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时代主题__拓展学术研究新格局_陈其泰.pdf

，聚焦新时代主题拓展学术研究新格局陈其泰，张爱芳（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北京）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时代主题下，亟须大力拓展学术研究的新格局，拿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更充分地展现中华文明多方位的光辉成就，阐释其深邃智慧和创造活力，以此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向前推进的逻辑根由和力量源泉。在本文总结的“五大纲目”中，首先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何以能互相契合的哲理依据；再从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的精神与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大同理想四项，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主性、科学性精华之所在。“五大纲目”提纲挈领，互相构成有机联系，既具有突出的继承性，又凸显创造性品格。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的精神；大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陈其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一、新时代主题呼唤学术创造精神中共中央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概括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明确了努力方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聚焦新时代主题，激发学术创造精神，拓展学术研究新格局。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从学理层面讲，这次中央全会作出的新概括，对于研究者的宝贵启示，就是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实现继承性和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 年强调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条件。”如今，中国的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中共中央决议所概括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宏伟纲领于是应运而生。这是 年来党领导人民的伟大斗争在理论上的结晶，是民族复兴伟业取得节节胜利、因而确立“文化自信”的展示，是凝聚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理论指针。按照决议的精神，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对丰富的古代名著的精湛内容和深刻哲理进行发掘、总结，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和特质进行阐释，发挥上述各项对治国理政、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和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的当代价值，这是何等重大的世纪文化盛事！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开拓新的格局，尤其应深刻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构建富有启发性的学术体系，拿出原创性重大研究成果，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于不同研究领域具有民族文化典型性的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贯通的内在逻辑体系聚焦新时代主题，我们应当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贯通的内在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理论，为何能远渡重洋，在 世纪的 第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中国大地上生根，成为引起伟大历史变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产生三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新飞跃，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深刻逻辑力量？党中央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主题，从文化层而言，其内在的联系和中介又是什么？对此，必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内核，同时从丰富纷繁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发掘、总结出其中民主性、科学性、革命性的精华，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由此达彼的桥梁，经过提炼、升华，构建呼应新时代主题、符合历史实际、具有前沿性价值的认识体系。这样不但能更加雄辩地证明当年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确性，而且能够大大地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时代主题的丰富内涵、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认识，引导社会科学研究提升创新水平，发挥推动现实前进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贯通的内在逻辑体系”应重点论述以下五项。（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共通性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学说和科学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价值正在于“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样表达了历代人民大众的美好追求和理想。其中的优秀遗产是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通的，这就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和桥梁。以往学界对于“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的研究尚关注不够，而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却事关重大，对此全面探讨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这一 世纪时代主题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十分必要，在当前，尤其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的指导意义、历史渊源和对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理论贡献，具有前沿性的重要价值。（二）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贯通唯物论和辩证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是与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客观规律，这些规律须从一切社会现象总和分析研究出来，“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等都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能起反作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正好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并且从先秦到近代形成优良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其显著者，如：先秦思想家认为阴阳二气和“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子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代司马迁推进了这些认识，他论述社会经济生活有自己的法则：“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们已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存在的层面来论述。东汉的王充、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魏源等都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提出了闪射着进步光辉的论点。如，王充发挥了“仓廪实，民知礼节”的命题，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他认为社会的治乱直接决定于民众的经济生活状况。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更加明确而简洁地总结出必须“行”然后才能获得“知”的命题，其哲学著作默觚的论述掷地有声：“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魏源有丰富的实践基础，堪称嘉道时期出色的实践家，对于当时的水利、漕运、海运、票盐改革等都有深入研究，参与制订改革方案，还编纂有皇朝经世文编 卷。其“行先知后”重视实践的观点达到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对于晚清学风的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上述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主张和批判精神，恰恰成为 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革命学说的桥梁。（三）传统学术中大量辩证、发展的观点通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辩证法的精髓有许多精警的论述，如：“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中国的先哲们有大量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进程的辩证运动和发展的宝贵认识，尽管表达尚不够系统，但这些论述同样充满智慧、异彩纷呈。世纪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思想精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正确性，由此而使其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介。我们可以举出其中分析深刻、益人心智、传颂久远的警句，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晋国大夫史墨言：“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精辟地论述世界万物和社会现象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向对立面转化是客观规律。易传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深刻地总结出从困厄中奋斗才能创辟新境的真理。孔子论语中有许多讲事物辩证关系的格言，如言“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避免事物走向两个极端。又说“过犹不及”，指出超出一定的限度事物即走向反面。有关教育的辩证法思想尤为丰富，如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还有老子中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孙子兵 法 中 所 总 结 的“知 彼 知 己，百 战 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这些深刻揭示事物对立变化关系的箴言都深深灌输到历代士人的头脑中，让他们运用辩证思维去认识当世问题，提出治国良策。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面临空前的历史大变局，进步学者运用“法无不改”的辩证观点，以更大的声势批判空疏学风，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残酷，倡导实行社会改革。龚自珍警告“衰世”已经到来，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还于 年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表达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救亡图强的呼声。还有林则徐、姚莹等力倡经世致用的论著和主张，所有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成果，恰恰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运用辩证法在历史剧变时期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以上举证和论述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都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珍贵成果，而且二者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得出的许多基本认识与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目标上，都是互相贯通、彼此呼应的。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由于深受中华文化精华的熏陶，因而一旦阅读到马列真理便心悦诚服地接受，用以指导革命不断取得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事件。中华优秀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由此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向前发展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四）反抗压迫的精神、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对两千年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他们嫉视邪恶势力、同情民众苦难的言论，以及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同样影响、哺育了 世纪初的进步人物，在他们心中播下反抗和革命的火种。先秦时期如孔子斥责“苛政猛于虎”；孟子公开地否定统治者恣意作威作福、老百姓备受奴役的不合理社会秩序，故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代较近的，如清代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尖锐地批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龚自珍指斥封建帝王是“霸天下之氏”，对众人震荡摧锄以建立其淫威。（五）大同理想中国古代哲人曾描绘出大同社会的美好图画，最著名的是礼记礼运篇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 贼 而 不 作。故 外 户 而 不 闭，是 谓 大同。”礼记作者称这种没有压迫、剥削、欺诈的“大同”社会早已实现，而这实际上是处于现实的充满阶级压迫的不合理社会之中渴望达到“大同”理想的一种表达。另一部儒家经典公羊传对“太平世”美好社会的憧憬：“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描绘出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各民族间再也没有隔阂，共同享有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正与上述“大同”理想互相补充。中国历代优秀人物和人民大众如此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至近代从马恩著作中读到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学说时，自然欣喜地接受，并且满怀热情地投入斗争，希望解救民众的苦难，最后达到人类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