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三个思想障碍_宋志明.pdf

书书书第 24 卷第 1 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 No.12023 年 1 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an2023【中国哲学】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三个思想障碍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收稿日期 2022-09-25 作者简介 宋志明(1947)，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摘要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由于受前苏联哲学界影响，教条主义者肆意加以曲解，强行推广“两军对战”模式，致使中国哲学史事业陷入重灾区。虚无主义者否认中国哲学存在，倡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造成了负面影响。复古主义者迷信“照着讲”，反对“接着讲”，也带来理论混乱。只有清除掉这三个思想障碍，才能开创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局面。关键词 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复古主义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1015883/j13-1277/c20230100107引用格式:宋志明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三个思想障碍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7笔者 27 岁时就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史学科，获得博士学位后留高校任教，讲授这门课，至今将近50 年了。笔者虽然已离开了讲台，但对这门学科仍怀有很深的感情。平心而论，笔者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状不甚满意，觉得有深化的必要。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之所以难以深入，大概同三个思想障碍作祟有关。一是教条主义，二是虚无主义，三是复古主义。只有清除掉这三个思想障碍，才能开创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局面。一、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之风是从苏联刮进中国来的。1947年，苏联哲学史家亚历山大洛夫在关于西欧哲学史 一书的讨论会上，这样诠释哲学史:“哲学史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历史。”这原本是一场寻常的学术讨论，当然允许表达不同意见，不意却惊动了苏联最高领导层。于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突然变得不正常了，以至于因受政治干扰而变形。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力仅次于斯大林的苏共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针对亚历山大洛夫在会上的发言，明确提出“两军对战”模式，运用政治力量粗暴地干涉学术。这是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源头。日丹诺夫认为，亚历山大洛夫的观点乃是一种“修正主义”观点;哲学史就是“两军对战”的斗争史。他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他严厉批评亚历山大洛夫，认为亚历山大洛夫把“各种哲学派别在这本书中是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而不是相互斗争的”。1 3-16在日丹诺夫眼中，哲学史作为“斗争史”，应当充满火药味。按照他的看法，任何一部哲学史都必须写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交战的战场，并且永远处于敌对状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有我无你;唯物主义永远代表正确一方，唯心主义永远代表错误一方。”无论写何种哲学史，必须贯彻“党性原则”，坚决站在唯物主义一边，为唯物主义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毫不犹豫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唯心主义，否则，就给他扣上“党性错误”“修2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正主义”的大帽子。按照日丹诺夫定下的调子，苏联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对“两军对战”模式做了教条主义诠释，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上升为“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他们抬出恩格斯的论断作为口实，极尽曲解之能事。他们表面上高举马克思主义，其实曲解了恩格斯的论断，明目张胆地为教条主义张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书中这样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 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2 223-224恩格斯的论述主要涉及三个理论问题。第一，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究竟指什么?按照教条主义者的解释，似乎是指任何一种哲学。错了!恩格斯对“基本问题”是有限制的，仅指德国古典哲学产生初期的情形，绝非指没有限制的抽象哲学。请注意，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出现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一书中，讲的问题很具体，始终没有超出德国古典哲学范围，怎么能夸张成抽象哲学呢?恩格斯仅论及德国古典哲学，未涉及印度哲学，未涉及阿拉伯哲学，未涉及中国哲学，怎么可能贸然做出关于任何哲学的抽象论断呢?苏联哲学教科书在恩格斯说的“基本问题”前面，加上“哲学”二字，表示不受任何限制，硬把“哲学基本问题”强加给所有的哲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臆造。他们生硬地把恩格斯的论述从具体的场景中剥离出来，变成无所不适的抽象公式，到处乱套，绝不符合恩格斯的意思。第二，恩格斯阐述基本问题有没有具体语境?按照教条主义者的解释，没有具体语境可言。错了!恩格斯具体的语境是指创世说、是指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初的情形，跟没有限制、没有时效、永远不变的所谓“哲学基本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德国古典哲学在创世说背景产生出来，当然会追问“世界从哪里来的”“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之类的问题，并将其视为基本问题。至于别的民族，未必承认上帝的存在，也没有创世说传统，怎么会提出如此追问呢?以中国哲学为例，就从来没出现过创世说。诚然，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盘古开天地”的说法，但不是哲学。即便是传说，盘古也不是世界的主宰者。他的毛发已化为山林，胸膛已化为平原，头颅变成山峰，并不过问人间的事，跟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不一样。恩格斯所说的基本问题，有具体的语境，仅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苏联哲学教科书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仿佛不受任何时间限制，仿佛不受任何语境限制，仿佛适用于所有哲学。世界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哲学?根本找不到!每一种哲学都是具体第 1 期宋志明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三个思想障碍3的，或从属于某一民族，或从属于党派，从来没有抽象的哲学。既然没有抽象哲学，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也就变成无稽之谈。炮制者出于教条主义的思维，典型地以偏概全。第三，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吗?显然不符合!教条主义者硬把“哲学基本问题”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误读。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提过什么“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作为哲学的革新者，强调以往的哲学只是在“解释世界”，而新哲学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便有基本问题，也不是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应当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二者都是“改造世界”的话语，不是“解释世界”的话语。教条主义者仍旧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旧观念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品格毫无察觉。笔者坚决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强调中国哲学有自身的基本问题，撰成天人之辨: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文，发表在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可以参看。从苏联刮起的、以“两军对战”为标志的教条主义之风，很快就传到了中国。1947 年 11 月，李立三把日丹诺夫的 发言 翻译成中文，冠以 论哲学史诸问题及哲学战线的任务 的书名。1948 年1 月，此书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遍及解放区各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发行范围更广了。截至 1954 年，此书发行了 11 版，总印数达到 8 万多册，几乎所有的理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新建设 杂志报道，中国新哲学研究会曾多次组织在京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学习此书，强行在哲学史领域推广“两军对战”的模式。从苏联刮起教条主义之风，得到了中国教条主义者回应。广大哲学史从业者对于“两军对战”模式，不是没有抵触。冯友兰、贺麟、郑昕、张岱年、石峻、任继愈、冯契、陈修斋等学者，皆曾表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宣传大权把持在中国教条主义者手里，并不掌握在他们手里。1957 年 1 月 22日26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出席者达 120 多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科学院哲学所。其中有人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人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有人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座谈会是在“反右”之前召开的，那时政治环境毕竟宽松，大家还可以说想说的话。亲历者汪子嵩回忆说，此次会议是“建国后 30 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3 林可济回忆说:“这次会议是在 1956年春 百家争鸣 方针提出到 1957 夏反右 斗争之间难得的、短暂历史机遇期内展开的，它是中国当代哲学史上一次罕见的哲学争鸣会议，其锋芒直指独断主义、左 倾教条主义。”4 在这次座谈会上，三十几位学者争相发言，批评教条主义。会后，出席会议的许多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表示自己的反感。例如，1957 年 4 月 24 日贺麟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他在文中写道:“教条主义者气焰太盛，使人不敢 放 不敢鸣。教条主义即使不会断送科学研究，至少也会大大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教条主义者虽然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实际上却是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右”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学术环境变得更加严峻起来，学者们担心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不能再公开发表评论了。教条主义者凭借手中的话语权，下狠手强行压制住学者们的抵触情绪。1958 年，关锋撰写 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 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以“学术警察”自居，对贺麟、冯友兰、石峻、任继愈、张岱年等人既做了学术审判，也做了政治审判，并且不许他们辩解。中国教条主义者强行推行“两军对战”模式，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倘若有谁不服，就给谁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让他闭嘴，让他出局。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 一书，再次刊发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两军对战”模式。从此，“两军对阵”模式横行无忌，成为不容置疑的大经大法，遂使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沦为重灾区。在1978 年以前，长达二十几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以个人的名义发表文章，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也是集体编写的。任继愈挂名主编的 中国哲学史 仅完成三册，是个名副其实的“半拉子工程”。其实任继愈并不是真正的主编，他得听命于教条主义者的指挥。冯友兰按照“两军对战”模式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仅写两册，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宣布全部作废。实践证明，按照“两军对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