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殊五尊造像的形成过程、...光寺文殊殿文殊五尊造像为例_崔元和.pdf

佛教艺术55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当心间佛坛上由骑狮文殊、善财童子、于阗王及文殊化现老人、佛陀波利构成的组像，塑绘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是迄今国内外所见最早的“文殊五尊”造像遗存。较为深入地梳理“文殊五尊”造像的形成背景、过程及意义，对于研究和认识唐代以降文殊信仰的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一、五台山文殊五尊造像的形成过程文殊五尊造像经典依据，主要出自唐代印度来华僧人佛陀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序言。该序由唐定觉寺沙门志净撰写，时在唐永昌元年（689）。序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者，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676）从西国来此汉土，至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遂作婆罗门语谓僧曰：“法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踪，不惮劬劳，追寻圣迹。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一切恶业。未知法师颇将此经来不？”僧报言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言：“既不将经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得识？师可却向西国取此经，将来流传汉土弟子当示师文殊师利菩萨所在。”僧闻此语，不胜喜跃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其僧惊愕，倍更虔心，系念倾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683），回至西京，具以上事，闻奏大帝。大帝遂将其本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敕司宾寺典客令杜行顗等，共译此经。敕施僧绢三十匹，其经本禁在内不出。其僧悲泣，奏曰：“贫道捐躯委命，远取经来，情望普济群生，救拔苦难，不以财宝为念，不以名利关怀。请还经本流行，庶望含灵同益。”帝遂留翻得之经，还僧梵本。其僧得梵本，将西明寺，访得善解梵语汉僧顺贞，奏共翻译，帝随其情。僧遂对诸大德，共顺贞翻译讫。僧将梵本，遂向五台山，入山于今不出。1宋延一所撰广清凉传佛陀波利入金刚窟中亦有记此事，只不过增加了若干细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唐来华持明密教僧人译出的重要密教经典，流布广泛，影响深远。此经中土初译，为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阇那耶舍译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唐仪凤年论文殊五尊造像的形成过程、背景及像教寓意以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文殊五尊造像为例 崔元和简莉2023-01内文.indd 552023/2/12 14:09:22DOI:10.16805/ki.11-1671/b.2023.00092023年 第01期56间佛陀波利返天竺取回并两译此经后，该经便名声大振，以至在其后不太长时间内竟臻有“八译”盛况。一切经音义记载：最初，后周宇文氏武帝保定四年（564）甲申岁，三藏阇那耶舍于长安旧城四天王寺译出 尊胜佛顶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一卷，五纸，学士鲍永笔授，见开皇三宝录说，第一译也；后至大唐天皇仪凤元年（676），婆罗门僧佛陀波利来至五台山礼谒大圣，见文殊化身，却令归西国，取佛顶尊胜梵本经，至仪凤四年（679）己卯岁西国取得经，却回至长安闻奏具说，敕请日照三藏将梵本经在内翻译，曰司宾寺典客令杜行顗笔授其经，七纸，第二译也佛陀波利得经，将向西州寺，访得解梵语汉僧顺贞共翻，亦是仪凤四年（679），再译一本，八纸，见经前叙说，第三译也永淳元年（682）壬午岁，日照三藏再译此经一遍重译八纸，第四译也又至垂拱元年（685）乙酉岁，地婆诃罗三藏随驾于东都，又译佛顶尊胜名净业障经十四纸，具说善住天子往昔口业感果因缘并说授持法则，则是第五译也；后至中宗景龙四年（710）庚戌岁，义净三藏于长安荐福寺又译一遍，六纸，第六译也；后至玄宗皇帝开元十年（722）壬戌岁，善无畏三藏译出佛顶尊胜瑜伽念诵法两卷，第七译；又至代宗文武皇帝广德二年（764）甲辰岁，三藏大广智不空于长安大兴善寺译出佛顶尊胜供养法一卷，二十纸此第八译也。前后约二百年，已经八度出本。2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广泛传播，是与佛陀波利在五台山前受文殊圣化老人所嘱，返回天竺取回该经梵本并于中土译出的故事一起流传的。唐至宋、金、元、明之际，此经最为流行的版本即为佛陀波利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载：“波利得经，不胜喜跃，将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僧顺贞，奏共翻译。帝允其请，遂对诸大德共贞翻出，名佛顶尊胜陀罗尼。与前杜令所翻之者，咒韵经文，大同小异比诸众译，此最弘布。”3与其它译本相比，佛陀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经最大特点，就是在经文前面所附序中讲述了译者于唐仪凤元年在五台山前，与文殊圣化老人相遇，并受嘱而重返天竺，取回此经梵本，两度译出并弘布中土的故事。佛陀波利在五台山与文殊化现老人相遇的故事，在唐以来得以广泛流布的载体，除大量刊印的经书外，还有一种特殊载体，即用石头刊刻矗立的经幢。有唐一代，此经幢已广泛刊立。五台山塔苑沟明嘉靖年间刊立的经幢，对唐以来佛顶尊胜陀罗经幢刊立盛况有如下描绘：“夫以塔婆启建，事出佛书唐高宗时，有罽宾僧佛陀波利来游是山，于五台思阳岭，期文殊化仪，嘱取尊胜经咒然支那群生顶戴受持，利益无穷。自此星排棋布，在在有之。”4有唐一代，佛顶尊胜陀罗经幢所刻内容，大多既包括佛顶尊胜陀罗经之经文，亦包括佛陀波利译本前附之序。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前唐大中十一年（857）所刊立“奉为国及法界众生造陀罗尼幢”，在经文前即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此寺文殊殿与普贤殿中间于唐乾符四年（877）所刊立佛顶经幢，亦将佛陀波利所译经文及志净撰序同刻于幢上。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唐人喜刻陀罗尼经天宝以前，皆棋子方格，雕写精严，兼刻经序。咒不刻序者，不过十之三；单刻咒者，不过十之一，至唐末尚然。”52023-01内文.indd 562023/2/12 14:09:22佛教艺术57由于佛陀波利译本及其序的广泛传播，早在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灭法”前，佛陀波利在五台山前受嘱于文殊圣化老人的图像，已在五台山寺院中出现。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行到竹林寺断中。斋后，巡礼寺舍，有般舟道场，曾有法照和尚于此堂念佛，有敕谥为大悟和尚，迁化来二年，今造影安置堂里。又画佛陀波利仪凤元年来到台山见老人时之影。”6因“会昌法难”，五台山及中土大量佛教寺院及造像毁于一旦。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再崇释教，到晚唐、五代时，五台山佛教已再次复兴，并在敦煌等地形成了新的文殊信仰中心，佛陀波利与文珠圣化老人的故事及形象亦在这些地方频繁出现。如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绘制于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在所绘五台自然环境、寺院宝刹、僧侣香客、灵应圣迹等种种场景画面中，就有两处绘有佛陀波利与文殊圣化老人相见的画面，其一绘佛陀波利第一次至五台山，于山前遇文殊圣化老人，其墨书榜题为“遇见文殊化老人身路问其由”；其二绘佛陀波利返天竺取梵本经至中土译出，返五台山再见文殊化老人的情节，其墨书榜题为“佛陀波利见文殊老人身问西国之地”。榆林窟第19窟两壁南侧文殊变壁画，亦为五代所绘，在骑狮文殊及于阗王、善财童子构成的“新样文殊”上方，绘五台山圣境风光，其中一白衣拄杖老人，与一年轻合十僧人相向而立，亦应为佛陀波利与文殊化老人于五台山前相见之题材；榆林窟第32窟东壁门南骑狮文殊像，亦为五代所绘，此画于阗王下绘一老人与僧人相向而立，亦为文殊化老人与佛陀波利相见之情节。法国吉美艺术馆藏敦煌藏经洞绢画五台山化现图，亦为五代作品，画面中央为骑狮文狮，周围眷属众多，除善财、于阗王外，还有胁侍菩萨数身，画面下侧外绘一长须老人、一合掌僧人，表现的亦是佛陀波利的此次译经情形。至宋、金之际，骑狮文殊、善财童子、于阗王及文殊化老人、佛陀波利等，已演变成为文殊“变相”或“变文”中经常出现的主要人物。如延安清凉山三世佛洞开凿于北宋，后壁上部正中为三世佛，左壁为骑狮文殊，右壁为乘象普贤；文殊坐狮背所驮莲台，右侧为于阗王，狮前有善财童子；文殊后上侧为伫立于云朵之上的文殊化老人；老人右侧，则为自在观音。广清凉传续遗载：“朔州慈勇大师天会壬子季（962），复游台山一日，游大华严寺，忽于寺侧见祥云自东而来，五彩毕具。又于云中现文殊，大圣处菡萏之座，据骏猊之上，及善财前导，于阗为御，波离（利）后从，暨龙母、五龙王等执珪而朝。”7但上述文殊“变文”“变相”中的主要人物及场景情节，与其后形成的“文殊五尊”造像相比，仍有较大区别，主要是：或组像中人物构成不稳定，如广清凉传续遗所记大华严寺上空化现图像中，虽有骑狮文殊及于阗王、善财童子，但其他主要人物却只有佛陀波利等跟于文殊身后，并不见文殊化现老人身影；延安清凉山三世佛洞所塑，虽有“新样文殊”及文殊化现老人，但却不见佛陀波利。此外在这些图像中，文殊化老人与佛陀波利多为“背景性”存在，即多在“新样文殊”的背景处绘出或塑置，并未如骑狮文殊及善财童子、于闐王一样走上“前台”；或与普贤对称出现，甚至与普贤、观音等同时出现，并未成为组像中的主尊。因此，此类“新样文殊”加佛陀波利、文殊化现老人等人物的组合图像，仍属“文殊五尊”酝酿阶段之雏形。2023-01内文.indd 572023/2/12 14:09:222023年 第01期58金天会十五年（1137），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内所塑文殊组像于“新样文殊”左右又增塑了相向伫立对谈的文殊圣化老人和佛陀波利，才是后世所见“文殊五尊”标准的“定型”格局和样式，其主要特征是：组像中的主要人物确定，骑狮文殊居中，于阗王、善财童子及佛陀波利、文殊化现老人分置文殊两侧；佛陀波利与文殊化现老人亦走上前台，不再是“背景性”或“陪衬性”存在；文殊菩萨成为一坛、一铺乃至一殿、一窟造像中的主尊，而不是与普贤菩萨一起作为佛的胁侍对称出现，或与普贤、观音等菩萨作为“华严三大士”等同时出现；作为“标准”配置的像设格局样式广泛流布，成为不同时空中众多寺院、道场摹仿制置的对象。金、元以来，国内及海外流行的“文殊五尊”，基本上都是按照或参照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1137）所塑置“文殊五尊”而造。如山西省繁峙县灵岩寺（岩山寺）南殿（文殊殿），于金大定七年（1167）塑绘的“文殊五尊”；五台山殊像寺大文殊殿明弘治九年（1436）塑绘之“文殊五尊”；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文永十年（1273）所造“文殊五尊”，日本京都醍醐寺光台院藏镰仓时代（1185-1333）“诸文殊图像”绘本等。日本京都醍醐寺“诸文殊图像”绘本，除绘有“文殊五尊”诸像外，画面上部还绘有五台山的五座台顶，清晰标明了佛陀波利与文殊化老人相遇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文殊五尊”题材及图像之产生源头。二、文殊五尊造像形成背景在“文殊五尊”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人物特别重要，这就是唐代印度来华僧人佛陀波利及金代印度来华僧人苏陀室利。梳理二人来华的使命及处境，将有助于理解“文殊五尊”形成的背景和意义。佛陀波利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土，发心弘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几个背景性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佛陀波利所具有的宗派及其使命背景。佛陀波利为7世纪下半叶至中土弘传印度密教的北印度僧人。印度原始密教，早在3世纪即有中土译本，如支谦译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等。4世纪前，印度原始密教发展成为持明密教，并在公元6、7世纪发展至持明密教的中期阶段，使佛教在印度本土进入了重新复兴阶段。佛陀波利是在这种宗派背景和弘法使命下来到中土，是有唐一代比“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更早进入中土弘传密教的印度僧人。二是唐王朝当时的佛教发展态势和格局。佛陀波利到达中土的前后，经太宗、高宗等帝王扶持，中土佛教已逐渐兴盛，唯识宗、法华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等宗派，在朝廷“多宗并存”的佛教政策扶持下，均已崭露头角，呈现出生机蓬勃的发展态势。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的中心和国家佛教道场，也在此时迅速崛起。唐初诸帝，均对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大加扶持。到唐龙朔年间（661-664），五台山已跻身海内佛教名山圣地之首位。从海内外频繁至五台山求取五台山图一事，即可见出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圣地，在其时广受崇拜景仰之情形。古清凉传游礼感通四载：唐龙朔年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赜等祗奉明诏，星驰顶谒，并将五台县吕玄览、画师张公荣等十余人，共往中台之上从南向北，凡是古迹，悉追寻存亡，名德皆亲顶礼。赜等既承国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2023-01内文.indd 582023/2/12 14:09:23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