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变局与文化自觉_单世联.pdf

年月第 卷（总 期）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论历史变局与文化自觉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摘要：百年中国，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生成了“五四 文化自觉”与“当代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既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对文化有相对独立性的自觉，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自觉。“五四 文化自觉”的理论内涵是中国文化的“失败”，它所导向的实践是“文化改造”。围绕“失败”的争论涉及“利用厚生”“安身立命”和“纲常制度”三个不同的文化层次；“改造”的实践既指以西方现代性的科学与民主去批判中国传统，又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及其伟大成就。两种改造方案既鲜明对立也有交叉重叠，构成了 世纪中国文化的主题。“当代文化自觉”的理论内涵是“文化自信”，它所导向的实践是“文化复兴”，这是 世纪中国文化的主题。中国的现代转型还在进行，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仍在深化。展望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景，“当代文化自觉”应当是一个包括“文化自觉”“中国自觉”和“现代自觉”的意义系统。关键词：变局；文化自觉；文化“失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 ：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成着“五四 文化自觉”与“当代文化自觉”。尽管古文献中有关“文”“化”和“文化”的丰富论述，直到今天也还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理论的主要资源，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则主要是由两次大变局所唤醒的“文化自觉”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失败”的意识与“文化自信”的激情。历史变局的动力，首推中国与“西方”的遭遇以及中国的现代复兴，这是一个迄今也未完成的过程；“文化自觉”的主题，不但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辉煌、现代激变和未来希望，也编织着中国现代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古今中外”的各类论述。概括地说，“五四 文化自觉”生成的是“文化失败”意识并展开为“文化改造”方案，这是 世纪中国文化的主题；“当代文化自觉”获得的是“文化自信”意识并落实为“文化复兴”方案，这是 世纪中国文化的主题。准确把握近代以来历史变局中的两次文化自觉，有助于打开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思维空间，并提升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自觉。作者简介：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论述研究”（）。一、千年变局逼出“五四 文化自觉”中西交往并不始于令中国蒙羞的鸦片战争，古老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明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在华活动等，都表明中西之间可以有，事实上也有过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交往方式。据明人谢肇淛的观察：“天主国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有利玛窦者，自其国来，四年方至广东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犹儒之孔子，释之释迦也。其书有 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明，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苦空之说，皆深诋之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与人言，恂恂有礼，词辩扣之不竭，异域中亦可谓有人也已！”利玛窦所代表的只是天主教与儒、释关系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但其“恂恂有礼”的态度，互相发明的效果等，无疑体现着一种更文明、更人道的文化交往规则。这也提示我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当然，冲突、暴力和对外战争等也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以近代而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制造大量悲剧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和非西方世界的社会文化变革。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一论述也是我们分析近代中西冲突的指导思想。“天朝上国”在西方势力面前的屡屡失败、步步退让，直到跌落为备受欺凌的贫国弱国。这一创伤性经验有力地刺激了中国文化意识的改变。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以“古今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开辟以来之变局”等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处境，其中尤以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最具代表。“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发生，源于“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夷敌”“胡虏”主要是秋高马肥劫掠中原的游牧民族，而泰西的“夷敌”所凭借的则是“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险不足限制”。这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峙。因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意味着新外敌的陌生性，不但传统的智慧谋略和现有的战争资源无法克敌制胜，甚至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以致于中国交涉之事，日繁一日；应付之机，日难一日。时人敏锐地感到：“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如此，则“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向敌人学习成为战胜敌人的条件和起单世联论历史变局与文化自觉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中华书局，年，第 页。马克思：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年月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年 月 日），李鸿章全集 第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郭嵩焘：论古今变局与应对之方（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嵩焘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点。历史悠久的“教师的文明”一转而为“学习的文明”，这固然是“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却也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契机。这是充满屈辱和痛苦，却又加速蜕变和新生的过程。戊戌变法前夕，守旧派人物曾廉回顾说：“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此一分期经陈独秀、黄远生、梁漱溟、梁启超等“五四”人物的扩充，再到殷海光、金耀基、庞朴等人的研究，已成为中西之争的解释范式。据此，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 年甲午战争，是承认中国在“技艺”上不如西洋，需要“师夷长技”的时期；从甲午经戊戌到 年共和革命，是承认“政制”上不如西洋，需要“维新”与“革命”的时期；从辛亥经帝制复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承认“伦理”上不如西洋，需要“最后觉悟”的时期。这不只是日益自觉的文化认识，也是持续展开的救亡图存的实践。从现代化的分化逻辑来看，物质、政制和观念，或者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各有其相对独立性并服从不同的支配原则，但在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和经济、政治结构长期是高度整合的整体，因此这种由于失败而学习、改革的过程，就被理解为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递进与深化，中西之争也被认为是“新旧之争”“内外之争”。以物质、政制与文化为中西之争的三个阶段，既是一种认识实践过程的概念描述，也是把“文化”与物质、制度区分开来的理论工程。新文化运动期间，记者黄远生就指出：“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是故“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中西之别的“本源”是“思想”，而能够从“本源”上认识中西之别，也就能够找到解决中国危机的根本办法。所以陈独秀把“伦理觉悟”而不是此前的“学术觉悟”（工艺科技）、“政治觉悟”，称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它要实现的目标是中国人在“根本思想”上的改变。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可以称为“评判的态度”的“新态度”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我们都要有所质疑地问一下：它有价值吗？它错了吗？它不会错吗？陈、胡提出的“最后觉悟”“根本思想”“评判态度”“价值重估”“再造文明”以及钱玄同的“根本改革”、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说法微异而用心一致，代表着“五四”时代的“文化自觉”，这就是在西强中弱、西胜中败的环境中，以中西对照为方法，通过重估中国传统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再造中国新文明。“五四 文化自觉”是被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失败逼出来的。中西之争的一个非预期的效果，是历史演变过程与文化结构展开的迭合。从结构（方式、模式）上看，文化可分为物质、心理、制度（心物结合）三个层次。庞朴认为：“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从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无疑是文化结构三个层面的逻辑展开，它表现为物质层面变化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改革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心理层面激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是可以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参见曾廉：上杜先生书，瓠庵集 卷十三，光绪二十五年（年）。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年 月日），远生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年），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 第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年），胡适文集 第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一予以说明的。”严格地说，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只是一个方向上、趋势上的宏观判断，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承认三阶段，并不意味着只有到了第二、三阶段，才分别提出政制、文化问题。在“物质”阶段的 年，郭嵩焘就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年，出使西方的薛福成又接着郭的话题说：“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西方有物质，也有“国政民风”的文化之美。所以他们以及此前的冯桂芬、此后的王韬等人都曾有“变法”之议。在政制阶段，也有人从事文化启蒙。曾廉所谓的“言教”，就是指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传播西方民权、平等思想的行动。在文化阶段，“五四”大将吴稚晖重提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制造局主义”；在“五四”之后，陈寅恪、冯友兰等人也都指出“中体西用”的合理性。“三阶段”原是拖泥带水前后呼应的，无论在哪个阶段，都不能离开物质建设、经济发展，而政制改革问题也始终存在。尽管如此，以物质制度文化的区分作为近代历史的三个阶段和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仍然是成立的，它显示了“五四 文化自觉”的历史脉络和思想逻辑。陈独秀说得清楚：“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使用“对而言”来定义“文化”，有两种情况：一种重在“文化”与“”的区别，另一种重在“文化”与“”的相关。因为有此区别，陈独秀才能从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最后之觉悟”；因为有此相关，“最后之觉悟”才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内容。当陈独秀强调这是“最后之觉悟”时，他着重的是文化与军事、政治、产业的区分；当他因政治的激愤并为政治的目的而强调新旧不两立时，他指出的是文化与政治、产业的关联。这是“五四 文化自觉”的一个意义。“最后之觉悟”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已经失败需要改造。庞朴认为，年间，国人仍是承传统而来以“华夷”说中西，著名的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等，对西方持蔑视的态度。年间，国人以“本末”说中西，中学伦常是根本，西学技艺是末梢，但西学可为我所用。此说解决了借用西方“物质”的问题。年间，国人以“体用”说中西，或云“中体西用”，或云西方“有体有用”，其议院等政制也应学习。此说回答了如何对待西方制度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期间，国人多用“东西”说中西，视中西为不同的文化体系，表现出文化平等的意识。其实在“华夷”“本末”“体用”和“东西”四种论说之间，也没有清晰的划分。至少以“体用”说“中西”的用法，始终以显著的或隐单世联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