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陶瓷考古研究综述_刘瑞俊.pdf

-76-草原文物2022 年 2 期【摘 要】本文在广泛收集整理辽瓷考古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对辽瓷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纵观近百年来的辽瓷研究成果，鸡冠壶研究较为成熟，学者们依据鸡冠壶的穿孔数量、腹部形状、提梁与管状口之间的距离、圈足、仿皮条凸棱装饰等探讨了鸡冠壶的分型分式、演变序列、功能用途等问题，鸡冠壶的发展演变序列不仅是辽瓷编年分期的重要线索，也是辽墓分期断代的参考点。此外，辽三彩、辽瓷分期、窑址及区域问题、“输入瓷器”等研究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21 世纪以后，工艺美术学、设计学、美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的参与，拓宽了辽瓷研究视野。【关键词】辽代陶瓷 鸡冠壶 辽三彩 研究综述辽代陶瓷考古研究综述刘瑞俊 胡 瑞（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额敏也迷里故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项目号 19XKG005）的关联研究。为整理研究遗址出土瓷器、釉陶器与辽瓷之间的关系，对辽瓷的出土概况和研究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形成此文。辽瓷是辽代陶瓷的简称，是辽境内出土的瓷器、釉陶器的总称。辽瓷品种多样、特点突出，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化的物化体现，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以辽代陶瓷的出土资料为基础，系统梳理现有辽瓷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有助于辽瓷进一步深入研究。一、发现概况辽瓷的发现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是由日本学者在我国东北及内蒙古地区进行的非科学发掘。在发现至今近百余年里，墓葬、窑址、塔基都发现数量不等的辽瓷。据统计，出土辽瓷的墓葬 200 余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辽宁、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其中对辽瓷研究意义重大的墓葬主要有：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群、内蒙古赤峰大营子驸马墓、辽宁锦西孤山萧孝忠墓、法库叶茂台辽墓、辽陈国公主墓、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墓、河北宣化辽姜承义墓、耶律羽之墓、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等。窑址 10 余处，主要分布于辽的五京府治附近，如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上京窑、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附近的赤峰缸瓦窑 、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附近的辽阳江官屯窑 、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附近的北京龙泉务窑 、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的浑源界庄窑 。塔基 10 余座，主要有辽宁朝阳北塔 、庆州白塔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 等。就目前整理的约 1600 余件瓷器分析，大部分出土于墓葬，部分出土于塔基和窑址中；数量上主要以瓷碗、瓷碟、瓷盘、鸡冠壶、瓷壶、瓷罐、瓷瓶、瓷盏为多，瓷钵、鸡腿瓶、瓷盂等次之；釉色主要以白釉、青白釉、绿釉、黄釉、三彩釉 11 12 13 14 15 16 17DOI:10.16327/15-1361/k.2022.02.005-77-刘瑞俊 胡 瑞：辽代陶瓷考古研究综述为主，黄白釉、黑釉、二色釉、茶叶末釉等次之；从瓷器产地来看，可分为“辽产陶瓷”和“输入瓷器”；从器型特色来看，划分为传统器型（如碗、盘、碟、杯等）、契丹民族特色器型（鸡冠壶、凤首瓶、鸡腿瓶、方碟、海棠花式长盘等）。20 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在我国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率先对辽瓷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杉村勇造 、鸟居龙藏、三宅宗悦 、岛田贞彦 、斋藤菊太郎 等。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调查、发掘资料的刊布，有关辽瓷研究的专著、论文集、学术研讨会的数量显著增加，众多学者投身于辽瓷研究之中，如金毓黻、冯先铭、冯永谦、佟柱臣、彭善国、路菁、黄秀纯、李红军等。较早系统地研究辽瓷的著述有 20 世纪50 年代李文信著辽瓷简述和辽瓷选集。21 世纪以来，彭善国的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收录陶瓷器资料丰富，是目前辽代陶瓷考古研究较为系统全面的综合著作。李红军的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从美学角度探讨辽瓷的相关问题。路菁的辽代陶瓷踏查辽代陶瓷古窑址并收集到许多实物及残片、窑具和制瓷原料等，为辽瓷瓷窑的研究补充了资料。佟柱臣的中国辽瓷研究 梳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运用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对辽瓷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系统研究。二、器物专题研究 1.鸡冠壶研究鸡冠壶是契丹民族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具有独特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色。鸡冠壶研究是目前辽瓷考古研究的热点话题，特别是鸡冠壶的类型学研究收获颇丰。学者大多都以穿孔数量、提梁与管状口之间的距离、腹部形状、有无圈足、有无仿皮条凸棱装饰为主要依据划分型式。李文信最早依据腹身形状、梁的形状划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认为五式依次演变 。李宇峰在此基础上合并为提梁序列和穿孔序列 。梁淑琴将单孔（分为五式）、双孔（分为五式）、提梁（分为四式）各成序列 。杨晶分为穿孔（单孔型、双孔型）、提梁（环梁型、环梁有尾型）两大系统四个类型；单孔型又分为腹身呈梯形（分为五式）和腹身长方形（分为两式）两个亚型；环梁型划分为提梁与管口平齐（分为七式）和提梁高于管口（分为两式）两个亚型 。彭善国将鸡冠壶分为穿系和提梁两大类；穿系类分为单孔、双孔两型，单孔型以正侧视图形状、乳状突鼻和圆孔的位置划分为Aa型（分为三式）和 Ab 型两个亚型，双孔型依据提系部位的形状、腹部形状、仿皮条装饰的位置差异划分为两式；提梁类划分为 A 型（提梁高于管状口或与之平齐，以管口长度、腹部形状、有无圈足、有无仿皮带的凸棱装饰为依据划分为三式）和 B型（提梁明显高于管状口，以腹部形状、仿皮带凸棱装饰为依据划分为两式）两型 。与上述学者有所不同的是冯恩学根据余粮堡墓 出土的单孔式鸡冠壶的冠峰特点，将鸡冠壶划分为提梁型、双孔无突型、单孔有突型、单孔无突型四种类型，认为四型各成序列独自发展。提梁型分为粗短流（分为五式）和细长流（分为三式）两个亚型；双孔无突型以高矮、腹身情况、侧视图、前后峰之间的高度为依据划分为三式；单孔有突型划分为腹身呈梯形（分为四式）和腹身似长方形（分为三式）两个亚型。单孔无突型以高体矮体、腹身形状为主要依据划分为两式 。型式的划分是探讨鸡冠壶编年分期、演变序列、源流发展的主要根据。因型式划分的不同，在各型鸡冠壶的上下限和演变序列问题的探讨上也各有不同。在单孔型鸡冠壶的上下限讨论上，李宇峰将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7 26 28-78-草原文物2022 年 2 期上限定为公元 959 年（以赤峰大营子驸马墓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杨晶 、梁淑琴 将上限定为辽建国前（以科左后旗呼斯淖墓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下限定为辽圣宗时期（以义县清河门 M4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冯恩学将单孔有突型鸡冠壶上限定为辽穆宗以前（以卧凤沟辽墓 、海力板墓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下限定为圣宗后期到兴宗时（以商家沟 M1 、义县清河门 M4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将单孔无突型的上限定为辽初（以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收录辽瓷为代表），下限定为世宗至景宗时期（以呼斯淖墓 、余粮堡墓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在双孔型鸡冠壶上限探讨方面，梁淑琴以阜新卧凤沟辽墓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认为产生于辽早期；杨晶以叶茂台 M7 、广德公墓 出土的鸡冠壶为代表认为最早见于辽景宗时期（公元 962-982 年）。李宇峰、杨晶、梁淑琴、冯恩学，均无异议将双孔式鸡冠壶下限定为公元 1026 年。在穿孔型鸡冠壶的演变序列研究上，李文信、李宇峰、梁淑琴等认为单孔式鸡冠壶向双孔式鸡冠壶演变是无争议的，但其演变过程存在过渡阶段。因阜新卧凤沟辽墓出土鸡冠壶有其特殊性，李宇峰、梁淑琴都将其定为是单孔向双孔演变的代表。冯恩学则将其单列为单孔无突型，认为鸡冠壶上的仿皮条装饰是仿皮囊器上的缝合线，是考察各型鸡冠壶本器型的线索，单孔有突型和单孔无突型受提梁式鸡冠壶的影响在辽初已有出现，双孔无突型受其它三型的影响产生，而出现较晚。在提梁型鸡冠壶上下限方面，李宇峰、梁淑琴、杨晶将其上限定为晚唐至辽初，下限均定为公元 1089 年。冯恩学略有不同，将提梁型鸡冠壶的上限定为辽初太祖太宗时期（公元916-947年），下限为道宗时期（公元 1055-1100 年）。在提梁型鸡冠壶的演变序列探讨上，李文信、李宇峰认为矮身横梁式流行于辽早期、扁身环梁式流行于辽中晚期、圆身环梁式为辽晚期，依次演变；演变特征为：形体逐渐变高，环梁把手变长加高，出现手捏或雕塑环梁装饰手法等。梁淑琴认为提梁式鸡冠壶分四式依次演变，其演变特征为：壶身渐变高，壶身侧面由等边三角形逐渐变成等腰三角形，提梁由矮曲横梁变为高半环状梁，由圆柱状变为梁上有指捏纹，壶身上的仿皮条装饰逐渐消逝。杨晶认为提梁型鸡冠壶的演变序列特征为：辽初到辽圣宗时期变化不明显；辽兴宗时期出现新的形式；辽道宗到辽天祚帝时期提梁鸡冠壶上仿皮条纹退化，提梁上的指捏纹替代仿皮绳索纹，提梁鸡冠壶皮囊样式尽脱。随着鸡冠壶类型学研究的不断成熟，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鸡冠壶的文化内涵。李文信以内蒙古赤峰辽驸马赠卫国墓中出土的鸡冠壶中发现茶色结晶晶体为据，认为鸡冠壶具有实用性 。刘辉、刘丹通过考古资料和相关史料记载认为辽代初期鸡冠壶具有实用性，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而形制有所变化，但不能说其没有实用性 。马沙认为无论是穿孔鸡冠壶还是提梁鸡冠壶都具有实用性，单孔式鸡冠壶演变为双孔式鸡冠壶，提梁鸡冠壶最终取代穿孔序列鸡冠壶都是因为鸡冠壶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所带来的变化 。然而，王胤卿认为陶瓷鸡冠壶是演化自皮囊壶，陶瓷鸡冠壶失去了皮囊本身所具有的柔软贴身的属性，它并不适合游牧民族器物的特性，总体而言是不够实用，具有陪葬品的特征，鸡冠壶本身更多地承载了辽代民族的精神、情感、艺术等方面的功能 。马春红认为鸡冠壶大部分是作为生活用器使用，但也有少数作为冥器和礼器使用 。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鸡冠壶是否实用换言之鸡冠壶是否具有“明器”的性质，各个学者所持观点不一。结合鸡冠壶的分期及演变序列来看，鸡冠壶至少在辽早中期是具有实用性的。王胤卿等从民俗学、文化功能学、工艺美术学等多角度探讨鸡冠壶与民族情感的关系，认为契丹民族转向定居生活后，鸡冠壶是契丹民族对 30 29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79-刘瑞俊 胡 瑞：辽代陶瓷考古研究综述游牧生活的精神寄托，是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器物 。王赫德从工艺美术学的角度，探讨鸡冠壶背后体现出的文化交融和蕴含的文化内涵 。刘璐从美术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以鸡冠壶的使用功能及葬制葬俗和鸡冠壶的造型装饰与文化互动为探讨重点，阐释了鸡冠壶蕴含的文化内涵 。王纯婧对鸡冠壶的发现情况和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将各类鸡冠壶的分布在地图上标记出来，清晰地表现出了鸡冠壶的分布特点，这对今后鸡冠壶的分类、源流、演进等研究有重要意义 。2.辽三彩研究 辽三彩与唐三彩之间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其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胎釉工艺、装饰技法、填釉技法、装饰花纹等几方面。孙新民认为两者之间主要的差别表现在：产品种类不同；胎釉的质地和是否施白色化妆土；装饰风格有差别 。李红军以科技考古分析两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对其源头问题进行探讨 。黑丽娜主要从成坯工艺、坯体的装饰手法、施釉方面、窑炉结构、窑具使用等制作工艺上进行对比 。辽三彩的源头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仿造唐三彩烧造而成，李逸友认为辽代在严禁金银器随葬后，辽三彩是仿造唐三彩和渤海三彩发展起来的 ；孙新民认为辽三彩与唐三彩之间的釉色、烧制工艺等方面都有其共同点，是在唐三彩的直接影响下烧制而成的 。二是双彩器是三彩器形成的雏形，持这一说法的有彭善国 、乔继涛 。三是李红军认为辽三彩是借鉴唐三彩的传统工艺和技法结合辽代本土烧造特点烧造而成的器物，是辽晚期的一种“仿古”陶瓷，主要是受唐三彩器影响所致，与渤海三彩关系不大 。四是苏东选取赤峰缸瓦窑的典型器物并对其纹饰加以分析，认为辽三彩器的纹饰有模仿辽代金银器的特点 。由此可见，在辽三彩来源问题研究上，辽三彩与唐三彩在造型艺术和工艺特征上都有诸多共同点，但辽三彩出现于 11 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