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国号研究综述_晁玉志.pdf

Vol.44 No.1Jan.2023第 44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赤 峰 学 院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国号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莫不以定立名号，作为天命所钟、人杰地灵，万民拥戴的象征为首务”1。辽朝国号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自1933年，冯家昇发表契丹名号考释以来，学界在国号改易，国号涵义和双国号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也产生了诸多争鸣。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一、国号改易研究（一）建国时是否设立国号公元916年，辽政权建立，但辽史在记载建国一事时并未言及国号，反而于大同元年（947）记载“建国号大辽”2。再检索其他史料，又会发现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和太祖大圣皇帝纪均明确记载辽于916年建国之时定立国号。辽朝在建国之时是否设立国号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对此，有学者认为辽朝建国以族名为国号。佟家江认为，契丹族建立政权后，用本族的名字作为国号，称“大契丹”，并以“匈奴”“蒙古”等以民族名称为国号的事例支撑其论证3。刘凤翥称，辽王朝建立之初以“契丹”为国号是史书明载，没有疑义，并同样以“匈奴”“突厥”等例为旁证4。景爱也认为，辽朝最初是以族名“契丹”作为国名，并列举了渤海族建国称渤海国，蒙古族建国称蒙古国之例5。王禹浪、孙慧、戴淮明根据契丹国志记载也认为，916年以民族自称为国号6。虽认同契丹族建立政权后沿用部族名称为号，但周绍良认为，“从历史看，似乎耶律阿保机原来并没建立国号，一直是沿用部族名称”，并且“在使用大辽为国号之前，契丹是以晋收稿日期：2022-08-22作者简介：晁玉志（1997-），男，汉族，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辽金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21VGB002）辽朝国号研究综述晁玉志（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对辽朝国号的系统研究始自20世纪30年代。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围绕辽朝国号改易和涵义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并在国号改易次数、改易时间，以及双国号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丰硕成果，大大推动了辽朝国号研究的进步。但在国号涵义等问题上，学者观点多且分散，难以达成共识。关键词：辽朝；国号改易；国号涵义；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1-0008-11辽史研究专题教育部名栏红山文化 契丹辽文化研究主持人语：辽起松漠，契丹族的传统经济形式是“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至辽太宗据有燕云十六州，兼有游牧、农耕人群，遂采“因俗而治”之法，“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在此“二元”政治体制下，辽朝的国号颇具特色，不仅经历“契丹”（“大契丹”）与“辽”（“大辽”）的数次改易，且长时段采用双国号制。辽朝的契丹女性与同时期的中原汉族女性相比也有其特殊性，尤其契丹后妃，在辽朝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影响着辽朝的历史进程。本栏目的两篇文章，便是对学界前贤有关辽朝国号、契丹女性研究成果的总结评述。通过这些研究，在把握辽朝“契丹特色”的同时，您也能进一步领悟其对“中国”的仰慕与主动融入。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玲8-DOI:10.13398/ki.issn1673-2596.2023.01.018为国号的”7。上述学者基于史料记载，注意到辽政权国号与其他政权国号之间可能存在的共性，但都未深入论证，若仅根据不多的史料记载和其他政权以族号名国的例证尚难以使学者们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刘浦江对辽朝建国时是否设立国号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证。他认为，周绍良的观点很难让人信服，因石晋为辽的附庸国，辽不可能反过来用后晋的国号。为探究辽朝建国时是否设立国号，他从辽代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文献中找到6条证据，经分析论证认为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同时，通过这几条史料，他还指出，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8。刘浦江的论证确实可以证明辽政权建立后仍沿用“契丹”之名，但似乎还并不能完全否定周绍良的观点。在刘浦江之后，姜维公认为契丹“盖自唐以来，习惯以契丹为族号，草创之初，诸事简易，因而建国后未考虑国号问题”，“辽太祖即位之初，亦无建国号之举”9。（二）国号改易次数陈学霖曾言：“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来看，国号应该是超逾朝代的称谓一成不可更易。”10然而早在清代，赵翼、钱大昕等学者便注意到辽朝国号曾经过多次改易。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关于辽朝国号的几次改易，冯家昇指出，太宗建号曰“辽”，圣宗改号“契丹”，道宗复号为“辽”，各史言之确凿。他结合了诸多文本史料和碑石资料，论证了太宗和道宗时期两次使用“大辽”国号的史实11。佟家江认为，契丹族建立政权后，用本民族名字作国号，称“大契丹”。938年，改国号为“大辽”。983年，又改国号为“大契丹”。1066年，又改称“大辽”，直到1125年辽国灭亡12。周绍良认为，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遂成为国号。及太宗耶律德光灭晋，改“契丹”称“大辽”。后来圣宗耶律隆绪立，又放弃“大辽”之称重用“大契丹”国号。等到道宗耶律洪基继位，又恢复了“大辽”国号13。陈述亦认为，阿保机于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14。以上学者均认为，辽朝曾两次使用“大辽”国号，两次使用“大契丹”国号。可以说，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观点与上述观点分歧较大。景爱通过研究辽代碑志认为，从辽太祖建国（916）到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的150年中，一共改复国号18次。并认为频繁的国号改易与辽朝对外征伐的军事行动或新君即位有关15。虽存有不同看法，但辽朝两次以“契丹”（“大契丹”）为国号，两次以“辽”（“大辽”）为国号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三）国号改易时间虽然学界对辽朝国号的改易过程已几成共识，但对其改易的时间仍存有较大分歧，其中，对辽朝首用“大辽”作为国号时间的讨论最为激烈。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史料记载主要持“947年说”与“938年说”两种观点。首先，一部分学者持“947年说”。冯家昇在综合考察诸多史料之后认为，会同十年（947）改号的记载大抵一致，故而较为可靠16。在其之后的一大批学者也都赞同“947年说”。舒焚在辽史稿中认为，大同元年（947），辽朝改国号为“辽”17。杨树森在辽史简编中认为：“会同十年（947）二月，辽太宗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曰大同。”18齐晓光在“镔铁”契丹与辽王朝中认为，公元947年，第二代皇帝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19。姜维公在“辽”国号新解中认为，947年正月，正是耶律德光破晋完胜之时，遂有改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之举20。蔡美彪认为，会同十年(947)“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年号为大同”21。翦伯赞认为：“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于947年在开封又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22此外，白寿彝、朱绍侯、刘泽华、宁欣、景爱、胡阿祥、康丹等学者也都认同辽朝947年首次使用“大辽”国号这一观点。在上述持“947年说”的学者当中，除冯家昇外，几乎都未进行深入论证。对于辽朝首次使用“大辽”国号时间问题，另有一部分学者持“938年说”。20世纪80年代，佟家江和刘凤翥两位学者提出辽朝于938年首次使用“大辽”国号的观点。佟家江在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中认为，学者之所以对契丹首次改辽时间存在不同观点，盖因所依据史料不同，所以他在对现有的史料进行分析和批判之后认为，契丹改国号为“大辽”的时间是公元938年23。刘凤翥在契丹王朝何时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9-何故改称大辽中认为，契丹皇帝把国号由“契丹”改称“大辽”的时间是公元938年。947年的错误说法是由于忽略了契丹国志和新五代史的记载，而仅采用在此问题上记载既不详尽又不确切的辽史记载所致24。刘浦江也持会同元年（938）改国号为“大辽”的观点，并认为这意味着“番汉一家”，在改元会同的同时，建立“大辽”国号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947年则是将晋国也改称“大辽”，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25。另外，陈晓伟在辽朝国号再考释中26，徐俊在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中27均持938年改国号为“大辽”的观点，但未多作论证。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学者持其他观点。如周绍良在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中，根据全辽文 和房山石经题记等石刻资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记载认为，辽朝建国至应历四年（954）国号为“契丹”，应历五年（955）至保宁元年（969）国号为“大辽”，保宁二年（970）至咸雍元年（1065）国号为“契丹”，咸雍二年（1066）至辽末国号为“大辽”28。这种观点与文献记载有较大出入。相比对首次使用“大辽”国号时间的热烈讨论，关于后来几次改易国号时间的讨论相对较少，但有些观点也值得注意。对于圣宗改号“大契丹”，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圣宗统和元年（983）之事，但刘浦江通过仔细查考宋代史料，发现这种说法与宋人的记载是有出入的。他认为：“改号大契丹不大可能是在圣宗即位后就匆匆忙忙宣布的，很可能是在乾亨五年(983)六月上尊号、改元统和时正式宣布的消息。宋人的记载在这一点上未必很准确，所以仍以维持目前通行的统和元年改号说为宜。”关于道宗复号“大辽”，刘浦江注意到，在多种宋代文献的记载当中，“关于改号的时间还存在着一点歧异”，但“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姑从治平三年（雍熙二年）说”29。另外，乔宇在辽代韩佚墓志中所见“大契丹国”考释中，根据墓志铭内容认为，如果从“契丹”与“辽”国号不能并存的角度分析，“辽圣宗时期改辽为大契丹的时间可能在乾亨四年（982）”30。（四）改易国号原因前已述及国号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以及一旦设立便不再轻易改动的特征，但辽朝国号经过多次改易，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不少学者对辽朝改易国号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对于辽太宗后期为何使用“大辽”为国号，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为更好地统治新并入地区而施行的政治举措。佟家江认为，在获得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统治者必须在政策和制度方面作一系列新的调整和改革，“继续用契丹族的名字做国号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已经不合时宜了，必须做政策上的改变。于是天显十三年十一月丙寅，契丹改国号为辽”31。刘凤翥认为，契丹两次改国号为“大辽”都是出于笼络汉人以便于统治的目的，完全是改给汉人听的，也仅在汉文中使用32。姜维公在“辽”国号新解中认为，辽太宗以“辽”为国号是承接箕子正统理念，“改国号为大辽是针对汉人区域的一种举措，实际上是以汉人正统自居”33。澳大利亚学者康丹认为，在947年，契丹灭亡后晋之后，统治者将“大辽”国号推广至新的统治区，“这与是年辽朝吸纳汉人谋士参与行政管理及礼仪建设存在着一定的联系”34。陈晓伟在辽朝国号再考释中认为，会同元年（938）改号“大辽”，显然和燕云十六州的入辽事件密切相关，以此种手段可从民族心理和统治政策层面来笼络治下的汉人35。对于圣宗为何复号“大契丹”，姜维公认为，辽圣宗即位时仍是幼童，母后柄政，而即位之初即改国号“大契丹”，显出萧燕燕之意36。魏特夫与冯家昇认为，圣宗改号“契丹”，是复又回归到帝国早期的价值取向37。对于道宗复号为“大辽”，学者多将其归因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姜维公认为：“至辽道宗时，其为辽诸帝中文化水平最高之一人，不唯熟悉儒家，兼工汉文诗词故其复改号为大辽，实因文化上获得自信的结果。”38刘浦江认为，关于此次更改国号的缘由,虽辽宋文献全未涉及，但估计这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有关。在辽朝的所有皇帝中，道宗要算是汉化倾向最明显的一位。改“大契丹”为“大辽”，应该就归结于这种倾向39。康丹认为，这是道宗皇帝“仰慕中国”的结果40。总体来看，学界对辽朝改易国号的原因研究较少，且多集中在对太宗改国号为“大辽”原因的研究上，缺乏系统研究，解读角度较为单一。二、国号“契丹”与国号“辽”之关系研究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