，浙江 湖州 313200）1152022.12（下）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了后期，这些区域划分也逐渐扩大，驿站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繁盛的阶段。唐代的驿站主要以两度为中心向外辐射，遍布整个国家。唐六典卷五记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路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交通有多么便利。与此同时，驿站也逐渐从军事方面的作用逐渐因为唐代经济发展而向文化传播的作用发展，如姚合的题永城驿、温庭筠的题望苑驿等。白居易在醉封诗筒寄微之中写道：“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由此看出当时的诗人也可以通过题壁这一行为来获取有效的信息，或者交流诗句。以上两者都是间接证明了唐代交通便利，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征。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唐代驿站制度的兴起也间接促进了科举制度的繁盛。总而言之，从传播的角度来讲，交通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最直接的形式，也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延伸。如今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但是在当时，交通确实是信息得以流通的唯一传播形式，若是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距离，同时也反映着信息的阻却。1.2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对于科举制度的起源，学者们有不一样的见解，但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作为中央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唐代科举制度也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突破。并且古人由于连年战事不断，流动性极大，在这双重压力的压迫下，信息如何有效传递便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而题壁的行为也逐渐走入文人阶层的视线中。虽然科举制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部分人才的机会，但是科举取士造成知识阶层迅速扩大，且当时社会的容纳度又跟不上社会阶层的扩大速度，所以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飘忽不定地游走天下，在寻求仕进机会的同时四处留壁，也间接促使了唐代题壁文化的繁荣。古代文化思想一直强调士农工商四大阶级，这也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在对于阶级的定位上有所偏离，不管是什么社会地位的人都会追求成为士，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又缺乏横向性，也就是说如果选择了某个阶层的话就不会轻易改变了，没有行业之间的跨越，只有行业中的升或者贬，一旦选择由科举走入仕途，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个人对未来生活的下注，将一切资本投入其中，只要能够赌赢了，那就可以带来功名利禄，可以改变命运，提高生活质量。另外，需要提及一种唐代的学习形式，即游学。从边塞至都城长安，各地都有游学的学子，他们有的来自五湖四海，访学问道，在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底下问访；有的传递干谒诗，举荐自己；有的游览各地名山大川，遨游全国，增强见识。唐代游学兴盛的直接原因是科举取士。每逢科举日子，数以千计的各地考生奔赴长安，落第后回原籍或者沿路览胜。这本身就促进了士子游学，而重文辞的进士科兴盛，士子可以同别州士子求解，这也是导致游学普遍的重要原因。这些士人学子们在游学的过程中会接受大自然的熏陶，并且会在游历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也就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传播方式题壁文化。因此，游学对唐代的教育以及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影响。2唐代题壁文化的传播意图对于唐代题壁文化的有关研究论著已有不少，因此本节重点从唐代文人的题壁诗来研究其传播意图。对于文学传播意识的存在形态而言，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中概括为明道、存史、弘文、诉情四种方式，而根据这一点理论，我们也可以从显性传播意识和隐形传播意识两方面来进行研究。2.1唐代题壁文化的显性传播意识显意识是有意识传播的第一形式，唐代文人特别注意在不同场景之下的墙壁上留下自己的著作，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具有自觉而强烈的文学传播意识，有的强，有的弱。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有的文人因为当地的风景写下自己的感受，如白居易的题岳阳楼、张继的游灵岩等，而有的是借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睹物思人的感受，如李欣的题卢五旧局等。这些多种多样的情感表达，证明了唐代国力的强大和包容开放的政策。这样的环境下导致了大部分唐代文人积极进取、张扬外露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到了中后期，因为诗写得好就可以加官晋爵，获得赏赐。比如唐代诗人李白，在唐玄宗面前对答如流，还奏颂一片，竟让皇帝“亲为调羹”，立刻下诏任命116Vol.243【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供奉翰林”，这也大幅度刺激了唐代诗人对于文学的激情。在这样一种重学行、重文采的风气之下，明显而自觉的文学传播意识随着文章明示、学行名师的观念得以自然而然地产生。2.2唐代题壁文化的隐形传播意识隐性传播是相对于显性传播而言的，是指在特定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通过间接的、内隐的方式输出信息，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暗示和感染，并逐步接受和认同信息内容的过程。作为传播意识的另外一种形式，隐性传播也一直存在于唐代诗人的诗集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客观传播条件的欠缺，比如当时最重要的传播技术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基本上还没有用来进行雕印文集等。因此为了记录自己的诗，就必须寻找一个能够随时随地获得的载体，墙壁也就随之进入诗人的眼帘。尤其是唐代诗人日常作诗，比如饮宴助兴、节庆纪事、饯别送行等行为，未必在当时有着文学传播的自觉意识，但最终这些意识会上升到对于自己诗歌的一种隐意识，那就是不会让他人直接明了地看出其诗歌的主题，比如李商隐的诗歌无题诗和锦瑟诗。3基于媒介考古学视野下的唐代题壁行为媒介考古学最先提及于电影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常常被用来指涉一种以媒介物质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媒介考古学需要我们找寻那些失落已久的、转瞬即逝的、至于想象的另类媒介，也就是寻找它的异质性。在媒介考古学一书中，齐林斯基注重收集异质性媒介，既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媒介物，也包括富有想象力的媒介设想，并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总之，在媒介考古学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媒介考古实践就已经存在了。不同的术语确实在我的研究中依次出现，但其实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媒介考古学强调的是尊重历史对象特殊性和差异性，对于题壁现象来说就是其不可重复性和传播性，唐代的题壁文化恰恰满足了这几点。题壁将不同人、不同场景、不同情绪通过一种媒介或者体裁传给受众，而这面墙壁就是类似于如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互联网媒介，它将媒介、传播意图、理念等相关因素加以连接，媒介由此成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出现在传播的历史领域中。在受众目标和情感对象的多维空间中，题壁这个载体或者行为更像是一种为某个目的而存在的行为，这个行为需要一定程度的协调，也就是为了完成某种反馈，像前文所提到的加官晋爵、扬名天下等都是一种目的的完成而获得的协调。大众传播“从技术角度看，关键是要提高信息复制的水准，这不仅指时间上要快，空间上要远，还包括数量上要多，质量上要精”。题壁行为的大量出现满足了这些特点，它为诗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便捷和更广泛的传播方式。创作和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创作而没有传播，那么这个作品就会失去影响力和生命力。西方对于传播学的理论通常都把思想规定为主客体对象性思维，强调的是社会性，但是技术是诞生在某些确定的社会学空间和时间之中的，技术的发展逻辑深深印在这个秩序中。比如古代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享誉全世界的媒介技术，但是近几年来很少出现类似于这两样的享誉全球的技术，因此我们对于媒介的研究不应该拘于西方的技术性传统，而应该放眼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本文主要提到的题壁文化，这种既带有自媒体特征的又有着部分大众媒体的部分特征的古代文化现象所独有的。因此，中国古代媒体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代媒体技术的融合是中国特色的媒介考古学的重点。当前媒介考古学处理大众媒介的前世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更多在于表面化的东西，而不是由表及里地去进行文化感知，对于题壁文化我们应该从不同维度去进行比较分析，从写作场景、诗人再到写作风格去进行比较，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从而对现在产生一定的影响。媒介考古学被人们理解为是对认识论结构的分析，但它并非仅仅寻求对过去被遗忘或被误解的媒介的救赎，也非局限于对技术媒介原初的前史的重建。正如题壁一样，与其说是研究过去的媒介文化来进行一种类似于收藏的目的，倒不如说是进行一种分析，如果没有分析和呈现结果的各个方面的工具，那么唐代媒介文化将会被禁锢于表面，又或者被忽视。4结语近几年来，媒介考古学这个学术视野开始逐渐兴盛了起来，而媒介考古学的学术起源可以说多种多样，比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172022.12（下）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等，还有诸如新历史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多种因素的结合使媒介考古学得以被重现。唐代是古代中国最繁荣的时期之一，通过媒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能够再现昔日唐朝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