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_王可心.pdf

第44卷第1期Vol.44 No.12023年2月Feb.2023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1-12-12作者简介：王可心（1998-），女，广西百色人，广西大学文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王 可 心（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摘要：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关键词：王禹偁；记体文；创作思想；北宋士人精神中图分类号：I 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1-0059-07DOI：10.19986/ki.1007-6883.2023.01.010“记”作为一种文体，专以记叙为主，如记营建之事，当记耗时之多久、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是以记者，以备不忘。金石例 云：“记者，记事之文也。”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认为，“叙事”门类分为二体，其中“有纪一事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1以真德秀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禹贡 武成等篇是记体文之祖，但就其内容而言，只有记录而没有阐述，只具有记体文的记录功能，而无记体文之独立特色。因此王应麟说：“西山先生曰禹贡武成金縢顾命，记之属似之。文选止有奏记而无此体，古文苑载后汉樊杀修西岳庙记，其末有铭，亦碑文之类。至唐始盛独孤及风后八阵图记。”2尽管记体文在我国古代早已萌芽，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得到人们的重视则是在唐宋以后。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繁荣昌盛的时期，不仅开辟了诗歌、散文的全新领域，并且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继承和发扬唐代文学，跳出前人的窠臼，写出本朝自己的新文学成为了宋初文人最迫切的愿望。在唐代才逐渐兴起的记体文自然成为了宋代文人的目标之一。北宋初期是记体文从记外部他人他物转向内部记述自我的尝试时期，王禹偁作为北宋初期的台阁重臣，他的记体文写作成为了宋代记体文发展转向的先声，其记体文在记录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论述内容和思想阐发，记体文的重点也从描绘客体变成了记述自我。这一转变也被后来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继承，宋代记体文在他们手上最终达到成熟，发展出了新的高度。一、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思想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王禹偁的诗文集，除亲手编定的小畜集30卷外，另有其曾孙王汾搜集遗 59文编定的小畜外集。其中，记体文现存十三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思想，可分为三类：（一）教育思想：重教化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教化讲究自上而下，强调君主和官吏等施教者本身的道德模范作用以及通过某一载体对人民实施教化。王禹偁的宫庙寺建类文章就强调上位者以身作则来提倡兴儒学重教化的重要性，以及兴修宫庙带给人民的信仰力量。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详细的描写了陇西公在来到岳麓山书院后对当地所作的贡献：“下车布政，比屋允怀，参考吏能，寻绎民病，狱讼总紊，决剔无留，米盐靡密，推行不倦，属岁非大有。人用阻饥，减估发仓，茕嫠无告者得安其业。募兵置籍，强梁亡赖者悉拘于军，千里耕桑，涸辙得水，七州兵甲，走丸在盘，有废必兴，无政不举。”从此以后，书院“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3239开设书院，授业解惑，“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自然能施善政，遵礼制，开万世太平。王禹偁对岳麓山书院的来历及重新修缮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但文章的重点在于赞美陇西公作为一名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为教化地方风俗而做的种种高尚行为。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地方官能够以身作则，大行儒学，重视施教的方法和措施，把教化百姓当做治理地方的重要目标。正如他在 昆山县新修文宣王庙记中所说：“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兴，实仓廪而礼节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为邑之长得无咎乎？”当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却不知礼乐，不知教化，那么治理这个地方的官员是有过错的。“以如某一变之风，阐诗书而及鲁议者，曰吴地，祼国也。昆丘，海嵎也，旧染霸俗，未行儒风，非明君以文德敷万邦，非良宰以儒术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国之风者哉？”3224寺庙只是一个载体，若想真正地移风易俗，将穷山恶水之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生活安定，就必须要行儒风、重文德、用儒术、兴教化，执政者只有在治理中实现经济与文化和谐统一，才是合格的执政者，才能遵先王之道，移一国之风。（二）政治思想：直躬行道宋史王禹偁传评道：“禹偁词学敏赡，遇 事 敢 言，喜 臧 否 人 物，以 直 躬 行 道 为 己任。”49798直躬行道对于王禹偁而言，就是无论在何种境地，都要坚持自己心中的“道”。这一政治思想被贯彻于王禹偁的全部官场生涯。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进士及第。据宋登科记考载：“（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十五日辛未，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王禹偁以下若干人。得进士王世则以下二百二十九人。始分三甲，第一甲王世则以下十八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第三甲五十四人，并赐及第、出身。”这批登进士第的士子，如石赞善“初授大理评事、知东京户曹参军”，李建中“初授大理评事、岳州 录 事 参 军”，杨 覃“初 授 徐 州 观 察 推官”524-26，有不少人获得了较高的官职。这与太宗朝政局势日趋稳定、版图急剧扩大、各级官僚机构急需官员补充离不开关系。然而当时的王禹偁仅“授成武县主簿”525，成武县在北宋时属单州，属于中下县，成武县主簿只是个从九品上的官职，可以看出王禹偁在一开始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视。初入仕途的王禹偁尽管身居低位，但他的心中始终怀着为地方为百姓服务的热忱。他在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中说道：“士君子学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贵贱，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3221。主簿虽职位低微，但只要心中有百姓，虽“足下千里，毫末合拱，岂为难哉，又何卑冗之有焉”。同时王禹偁在记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期望：“主簿之能事毕矣。然后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长吏，则龚黄循良之政可待也。复可移之于国，用是道弼谐帝皇，则尧舜雍熙之化可致也”，王禹偁决不甘心于只做一任小小主簿，他的心中有更大的抱负，但他始终秉持着“在其位谋其政”的儒家观念，认为应先履行好一个主簿该尽的职责，之后才能为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文中结尾，他也劝诫后来人“使后来居是位，升是厅者，勿以下位而自败其道焉”。3222正是由于王禹偁坚持不以位卑而坏道，很快他便得到了重用。雍熙元年（984）王禹偁升任长洲知县，“（端拱元年）王禹偁、罗处约应中书试诏臣僚和御制贺雪诗序，奏篇称旨。60丙寅（初八），以大理评事王禹偁为右拾遗，罗处约为著作郎，并直史馆，赐绯衣；旧止赐凃金银带，特命以文犀带宠之”6，“端拱二年三月，太宗亲试贡士，召王禹偁使作歌，禹偁援笔立就。太宗谓侍臣曰：此歌不逾月遍天下。即左司谏、知制诰。”49794知制诰一职，主要负责为帝王草拟文书、参与决策，“其多由科举高第、文辞典雅者出任，皇帝也以此职来待文学高选、堪副帝宪者。因其清要，历此官后多入翰林，旋登二府，成为宰执大臣，时人以任词臣荣之”7。太宗在位时，大学士多经由进士、馆职、知制诰一路迁拔而来，而后进入翰林院。从一个地方芝麻官到知制诰，王禹偁仅用了五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不可谓不快也。青云直上的仕途并不代表王禹偁就此享受富贵荣华，相反，有了进谏的机会，王禹偁更加敢于尖锐地批评时政。真宗即位后，会诏求直言，禹偁毫不犹豫上疏言五事：谨边防，通盟好；减冗兵，并冗吏；艰难选举；沙汰僧尼；亲大臣，远小人。每一件事都毫无疑问地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王禹偁后来经历的三次贬谪，也证明了他这一生始终奉行的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49799，然其终身未悔，无论身居何位，王禹偁心中都充斥着以民为本的儒家之道。“自为志得行，功业如皋夔”，正如王禹偁自己所说，自己想要像圣人身边的贤臣一样，嫉恶如仇，奉行己志，直言不讳，为百姓谋利益，就算被人所怨恨排斥，驱逐深山，也无悔此生。（三）文学思想：传道明心宋初文坛，唐末五代颓靡纤丽之风的影响很大，王禹偁在诗文中多次指斥了这种风气及其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答张扶书中说道：“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几，又俱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3253王禹偁认为文章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惧乎言之易泯”，才以文代言，记之而不至于泯，而“言”之所以会产生，在于“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为文之根本自然在于心之所想。“传道”“明心”既是为文之根本，也是写作文章的标准。在王禹偁看来，达到此标准的是“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文章。这表明，王禹偁在文学上主张尚古崇道。王禹偁推崇、赞赏、效法前贤“放逐以终而词气不屈；布在方册，千古如生。苟举而行之，则其道未坠”。3262言辞间充溢着他对前贤文、道、行三者合一的颂扬，反之，对那些“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的“徘优”文人、违背文道行合一者，则嗤之以鼻。王禹偁从小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自幼服儒教，味经术”3263，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仅奠定了王禹偁为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同时也促进了王禹偁对道的追求。他在 觧梁官舍 一诗中说：“上天于我心还厚，只遣文章道更尊。”3130王禹偁崇尚文以明道，也是对唐古文运动的学习和继承，只是比起韩柳，他所倡导的道与现实政治、民生结合更为紧密些。王禹偁在政治上曾三遭贬谪，为此他曾写下三黜赋：“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38道出了他在官宦仕途上屡遭挫折却始终坚持初衷、不移文道行合一的志向和立场。这种文学思想体现在记体文这一文体上就是以论为记的重要转变。黄州重修文宣王庙壁记中，作者主要借修文宣庙之事，来表达自己对“世之有人以儒为戏者”之说的批判：“先师若是凶耶？”同时他付出行动：“曾硕书之刊石镂板，置于神座，俾夫春秋释奠有所瞻仰，塞戏儒之口，刷先圣之耻，亦无愧孔门之徒也。至述先师之道，则孟轲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无愠斋记是王禹偁记体文中篇幅最短的一篇，同时也是议论占文章比重最高的一篇。王禹偁将书斋命名为无愠斋，本身就是在告诫自己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古人三仕，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3240-241，古人三仕，自己也三仕；古人无喜色，自己又何必喜形于色？古人三已之，自王禹偁吾志：“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自为志得行，功业如皋夔。既登俊秀科，又在清切司。谏纸无直言，纶诰多愧辞。黾勉为何事，亲老与妻儿。一旦命执法，嫉恶寄所施。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斥逐深山中，穷辱何羸羸。于张及不得，安用此生为。”61己也三黜落；古人无愠色，自己又何必怒气满腹？既然决定要效仿古人宠辱偕忘，那么在书斋里弹琴、写字、赋诗、喝酒、煮茶、炼药岂不快哉，又何必顾影自怜，黯然心碎呢？虽是记无愠斋，实际上是在记录自己的内心。文章表达了作者屡遭贬谪后自适而不自弃的文人品格，以文明志。王禹偁将“自我”意识带入到记体文这一文体的创作当中，开启了记体文由记他人他物转向记“自我”的文学转向，这种文学转向，向世人勾勒出了一副儒家士人精神的自画像。二、士人精神的自画像记体文在唐代以前主要以具体描绘客观事物为主，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描绘出了凄冷寂寥、静谧幽深的永州山水，创造出一种空无人际的山野清幽之美，成为后世山水游记的典范。陈后山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程敏政亦曰：“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 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至范文正公之记严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