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_耿磊磊.pdf

长江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78 期46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 B 村的田野调查耿磊磊（中共铜陵市委党校，安徽铜陵244000）摘要内发型发展是致力于探寻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其理论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存在适契性。通过对皖南 B 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其存在人口流失、文化式微和村落共同体衰微等“空心化”现象。B 村“空心化”问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真实性。B 村“空心化”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城乡缺乏互助协同、政府缺乏指导规划、村庄缺乏本土特色以及农民缺乏自主发展等。受内发型发展理论的启示，笔者主张，应对农村“空心化”需从城乡融合发展、国家与社会互动、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和培育村庄精英等方面着手。关键词农村社会结构；内发型发展；空心化；村落共同体；城乡融合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3980.2023.01.006文章编号10053980（2023）01004607_当前，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人口规模进一步失衡，随之引发了房屋闲置、耕地抛荒、妇孺留守等现象，即农村“空心化”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村“空心化”是农村村落、人口、文化等内源性主体“脱域”的社会现象，影响了了农村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成为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必须直面并妥善应对的问题。“内发型发展”继承了“地区主义”传统，强调“规模小”的地区基于其资源与传统，借助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自主地进行创造性发展。受内发型发展理论的启发，本文拟以皖南 B 村为例，在数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空心化”所呈现的具体表征及底层根源进行深度探究，试图从内发型发展视角提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路径。一、研究现状（一）关于农村空心化的文献回溯二十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空心化”概念就被报刊和媒体纷纷使用，学界相关研究在新世纪以后逐渐展开，近年来逐渐深化。研究者们在“空心化”问题的内涵界定、空间模式、形成原因机制及遏制“空心化”的对策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果。这里笔者仅就与本课题研究密切相关的部分学者观点选择性摘录。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的空_收稿日期：2022-10-12基金项目：2022 年黄山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结合黄山市实际思考新时代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项目编号：2022027）。政治与公共管理47心化是乡村发展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会经历出现、成长、兴盛、衰退等阶段1，村落社会是“空心化”社会，即村落社会将陷入主体缺失、人口递减、资源衰竭、组织衰败和社会解组困境2。为了更深入了解农村空心化现象，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如地理学视角下的土地利用情况对空心村的影响程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村转移人口3、留守人口的社会福利问题4。为使农村空心化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有学者采取田野调查方法对部分地区人口空心化进行精准测算5。有学者从全国范围视角采用人口普查县域统计资料测算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6。针对农村存在空心化现象，有学者指出空心村的治理水平和质量受当地经济水平、人口数量、村庄主体对空心村的治理意愿等因素的影响7。在治理机制方面，有学者提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类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动逻辑创制空心村治理的生成机制8，亦或变城乡分割为城乡一体化，重构城乡空间秩序，实现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9。（二）关于“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研究“内发”问题是制约中国乡村振兴的症结所在，内发动力不足、能力薄弱等是村庄“空心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从政策设计上看，自 2016 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六年明确提出“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可以看出，自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至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党中央从政策的顶层设计上都予以高度重视。有学者从区域空间维度探讨村庄空心化治理路径，指出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是立足于县域资源，各生产要素在全域流动与整合，从而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县域乡村振兴10。理论意义上，内发型发展模式强调村庄作为发展主体的回归，主张通过借助自下而上的公民行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11。但在中国乡村发展实践中，由于掣肘于自上而下的外发型行政体制，再加之外界力量介入极端化，地方和超地方的关系之间裂痕扩大12，促使“内发取向”与“外发取向”的张力长期存在13，进而使得村庄内发的动力和能力稍显不足。总体上看，学者们关于农村空心化以及“空心村”治理研究颇多，但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内发”型视角下的空心村治理研究较少。那么，“空心村治理”与“内发”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笔者认为，农村“空心化”治理针对当下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下乡村振兴主体缺失、农村人口逐渐递减、村庄利用资源衰竭等困境，侧重于对空心化严重村庄的撤并、改造和提升等。“内发”则不仅强调立足区域资源与本土支持，而且通过“外生取向”的干预、支持和投资来助推村庄发展。二、内发型发展与农村“空心化”治理的适契性分析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内发型发展是致力于探寻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这一概念由日本上智大学的鹤见和子教授于上世纪 70年代末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时提出并因此闻名于世。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的地区范围不能太大，以便人们采取熟悉有效方式促进发展。同时，人们虽然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该目标的途径并非单一。此外，内发型发展不仅需要本地区资源与传统的支持，而且还要引入外部因素，与现代化模式相辅相成14。基于此，内发型发展对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可作如下适契性分析。其一，地区范围的适契性。鹤见和子虽然借鉴了“地区主义”概念，也提出了“不把整体社会当作内发型发展的单位”，但她并没有明确界定地区范围的大小。直至 1980 年，她受到费孝通的邀请，考察了苏南社办企业时，才把乡镇（公社）作为“内发型发展”的地区范围。而今，随着交通的显著改善和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内发型发展”的单位空间也应从乡镇范围扩大至县域范围。当下，农村“空心化”现象已不局限某一村落，而是扩延至乡（镇）的地区规模，这在山区农村尤为凸显。故农村“空心化”治理应立足县域范围布局，整合县域范围诸种资源，建构县域范围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其二，自主创造的适契性。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需根据地区自身特征寻找发展方向，让内部的自律创造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她的观点对农村“空心化”治理带来有益的启示：一是长江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78 期48正确处理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基于中国基层治理具有“父爱主义”“钦定意义”的底层自治逻辑，农村“空心化”治理可在政府的推动指导下，最大限度激发村庄多元主体自治的积极性；二是培育自主创造的载体。农村“空心化”治理不仅需要行政给自治预留的充分空间，而且需要以自发性组织为载体的自主性释放。如以深度嵌入乡土熟人社会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依托，将农民组织起来，“就地取材”发展本地区。其三，融合发展的适契性。鹤见和子指出，“内发型发展”在依靠本地区人和集团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基础上，还需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进行发展。这意涵地区发展有可能受困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短缺，需要借助地区外部力量的支持，推进融合互动发展。费孝通认为研究乡镇的纵深发展，应从“农村乡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逻辑思路展开。面对农村“空心化”现象，其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围魏救赵的农村发展策略，不应闭门造车，而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吸收外部经验。如：农村可以主动和城市交流合作，通过项目下乡、资本下乡等方式引进多种资源，助力乡村发展。三、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表征B 村位于 H 市 X 县 L 乡西南部，即长江以南的皖南山区，周围群山环绕。全村总面积 42 平方公里，辖 9 个村民小组，210 户共 981 人，其中老人、妇女、儿童人口居多，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村域耕地面积较少，主要种植茶叶、琵琶等作物。本研究之所以选择 B 村作为个案观测样本，主要遵循如下原则：（1）选取案例具有代表性。即 B 村深处皖南山区腹地，与其它周围村庄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是相同或相似的；（2）选取案例具有典型性。即为解决皖南山区普遍的农村空心化问题，H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X 县和 L 乡两级政府把 B 村作为空心化治理的试点对象；（3）选取案例具有真实性。即案例是笔者及团队亲自深入村庄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大量、真实的一手材料。本文的研究材料来源于 2021 年 7 月至 9 月在 B 村的田野调查。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收集资料：一是采用访谈法。分别对 B 村的村民、村干部以及村书记等群体进行了个案访谈，了解 B 村的人口数量、收入来源等；二是采用参与式观察法。通过在村委会办公地，与村干部一起办公、开会、走访村民等，更深入了解 B 村现实状况；三是间接获取调研资料。即通过 B 村的村史馆、家族家谱、村务信息公开平台等获得相关研究材料。（一）农村人口流失农耕文明时期，在独特的山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空间交互作用下，山区农村社会具有相对封闭性和稳定性，使其社会结构相对固定，人口流动性小，人际关系狭小单一。然而，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共同推动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释放，使得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和主体性缺乏问题突出。笔者在皖南B 村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这种农村人口的流失主要体现为生产建设主体和治理主体的缺失与弱化。1.生产建设主体的缺失与弱化农民是乡村振兴取得成功与否极为重要的因素。笔者调研的 B 村劳动力多年持续流出导致了生产建设主体的缺失和弱化。其一，B 村农业生产人员严重缺乏。一方面，山区地理环境决定了耕地面积贫瘠，再加之城市工作机遇的丰厚导致农村“生产气息”的稀薄；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倾慕于城市的优质资源，回流农村的积极性减小，坚守农村的老人、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老人农业”“妇女农业”构成了 B 村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其二，B 村建设主体的缺失与弱化。农村建设主体数量的不足和自身能力及身体素质的低下，使得无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如在 B 村村庄道路的修缮上，由 H 市某工程队下乡承包建设。2.社会治理主体的缺失与弱化村庄治理的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B 村的“空心化”也体现在治理力量的缺失与弱化。具体而言，其一是村正式组织权威的弱化。调研发现，B 村“两委”班子出现年龄结构不合理、成员文化素质偏低、权威影响力不足等现象，难以发挥其领导、组织、动员等作用。其二是在村庄治理中存在精英滞后现象。所谓政治与公共管理49村治精英滞后是指在 B 村精英流失背景下，村干部队伍的整体能力、治理效能低下，国家政策难以得到贯彻落实，村庄秩序处在低效运转中，导致群众满意度低和治理水平滞后。同时在村治中比普通村民积极性高的体制外精英难以发挥对“村两委”参谋助手作用和连接村干部与村民桥梁纽带作用。（二）农村文化式微健康的农村文化不仅为村民提供稳定的本体性价值，防范村庄社会的恶性竞争，而且具有维护内生性村落秩序的能力，纾解村庄社会的失序内卷。然而，山区农村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受到较大冲击。在调研的 B村发现，乡土文化中“精神”（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和“物质”（仪式、节日及文化载体等）意涵的缺失，不仅弱化了村庄社会文化主体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而且也是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因素。1.文化精神意涵的缺失与先进的城市文明相对比，保守性的村落文明逐渐瓦解 B 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B 村文化蕴含的“孝”“善”等道德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衰落的背景下，无法成为维护村庄社会秩序和约束村庄内生性规范的有效力量。同时，国家在改造村庄的意志愈发强烈的背景下，向 B 村输入的“民主”“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尴尬处境。村庄的文化精神意涵出现异化现象，城市文化和生活习惯中的享乐主义、奢侈风气等不断挤压村庄传统文化空间。同时，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催生着只讲权利不讲责任与义务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