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论析_武文豪.pdf

第 40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Vol.40，No.1Jan.，202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论析*武文豪摘要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这一理论阐释，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中国革命建设宏伟实践的孕育之中以及毛泽东优良的主体素质的催生之下逐渐形成和发展。毛泽东聚焦“因何化”“化什么”“如何化”“谁来化”等核心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内在机理、实现途径和主体依托。这一理论阐释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深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科学把握时代变局下的中国实际，真切实现“两个结合”的协同共进，着力推动“中国道路”的深化拓展。关键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逻辑；核心要义；时代启示作者简介 武文豪，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 250100）。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成功之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聚焦“因何化”“化什么”“如何化”“谁来化”等核心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科学的理论阐释，作出了重大的开创性贡献。本文从生成逻辑、核心要义、时代启示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进行系统性建构和学理性分析，力求为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作出有益探索。一、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阐释的生成逻辑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必然会遵循相应的生成逻辑，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同样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理论产物，有着严密的生成逻辑。1.理论之根：生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毛泽东思想研究Mao Zedong Thought Study53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同样如此，其生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概念，但是在创立他们理论的过程中，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曾多次阐发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譬如，1869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书信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指出“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据此，他强调，“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1872年，马克思在提及自己提出的工人阶级最终夺取政权的理论时强调，这一理论的应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宣言中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85年，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当谈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革命策略时，恩格斯指出，“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更是鲜明表达了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意向。他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论及不同国家和民族运用共产主义原则制定革命策略时尤其强调要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他批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几乎全是俄国味”，鼓励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论述，从更深层次折射出他们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者时曾深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他们“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I1。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逐渐形成和发展。2.实践之源：生成于中国革命建设宏伟实践的孕育之中“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I2，都要历经特定时代条件下宏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4页。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8页。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8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页。?I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I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54实践的孕育，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审思的产物。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同样是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实践是其生成的实践之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然而，作为诞生于西欧和俄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复杂难题提供具体的现成答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成为党面临的时代之问。幼年的党曾一度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生硬裁剪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犯下了各种右的和“左”的错误，既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又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付出惨痛代价。在此境遇下，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等的调查研究中敏锐把握了中国实际区别于西欧和俄国的独特性；他立足中国实际，深刻汲取大革命失败和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武装斗争屡遭碰壁的教训，勇于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系统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成功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新道路；在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中，他响亮地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呐喊，深刻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在实践论 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为人们在中国条件下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廓清了思想迷雾。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他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在这篇文献和此后多篇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内在机理、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表示“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面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时代之问，他郑重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带领全党为之付出艰辛努力。正是在破解各种时代之问的实践探索中，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逐渐形成、日渐丰富。3.主体之力：生成于毛泽东优良的主体素质的催生之下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需要特定的理论和实践等客观条件外，还需要理论创立者自身所具备的优良主体素质等主观条件。考察一种思想理论的生成逻辑，不能忽视对理论创立者自身所具备的优良主体素质的分析。毛泽东个人所具备的优良主体素质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形成的主观条件。这些优良的主体素质，概括地说，集中表现在五大方面。一是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展现出作为革命领袖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这是他破除重重羁绊、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精神支撑。二是务求真谛的理论修为。毛泽东十分注重从立场、观点和方法层面务求马克思主义真谛，这为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55的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理论阐释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脚踏实地的务实品格。毛泽东之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刻认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脚踏中国大地，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实际了然于胸。四是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始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质疑教条主义“权威”，勇于打破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致力于开辟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以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和创新发展。五是扎实深厚的文化素养。毛泽东一生饱读诗书，其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无不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浸润，这对他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与时偕行”等思想为毛泽东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础。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等的理性认知和娴熟驾驭，使他能够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阐释的核心要义毛泽东聚焦“因何化”“化什么”“如何化”“谁来化”等核心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内在机理、实现途径和主体依托。1.因何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毛泽东善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哲学透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相互作用的必然性结论和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性要求。第一，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相互作用的必然性结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多方面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创作了实践论 矛盾论等诸多光辉著作。实践论着重阐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详细阐发了认识过程的两次能动性飞跃，有力批判了教条主义重理论轻实践、经验主义重实践轻理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深刻指出这两种错误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矛盾论重点说明和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精辟论述了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这一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以及“特殊一般特殊”的认识过程，深刻判明了作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作为特殊性的中国实际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一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第二，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性要求。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提出了理论发挥作用的三个条件：一是“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二是“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三是“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将这三个条件置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情境下进行分析，不难得知，“有客观存在的需要”是前提条件，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56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进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视野当中。然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有了可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中国需要，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