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危机与个体责任：后现代伦理学视角下的《十字路口》_刘露.pdf

148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博士生论坛伦理 危机与个体责任：后现代伦理学视角下的 十字路口刘 露 内容提要：美国作家弗兰岑的新作 十字路口 以小说中希尔德布兰特一家各成员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书写了1970年代初新旧交替的美国社会中的伦理危机。在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的框架下观照该作品，可以发现小说人物理性指导下的善举以自我为中心，充满悖论色彩，而个体非理性的道德冲动则有可能带来对他者和社会正义的责任感。作家探究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提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解决方案，不仅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也是一次后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思考。关键词：乔纳森弗兰岑 十字路口 后现代伦理学道德责任作者简介：刘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中国药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Title:Ethical Crisi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A Postmodern Ethical Reading of CrossroadsABSTRACT:Through the moral dilemma of the Hildebrandts,American novel-ist Jonathan Franzen,in his 2021 novel Crossroads,presents 1970s American society at crossroads and in ethical crisis.Through the lens of Zygmunt Baumans postmodern ethic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racters striving for“goodness”is compromised by rationality and self-centeredness,and is thus paradoxical.Their irrational moral impulses,however,may develop into a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 and eventually social justice.By explor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plits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offering utopian solutions,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22.04.019149伦理危机与个体责任：后现代伦理学视角下的 十字路口 the novel fuses the social concerns of realism with postmodern ethical insights.Keywords:Jonathan Franzen,Crossroads,postmodern ethics,moral responsibilityAuthor:Liu Lu is a Ph.D.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China（210093）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Nanjing,China（211198）,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曾以纠正（The Corrections，2001）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1959）于2021年10月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十字路口（Crossroads），并再度书写了他擅长的话题时代大环境下普通中产家庭中个体人物的命运。书中芝加哥郊区“新展望镇”的副牧师拉斯希尔德布兰特和他的妻子与四个儿女，正面临各自人生中困惑的“十字路口”，折射出背后1971年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美国社会。而小说中角色应对内外危机的方式，则往往在于尝试种种“善行”。弗兰岑在新作中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也成为众多书评的聚焦点：纽约客称“弗兰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自己高尚或卑劣，虽然事实可能正相反”（Schulz）；新共和则称弗兰岑为“美国下一个头号道德主义者”（Doherty）。弗兰岑本人亦在访谈中提到：“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高尚对我而言，最优秀的小说应当拷问这一命题”（Shantz-Hilkes）。弗兰岑以往小说中较为明显的道德寓意已让一些学者从伦理维度研究其作品。伊达尔加（Jesus Blanco Hidalga）指出 纠正中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折射于家庭的私密空间，而“最终对于最亲近他者的同情与伦理责任不断增强，妥协成为一种可能”（122）。梅恩斯阿敏扎德（Liz Maynes-Aminzade）则指出对于弗兰岑的人物来说，要恢复道德能动性，抵抗外界价值系统的诱惑是关键（251），伦理问题更为我国的弗兰岑研究者所偏爱。陆赟的博士论文（2017）提出弗兰岑将个人责任作为伦理诉求的核心和对社会矛盾的象征性解决方案。谷伟则从情感伦理的视角，指出 纠正 中耻罪道德能动性缺陷导致的中西部社群危机。上述评论者均注意到弗兰岑作品中伦理危机背后复杂的当代美国社会，对本文研究的问题有一定启发。但与其展现当代生活的前作不同，十字路口可称得上是弗兰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小说中1970年代初的美国处于转折时期，社会的剧变与动荡也带来伦理方面的难题，与20世纪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 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 Ethics）等理论著作中阐述的问题十分相似。鲍曼指出从20 世纪60 年代末起西方社会进入“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他发展了列维纳斯等人的理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提出一套相应的伦理框架，一般被称为“后现代伦理学”。采取后现代伦理学的视角观察十字路口，不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小说 纠正中的伦理危机及个体应对的方式，亦有助于理解美国当今社会分裂的历史源流和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诘问与思考。一、家庭内外的后现代伦理危机十字路口中推动情节发展、影射时代变化的重要动力，是各个人物面临的道德困境：男主人公拉斯的长子克莱姆纠结于反越战立场的正义性，女儿贝琪则面临是否插足他人恋情的抉择，次子佩里虽深陷毒品的泥潭，却时而想改过自新，从事神职的拉斯本人则被一位女教民150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所吸引，令人想起 红字中丁梅斯戴尔牧师在清教伦理与个体欲望间的挣扎。各人物在面临道德选择时常陷入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境地，这恰是鲍曼所说的“后现代伦理危机”：现代性的到来令曾主宰人们生活的传统价值规范或标准逐渐衰落，现代的立法者与思想家则主张：“在已经灭绝或者无效的教会的道德监控所留下的空间中，应当填充上一套仔细、巧妙、协调的理性规则”（后现代伦理学7），即伦理规范。而在20世纪下半叶日益个体化的西方社会，“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碎片化了，被分离成许多联系松散的目标和功能”（7），导致价值取向多元化，伦理规范多样而混乱。生活在1970年代初牧师一家人的道德困境，往往正产生于伦理原则间的冲突。在拉斯的家庭内部，传统的父权家庭秩序与个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两套伦理原则产生了碰撞。贝琪意外获得姨妈临终所赠的1万余美元，打算将其用作私立大学的昂贵学费，而父亲却希望她能考虑将款项均分给几个兄弟。如果说父亲在宗教的“慈善”名义下要求贝琪选择的慷慨之举代表了传统父权制家庭的声音，那么贝琪从姨妈 一位昔日的百老汇演员那里感染到的自恋人格则是个体化时代同样有力的伦理原则，令她更倾向于脱离家庭，处身私立大学“和雪莉姨妈一样野心勃勃的人中间”（Franzen,Crossroads 632）。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社会“似乎有太多令人感到安慰的规范：它们以不同的音调讲话，一种规范所称赞的正是另一种规范所谴责的”（后现代伦理学2324），贝琪无论作何选择都有充分理由。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她的母亲玛丽昂身上“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却有一颗20岁的心”（Franzen,Crossroads 319）。玛丽昂曾将自己年轻时精神错乱和堕胎的经历视为罪恶，并以主妇的繁重劳动作为赎罪方式。但心理医生苏菲以一整套女权主义话语，鼓励她将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于是她有了新的可依赖的伦理原则，开始与外遇的丈夫冷战，并寻求与昔日情人重温旧梦。事实上，希尔德布兰特一家中的个体都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夫妻、父母或子女的传统角色间摇摆不定，各人所持的冲突伦理原则也让家中的矛盾不断升级，反映出外部世界的变化“60 年代以来的性放纵、父母的管束日益松懈、女权主义的兴起”（Giddens 36），带来传统父权家庭日益衰落、个体化则成为潮流。伦理危机也让弗兰岑书写了他的老主题“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家庭以外，后现代伦理危机更延伸至广阔的社会空间，集中体现于克莱姆在决定是否去越南战场服役时所面临的道德选择困境。克莱姆受父亲和平主义观念和高校反越战运动的影响，拒绝加入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但女友莎伦却向他指出“幸运的郊区白人孩子挥舞着反战标语”（Franzen,Crossroads 117），同时却利用高校学生的特权推迟服役，而让来自农村、黑人贫民窟和印第安居留地的年轻人去前线作战。这让克莱姆的反战信念动摇，并对当年父亲在二战期间因宗教背景以劳动营替代的服役行为感到羞耻。克莱姆的道德困境背后，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代际激烈冲突对抗的“十字路口”，由青年人掀起的冲击、批判主流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反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运动中的青年往往“对道德问题非常敏感，拒绝接受不合理的行为，他们同情穷人和被排斥者，并加入志愿组织来照顾和帮助他们生存”（Vandenberghe 163）。无论如何，对克莱姆来说，外部的伦理原则无论是反战运动的激进价值观，抑或是专心学业以获得阶层跃升机会的美国梦，均无法解决他内心的道德困惑。弗兰岑称十字路口 是三部曲 一切神话之钥（A Key to All Mythologies）中的第一部，而这一标题正是乔治爱略特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人物卡苏朋致力于写作的学术著作，两部小说间的互文性值得重视。如果说多萝西娅是 米德尔马契中的道德中151伦理危机与个体责任：后现代伦理学视角下的 十字路口 心，那么十字路口中的拉斯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多萝西娅的反面他是后现代伦理危机的集中体现。这位牧师在家庭中遭到子女的反对，在教会中亦被年轻会众厌弃，其边缘化隐喻着美国曾经的道德基础正在被颠覆。而在传统权威崩溃后的后现代社会，其他的伦理原则常处于混战之中，难以为人物提供道德指引，这不仅成为小说所描述的众多社会问题背后的缘由，也令读者联想到新冠疫情和选战以来民主失序、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当代美国。二、“善举”的悖论：理性指导下道德实践的失败面对外部的伦理危机带给个体内心的困惑，希尔德布兰特一家几乎都在尝试各种“善举”，以救赎自我并改善彼此间的关系，却很难取得满意的结果。善举的动机、意义和后果是困扰书中多数人物、推进小说情节进展的核心问题。拉斯的次子、问题少年佩里希望“做个好人”，却困惑于纯粹的善举是否可能“假如他的大脑运转飞快，在履行慈善行为的同时，就已充分意识到它可以带来的好处，那么是否就完全违背了善行的本意？”（Franzen,Crossroads 287）佩里如此询问一位基督教牧师和一位犹太教拉比，而代表传统智慧的这两位宗教人士均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佩里的问题却与鲍曼在 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十分相似。鲍曼指出，现代伦理学试图将道德普遍化，即设立一套“他治的、外部强制的规则取代道德自我的自治责任形式”（15）。道德若要能以规则的形式被普遍化，需要具有目的性、互惠性和协议性（5359），但这三点恰恰都不是道德所具有的特点，而是充满了韦伯（Max We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