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_林翔.pdf

总第 期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林林 翔翔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林 翔（），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摘 要 中国古今之“方言”概念并非简单的语义递承。结合词汇史与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考察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确立过程发现，直至切音字运动期间，在关于统一国语的讨论中，方言才逐渐具备现代含义，表示民族国家的语言之地方变体。不过，由于清末“国语统一”要求迫切，“言文一致”问题居于次位，方言的多样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方言的价值被重新评估，方言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现代方言学诞生，方言概念也随之定型。方言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演变，既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裂变与传承。关键词 方言概念；国语；切音字运动；言文一致；现代方言学中图分类号 文章编号（）文献标识码 .一、引言 “方言”，顾名思义，即为“一方之语言”。提起“方言”，当下中国人一般将它理解为与普通话相对的土语。语言学家则将方言定义为“语言的支派和变体”，并将它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中国当代的汉语词典均收录了“方言”一词。辞海对它的解释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各有其特点，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如汉语的北方话、吴语、粤语、闽语等。方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方言的作用逐渐缩小。可见，“方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且从属于“共同语”所在的国家或民族。关于“方言”一词，汉语大词典列举了很多书证，其中有晋代葛洪的抱朴子钧世、唐代皇甫冉的同诸公有怀绝句、明代唐寅的闾门即事及现代作家冰心的再寄小读者。这些例证中的“方言”均指“语言的地方变体”，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话”。这也和辞海中关于“方言”的解释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大词典中没有提供近代时期“方言”的书证。众所周知，清政府在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京师同文馆成立的翌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广方言馆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该学馆最初拟名“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成立之初定名为“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虽然现存史料及相应研究均没有关于该学馆名称的解释，但是很显然，这里的“方言”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的语言，也不是其他外国语言的“地方变体”。就研究现状而言，王东杰重点从作为文化政治现象的国语运动脉络中，考察了现代汉语方言的确立过程。鲁国尧也注意到，“方言”在民国年间词义缩小。他以 世纪为界，认为“方言”在 世纪以前不仅指现代意义的地域方言，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方言”词义缩小的主要原因是现代语言学的建立给予了“方言”科学明确的界定。他并未对近代意义上方言概念的确立过程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李宇明指出，方言的概念在清末之际已经基本建立，但此时文字改革家没有把“语言”和“方言”区分开，对方言的认识是不自觉、不全面、不成体系的。那么，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发生过哪些变化，又是在何种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本文拟结合词汇史与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方言”词义在中国之演变，通过考察近代方言概念的确立过程，探讨由此所折射出的时代意识变迁及汉语词汇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二、世纪 年代以前的“方言”内涵 “方言”一词出自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该书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记载了中国各地的方言词汇，并标明了其通行范围，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方言的著作。魏晋以后，众多学者援引此书。此外，其他著述中“方言”的所指范围基本上亦位于中国境内。然而，中国古代本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故而“方言”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名词，可以泛指地方的语言，例如古今韵会举要卷七“平声下”写道：“舸，方言，南楚江湖船大谓之舸。”也可以特指某个地方的语言，例如山谷外集诗注卷七（四部丛刊景元刊本）写道：“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但没有人界定它是否从属于“共同语”所在的地区。进入 世纪，汉外辞典开始在中国兴起。传教士经常以 表示方言，不过还没有以“方言”对译。例如，马礼逊（）把“”译为“北音”，把“”译为“他讲的系北京 话”；麦 都 思（）也 把“”译 为“北 腔、北 音”，把“”译为“北京话”；罗存德（）把“”译 为“官 话”，把“”和“”分别对译为“福建话”和“客家话”等。可以看出，这些（方言）均位于中国境内。几乎同时，这些传教士开始用“方言”指代西方的语言。年，遐迩贯珍刊载了文章新旧约书为天下示谕，其中写道：旧约全书则以希伯来方言尽录于亚细亚洲，新约全书则以希利尼方言录于亚细亚者，亦强半也。迨后欧罗巴诸邦咸以土音译出，而遵奉之。近五十年来，西方传道之师，又以别洲各国方言译出，刊送土人。遐迩贯珍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中国境内创办的刊物，旨在面向中国译介西方文明，以博得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好感，从而为传教提供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同时使用了名词“方言”和“土音”。现在看来，土音、土话及土语都是方言的近义词，而此处的“土音”却与“方言”相对，即作者用“土音”表示当地的语言（一国内部的语言），这恰与文中的“土人”相对应。换言之，此处的“土音”其实与今天“方言”的含义更为接近，文中的“方言”实则是表示“语言（）”，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而非“方言（）”。与此相似，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中也多次出现“方言”一词，如第 号的公会记略中写道：“新旧约已翻一百余国方言。”西学说百拉多传也写道，百拉多遗书已被翻译为腊顶（即拉丁）、法兰西、日耳曼、以大利（即意大利）、大英等国方言。中国学界较为普遍地接受了这种概念，以“方言”指称外国的语言，或将西方语言直接称为“泰西方言”。笔者根据“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做了统计，自 年至 年，除去名词“方言馆”，“方言”一词共出现了 次，其中次与上述用法相同，皆指西方的语言。将西方的语言称作“方言”，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用作行政集权工具的特定方言缓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地扩散”，“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这点和帝制时期的中国那种文人官僚系统与汉字圈的延伸范围大致吻合的情形形成对比，而这个对比则颇富教育意义。”不过，当时中国人以“方言”指称外国的语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学界习惯性地将西方看作出于同一源流的整体。盖文言相离之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则西人文言之相离，必与吾同。而识字读书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梁启超将欧洲各国语言皆视为希腊语的流变，又将希腊的拉丁文字与中国的古文字对应。按此逻辑，欧洲诸国语言自然与中国各地区的方言相对应。名词学家、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也指出：“闽、粤方言虽小异，其大体犹同，未若欧洲各国之相差别也。”可见，在他看来，欧洲各国本就属于一个种族，所以将其他各国的语言称为“方言”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世纪以前，中国鲜有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在此之前，部分知识分子尝试探讨“言文一致”的问题，这些讨论看似涉及方言，其实与方言学层面无涉，方言问题也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例如，黄遵宪曾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等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是黄氏关于“诗界革命”的经典名句，“我手写我口”即意味着书面语要和口语相一致。虽然口语中包含方言，而且方言是口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黄遵宪只是探讨了“白话”与“文言”问题。也就是说，此处的“言”主要是指“白话”而非“方言”，它的对立面是“古文”而非“标准语”“国语”。三、近代义“方言”的出现 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部分知识分子将“汉字繁难”视为启迪民智与救亡图存的阻碍，主张改革文字。年，切音字运动兴起，中国学人开始自觉地讨论方言与国语的关系问题。是年，卢戆章创制“中国第一快切音字”，他认为中国“当以一腔为主脑”：（中国）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概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卢氏主张先用各地的“土腔乡谈”普及切音字，由切音字再渐识汉字与普及南京官话。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名词“方言”，但是此处的“土音”和“土腔”也就是方言的音和腔。换言之，与方言概念同时兴起的还有“方言”的近义词“土音”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土腔”“土语”“方音”等。几乎同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近代义的“方言”一词。年，王炳耀创制切音字方案拼字字谱。他在自序中写道：何如于文字之外复加拼音之字，拼切方言，使男女易习，立强国无形之实基。日本重我国之文，并用本国方言之字，广习西学，人民智而国强方言无字，民昧如故矣。仆抱杞人之忧，设精卫之想，妄拟新字，拼切方言。引文共有 处“方言”。其中，“日本重我国之文，并用本国方言之字，广学西学”，是指日本在重视汉文的同时，用本国的假名文字广泛学习西学。虽然表面上看，这里的“方言”符合指称其他国家的语言的用法，但是，王炳耀应该意在强调切音字用于拼写地方语言的属性。换言之，王炳耀更想表达的是，日本假名能够书写“出口之音”。因此，这里的“方言”一词其实是指日本的“一方之言”。其他 处“方言”也无疑都是近代义的“新名词”。据申报全文数据库检索，年至 年“方言”一词的使用量见表。表 申报中“方言”的使用量表示中国的地方语言指称其他国家的语言特指“方言馆”（）（）（）（）（）（）（）（）（）（）（）（）数据来源：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注：括号内数值为广告等重复文本的数量。可见，自 年（即切音字运动）后，表示中国之地方语言的“方言”一词翻倍增长；与之相较，在清末民初各式新概念、新名词井喷式爆发的语境下，指代其他国家的语言及“方言馆”的用法，于 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衰退之势。“方言”被频繁用于指代中国的地方语言，则发生在“国语”观念流行以后。诚如王东杰所指出的，离开“国语”这个先导性概念，我们根本无法透彻理解今人所云“方言”的深层含义。可以说，中国近代义的“方言”一词几乎与近代新名词“国语”相生相伴。世纪初期，近代新名词“国语”从日本传入中国。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期间，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向他宣传“语言统一”和“国语教育”的重要性。伊泽修二指出：“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焉。”吴汝纶对此颇有疑惑，他认为学堂中的科目已然过多，复增一科，或为不便。伊泽修二断言：“宁弃他科而增国语。”他介绍了日本处理方言问题的经验，指出日本方言差异最大的是萨摩腔，年前，信州人与萨摩人见面都无法互通姓名，这就如同中国福建、广东人与北京人会面；日本通过改良语言、设立普通语（东京语）研究会等，使得萨摩人无不通晓东京语。伊泽建议中国效仿日本，认为假以岁月，中国统一国语的成效便会显著于齐鲁闽粤之间。吴汝纶备受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伊泽修二）谆谆以国语一致为统一社会之要。且谓：外国语尚欲学，喑者尚教之言，安得畏难！其言颇有英气。”吴氏于 日后致信管学大臣张百熙，他在信中将统一国语称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指出“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奏请中国仿效之。吴汝纶所著的东游丛录中也多次出现“国语”一词，近代意义的国语和方言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吴汝纶接受伊泽修二的建议，缘于他看到日本处理国语与方言问题的成效，即如伊泽修二所述，日本用东京语作为通用语，在很大程度上消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除了日本国内语言不统一的弊害。日本此前亦早已存在方言概念。例如，奈良时代的万叶集第十四卷就以“东歌”为主题，收录了 首“东国方言”短歌。平安时代的东大寺讽诵文稿里出现了名词“毛人方言”“飞弹方言”“东国方言”等。这是日本“方言”一词的最早书证。江户时代的洒落本 箱枕 的题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