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人张宪的咏史诗创作风格_翟勇高.pdf

大学语文建设722023 年第 2 期（总第 326 期）【提 要】张宪是元末文坛盟主杨维桢的弟子，杨维桢对其甚为赞许。张宪的咏史诗极具特色，他所作玉笥集在粤雅堂丛书本中今存咏史诗共一百首。张宪作为元末铁崖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深受铁崖体影响，尤其是其咏史诗，师法李白、李贺、李商隐，颇有可观之处。【关键词】张宪 咏史诗 玉笥集张宪（1321？）字思廉，山阴人（今浙江），号玉笥山人，又号玉笥生，故有诗集玉笥集。张宪壮年时“负才不羁，尝走京师，恣言天下事”，后学诗于杨维桢。杨维桢（1936）曾有言：“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如张宪及吴下袁华辈者,不能十人。”可见对其赞赏有加。而其咏史诗在玉笥集中被置于卷一、卷二的位置，足见张宪对其之偏爱。张宪的咏史诗不仅被自己看重，也受到他人的高度评价。元人戴良（1922）玉笥集序称赞他：“咏史诸作上下千百年间理乱之故，得失之由，皆灿然可见。而陈义之大，论事之远，抑扬开阔，反复顿挫，无非为名教计。”今存玉笥集最早版本乃是弘治五年（1492）王术刊本，为选注本，此本不分卷，内容也不齐全。今存十卷本，包括单行钞本、四库全书 本以及 粤雅堂丛书本等。其中，单行钞本所存颇多，但其文字有所残缺，讹误也较多。而粤雅堂丛书本错讹、脱落较少，质量尚佳，丛书集成初编 又据 粤雅堂丛书本排印行世,流传比较广。故本文将立足粤雅堂丛书本玉笥集中的一百首咏史诗，结合其生平及交游，对比李白、李贺、李商隐以及铁崖体的相关作品，对其咏史诗的创作风格进行探究与论述。一、师从铁崖，尤效二李 年少时张宪居玉笥山中，致力于读书达三十年之久，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离开玉笥山，正值壮年的张宪满怀着对元王朝的憧憬和强烈的报国济世热情，前往大都游历。当时的大都还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张宪由于其人生性狂放，在京师屡屡碰壁，不得赏识，很快就选择了退居江浙。在松江，张宪遇到了改变其一生的老师杨维桢，自此师从铁崖诗派，其诗歌风格自然受到杨维桢的很大影响。而铁崖体深受李白、李贺诗风沾濡，张宪其后创作的咏史诗自然也不可避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句法长短疾徐，长于修辞手法句式上，铁崖体诗广泛采用杂言句式，如三三七式、五五七式的句子以及“兮”字句。这一点主要因袭李白的歌行体，李白歌行中杂言独多，占其全部歌行近八成。其歌行杂言句式主要源于杂言乐府体和骚体，句法、长短纷繁参差，忽疾忽徐，如 天马歌将进酒等。而这些句式在张宪咏史诗中多有体现，如秦鹿行:“沛公隐芒砀，手剑三尺长，网罗一举围咸阳。扼其角，刳其肠，食肉寝皮传后王。”修辞上，李白歌行也是荟萃了以往歌行的诸多修辞手法，其中最突出的两点，一是排比的使用，二是“君不见”的用语。李白歌行中的排比不仅有两句排比，还有多句、多层排比，以此连接章句，贯通文气，使诗歌气势壮盛，激情澎湃。“君不见”句式，在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后，渐成风气。而李白创造性地把“君不见”句式与历史反思相结合，强化了诗歌的气势，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如其行路难其三：“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张宪在其咏史诗中大量采用了这个句式，鸿门会中有“君不见龙泉影里重瞳瞽，玉斗声中五体分”，而其岳鄂王歌表现得更为明显。李白将进酒起首两个“君不见”排句，极为豪壮，为千古名句。张宪化而用之，以“君不见南熏门，铁炉步，神矛丈八舞长蛇，双练银光如雨注。又不见铁浮屠，拐子马，斫胫钢刀飞白霜，贯陈背嵬纷解瓦”总领全诗，岳家军的神勇难敌，金军的溃败之势一下子便跃然纸上，极富豪情与气势。（二）用语瑰丽险怪，气势雄健充沛明代胡应麟（1958）在诗薮外编卷六中说：论 元 人 张 宪 的咏史诗创作风格*翟勇高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江苏文人年表研究”（编号：21ZWB007）的阶段性成果。DOI:10.14014/11-2597/g2.2023.02.051大学语文建设732023年第2期（总第326期）“元末诸人，竞学长吉。”而其最著者，就是张宪的老师杨维桢，而杨维桢评价张宪诗作“奇语曾出，不唤作活长吉不可也”。张宪对昌谷体的学习，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其诗歌色彩以及僻字的模仿。“胭脂井，玛瑙甃，琉璃阑，黄金辘轳银绠寒。（胭脂井）”张宪连用一系列色彩鲜明的意象，极尽渲染了奇峭冷艳的氛围。“畸乌压营营作声，红光紫电围金钲”（玩鞭亭）一句更是模仿了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这一名句，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生动描绘了敌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形势。明人胡震亨引王思任语云:“贺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张宪的咏史诗作里亦不乏这些字眼，譬如“血污云阳腰领红”（秦鹿行），“力屈犹思为厉鬼”（双庙词），“沙陀一夜鸦儿死”（李天下）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张宪咏史诗效仿昌谷体的明证。当然，对于李贺诗歌色彩以及僻字的模仿仅仅浮于表面，还远未得到昌谷体的精髓。杨维桢在大雅集卷一中有言:“袭格不袭语，善学小李者。”他认为，学习昌谷体重在“袭势”，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诗歌色泽和用语的单一模仿上。这里的“势”和“格”，也就是指李贺诗的风格神韵在于用雄健充沛的气势表达出自身强烈的情感。杨维桢的鸿门会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全诗造语奇崛，意境幽诡，“东龙白日西龙雨”“残星破月开天余”“碧火吹巢”等词句是其效仿贺体之体现。更难得的是，其一反一般咏史诗写实描绘的常态，以瑰丽的想象，雄健的气势爆发出炽烈的情感。“气卷黄河酒中泻”一句化用李贺梦天“一泓海水杯中泻”，写尽了项羽气概之大，似乎可以把黄河注入酒杯中，一饮而尽。诗人在结句高度评价范增的识见，把他撞玉斗的行动喻为“石破青天”，可谓气势淋漓。张宪有同名诗作，虽不如其师，但“云成龙，气成虎，椎鼓撞钟宴真主”“五星东井夜联珠，天狗欃枪落如雨”数句也颇有其风范。此外，“白虹贯赤日，易水生凄风”（荆卿叹），“秦帝扫关东，六王家业空”（胜广），“扬州都督开三府，十万强兵猛如虎”（匡复府）几句虽平白如话，但其气势如虹，已有李长吉“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马诗二十三首其五）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的壮阔和豪情了。二、咏史抒怀，师法义山张宪返回江浙后，内心仍有报国济世之心，然而此时的元王朝已至末年，政权腐败，社会动乱加剧，地方割据，烽火连天不休。蒙古贵族滥用特权，压榨百姓，致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张宪目睹这一幕幕惨状，饱含悲愤之情，并决心投身救世，于1357 年后致身张士诚门下，兵败后遁隐报国寺，郁郁而终。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正是在此期间，张宪看遍了人间疾苦，看透了统治阶级暴戾的真实面目，写下了许多针砭时弊，极具讽喻意味的咏史诗，在这些诗寄托了其深厚丰富的情感。张宪晚年于报国寺编其诗集玉笥集，凡诗五百多篇，而将咏史诗置于最前，可见其自信与重视。诚如刘釪玉笥集序所言：“其咏史非徒详其事实，且寓褒贬鉴戒之意。”而这正是其咏史诗师法李商隐之体现。（一）褒贬分明，借古讽今张宪的咏史诗，尤其是单写某一历史人物的诗，其褒贬性十分明显。朱虚侯行酒歌和广川王愁莫愁曲中的朱虚侯刘章和广川王刘去都是西汉时期的王侯。前者年少英武，平定诸吕之乱，张宪在诗中给予其“田歌声振野鸡伏，颈血光寒汉道昌”的褒奖；后者酷虐淫暴，以杀人为乐，诗人则对其“铅灌口，刀灼眸，托灰煮尸剑击头”的暴行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张宪对于历朝各代的忠臣良将是不吝其赞美之词的，霍将军 强项令 孟参军高令公 吊裴晋公 分别高度赞扬了霍去病、董宣、孟嘉、高允、裴度的高洁品格和丰功伟业。李商隐亦有 题汉高祖庙 贾生 武侯庙古柏 筹笔绎读任彦昇碑等诗讴歌历史人物，这不难看出此二人的理想和政治抱负的相似之处。李商隐和张宪，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一个在晚唐，一个在元末，其时国家都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朝堂内党争不断，地方上战事四起。因而，他们的咏史诗，深刻关注现实和国家命运，不单一缅怀历史，而兼具借古讽今的效果。张宪的井底蛙南飞乌大腹儿矛头直指公孙述、曹操、安禄山三人，对这些乱臣贼子的辛辣讽刺可谓不遗余力；跋扈天宝词咸淳师相则针对梁冀、李林甫、贾似道这些祸乱朝纲的权臣奸相，痛批其奢靡的生活和对百姓的残害。这些诗，借历代奸臣反贼之旧事，实际讽刺了元末当局的现状，无情揭露了地方割据势力的狼子野心和蒙古贵族鱼肉百姓的残酷现实。李商隐在其咏史诗中同样有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揭露和抨击，井络一诗中的“奸雄辈”正是指那些跋扈专横的藩镇。但不同的是，张宪诗多痛骂权臣奸相，讽刺当朝贵族，而李商隐则借历朝暴戾昏君讽刺当朝昏庸荒唐君王。隋宫二首极写隋炀帝的荒淫大学语文建设742023 年第 2 期（总第 326 期）生活和游幸无度，以讽刺当朝帝王的荒淫奢靡；汉宫一诗则借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一事，以讽刺武宗之迷信神仙，荒废朝政。二人诗歌侧重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借古讽今的意味和效果却是一脉相承的。（二）痛恨叹息，以古鉴今张宪笔下还有对亡国之君的刻画，更多地表现了内心的痛心与遗憾，以期达到以古鉴今的效果。胭脂井鸩酒来分写陈后主和隋炀帝，诗人不着意于描写其在位时耽于酒色、荒淫无度的奢靡生活，而落笔于他们亡国之际的凄惨下场：一个藏于枯井被俘，病逝洛阳；一个欲饮鸩酒不成，被叛贼缢弑。张宪欲以这些亡国之君的教训警醒当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历史的悲剧。而龙光殿中“奈何龙光殿，戎服讲老子。玄谈纵精致，不救乌缦耻”则表意得更加明显。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显示了一定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能力，但当敌军兵临城下之时，他却不组织抵抗，居然还有闲情与臣下一起讲解老子，最终落得个国破身死的下场。这怎能不让诗人感到痛心与惋惜呢？李商隐咏史诗中亦多亡国之君，北齐二首齐宫词陈后宫等诗虽以讽喻为主，但他讽刺的最终目的还是劝诫当朝君王以史为鉴，不要步其后尘。此外，张宪的咏史诗还侧重于描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并由此事件生发感慨，总结教训。笔者将这些事件归于两类，一是朝党之祸，二是战争悲剧。巫蛊使党锢狱诛宦官分写汉朝巫蛊之祸、党锢之争、宦官之乱三大政治事件。诛宦官尤其体现了对历史的反思与叹息。东汉末年是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时期，陈蕃和窦武都是贤臣良将，尚不能翦除宦官，可见其权柄之重，为祸之深。而何进没有吸取“太傅死，将军诛，洛阳都亭枭血颅。宗亲宾党一日屠，朝廷大柄归阉奴”的历史教训，“又向嘉德殿前伏”正是其不以史为鉴的下场。诗人最后产生“属镂诛宦官良可乎”的无限感慨，亦是对宦官祸乱朝政的无奈控诉。双庙词悲靖康厓山行则是对唐宋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厓山之战这些战争悲剧的具体描绘。诗人重点突出了战争之惨烈，如“睢阳战败血飘杵，力屈犹思为厉鬼。玄元祠前哭一声，朝食爱姬暮罗鼠”（双庙词），“樯旗倒仆百官散，十万健儿浮血尸。皇天不遗一块肉，一瓣香焚海舟覆”（厓山行），其影射的正是元末战争不休，民不聊生的现状，并在其中寄寓了四海升平、早日一统的殷切期望。而李商隐生于唐朝末年，深知唐代盛衰转折于安史之乱，诗中有许多作品感慨这段历史：“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以唐玄宗因贪恋女色而遭受蒙蔽的教训,告诫晚唐皇帝要引以为鉴；“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其二）以今昔对比之手法，劝谏君王们重视先朝血的教训,勿要重演悲剧。凡此种种，都是诗人以古鉴今之良苦用心的鲜明体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综合上述，玉笥山三十年的读书历程为张宪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师从杨维桢使他的咏史诗诗歌风格趋同于铁崖体诗歌，在诗歌形式上因袭李白的歌行，语言风格上效仿李贺昌谷体的瑰丽险怪，融二李之所长使其咏史诗极富雄健充沛的气势。而后元末混乱的社会政治格局及其失败的投身救世经历让他的咏史诗兼具借古讽今、以古鉴今的功能和效果，这一点上师法处于相似社会背景的李商隐。尽管其咏史诗不如义山的诗来得深刻，和有意味，但张宪这一百首咏史诗也算是一部上至战国，下至唐宋的简要诗史，其中赋予的丰富情感，或赞叹，或讽刺，或惋惜，亦足以让读者细细品味，为之深思。参考文献戴 良 1922 九灵山房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杨维桢 1936 东维子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胡应麟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