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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秦州行政建置的沿革及影响_张凡.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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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 时期 行政 建置 沿革 影响
第 卷第期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凡(),男,甘肃天水人,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两汉时期秦州行政建置的沿革及影响张凡(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摘要】秦州之地,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是甘、陕、川的交通咽喉。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自陇西析出天水郡以来,至曹魏设秦州前,此地的行政建置在两汉时期屡有沿革。这些沿革可反映出诸多问题,其时天水郡作为军事重镇,地理空间上处于河西诸郡与司隶部之间,起着战略缓冲带的作用。通过两汉时期天水郡建置之沿革,亦可看出其在人口、经济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河西走廊之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关键词】秦州;天水郡;行政建置【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西北地区面积广大,生态多样,是中国版图的重要部分。自秦汉以来,中原政权以长安为都,故而西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元狩四年(前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天水郡的经济也日益繁荣。秦州自秦汉以来便是边地军事重镇,充当着抵御西羌和匈奴等游牧部落的重任。自汉武帝从陇西郡析出天水郡以来,天水郡便作为郡的建置而独立存在,成为西接河西地区,东通司隶部长安的要地,已然成为交通要冲。天水郡的行政建置源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自曹魏黄初中,天水郡便被秦州这一行政建置所取代,在历史的长河中,秦州的用法也更为普遍:如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的 直隶秦州新志;又如成书于光绪十五年的 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又如杜甫的 秦州杂诗。本文所言之秦州,即着重于两汉时之天水郡。一、研究概况目前,学界对于秦州之研究,有四个方面。第一类是对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如魏文斌的 汉至北魏秦州佛教史料与麦积山石窟(一)和 汉至北魏秦州佛教史料与麦积山石窟(二),以佛教传播早在汉代就影响到秦州为背景,关注到秦州佛教在全国的地位,以秦州僧人、任职秦州的地方官员以及活动于此地的少数民族为线。文章从各种史料中搜罗有关秦州佛教的材料且加以考证,并就与麦积山石窟的关系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高翾的 麦积山石窟及秦州地区明清时期佛教艺术的调查研究是对明清时期,麦积山石DOI:10.13805/ki.2095-7009.2023.01.014窟佛教艺术的总结与归纳,以造像和壁画为研究重点。张铭的 麦积山石窟第窟研究 是专门针对第窟的研究,第窟是麦积山北周洞窟的集大成之作和代表窟龛。第二类是专门针对杜甫秦州诗的研究。陶鸿宇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杜甫秦州诗研究综述 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学界对杜甫秦州诗的研究概况。由此综述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杜甫秦州诗的关注极高,解释视角、解读方法多元。当然,自 年以来,对杜甫秦州诗的研究一直持续,比如陶鸿宇的 文化互惠:杜甫秦州诗与秦州地域文化共生关系研究,将着眼点放在秦州地域文化与杜甫秦州诗的关系上。第三类研究着眼于秦州的地域与建筑。如郭乾的 天水古城人居环境营建方法研究,论文分析了天水古城的人居智慧,透过对天水的研究来认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对当今天水城市的发展及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牛旭的 北朝秦州地区研究认为政权对于秦州地区的控制力的强弱以及秦州地区地位高低的变化与民族因素的变化关系密切,而政权都城的迁移变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董智斌的 天水南宅子古民居的装饰艺术特色,对天水市秦州区的胡氏名居进行研究,讨论了南宅子的整体布局与装饰的细节之处。第四类研究是针对秦州地名的考证,主要是专门研究天水名称之由来。如刘雁翔的“天水”由来考证,提出“天水”之名是由神灵崇拜、术数星相,主要是阴阳五行等综合因素衍生的。天水即“天一生水”之谓。又如刘建臻的 天水地名溯源,总结了天水地名来源的六种说法,有白龙出湖、湖水不变、石臼恒水、神雨成湖、天河注水、汉水之源,提出天水这一地名既浓缩着秦始皇“水德之始”的五德政治理论,又包含着伏羲地六为水的河图之说,还与秦国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 内 在 联 系。徐 日 辉 的 “天 水”释 名 考辨,结合 汉书 秦州地记 等史料,对天水之名进行了考辩。罗怀玉的“天水”地名新探,以 周易 之 讼卦 解释天水其意为争端,争夺之意,进而解释其地名为发生争端的地方。专门针对秦州建置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一是研究秦州在两汉之后的建置沿革,如刘冬、王兴锋的 论隋唐时期的秦州都督府,主要研究秦州在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二是以唐宋间的具体分期为节点,分时段考察秦州的建置变化,如潘守正的 唐宋间秦州建置变化与吐蕃侵扰关系考。秦州在两汉时期的建置沿革,并未得到学界之重视。两汉时期,秦州的行政建置屡有沿革,这和当时特殊的地域环境以及汉朝的政策不无关系。以两汉时期秦州的行政建置沿革为线索,探究其具体内容及带来的影响,对研究此地的多民族交流有着一定帮助。从秦州及至整个西北地区,以点透面,亦对当时秦州所处的大环境之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二、从秦邑到秦州天水市,目前是隶属于甘肃省的一个地级市。天水市的辖区范围包括两个区和五个县,在历史上这些区县所隶属的范围常有变动,但都曾是秦州的所辖范围。秦州是天水市的古称,至于秦州的名称使用,要比天水郡的名称使用更晚一些。而秦地之秦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秦州这一名称便可追溯到曹魏时期,根据 太平寰宇记 载“魏黄初中分陇右为秦州,因秦初分也。”又 直隶秦州新志 载“曹魏以陇右为秦州,统天水、略阳二郡。”可见,秦州自曹魏设立以后,是由陇右分出。当时的陇右地区,即十三州刺史之凉州,而将凉州分出秦州,统辖天水、略阳二郡,秦州作为州一级的行政单位,要比先前的天水郡大一级。不过,在曹魏之前还未出现秦州的名称。其名称虽常有变化,但不变的是这片土地。历史上当是先有秦邑的说法,而后出现天水郡,再后出现秦州的名称。历史上秦州的行政范围屡有变动,在目前的行政建置中,保留秦州说法的,便是天水市秦州区。秦州在周以前为西戎之地。秦字之由来,源于秦国先祖非子牧马的故事。史记 载:“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依据上述史料,秦得于周孝王所赐封号,这便是秦邑之秦的由来。自秦先祖非子被封秦邑后,此处便是秦地,不过,由于所处之地在边,故而此地屡有变故。根据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的记载,至周厉王时,由于厉王无道,故而西戎反之。周宣王时,命非子之曾孙秦仲诛西戎,但其不幸被西戎所杀。由于秦仲有五子,以秦庄公为首,故而宣王便召庄公兄弟五人,并给他们七千兵以伐西戎,夺回了这片土地,秦庄公于是被周王封为西垂大夫。至周幽王被西戎所杀,秦庄公之子襄公因救周有功,被周平王赐岐、丰以西之地,故春秋时为秦国。至春秋时,秦武公伐邽、冀戎,始设县,即陇西的上邽县和在西汉时属于天水郡的冀县。之后,周室日衰,至秦穆公时,得由余之地,自此,西戎八国服秦。此后,秦地的政权逐渐稳固了下来,始成为之后包举宇内的根基之地。及至始皇,并天下,设立郡县制,秦地属于陇西郡,直隶秦州新志 有载:“秦始皇并天下乃罢侯,于秦置陇西郡,汉陇西如其郡,武帝析置天水郡。”秦地在秦代至西汉初建时,为“上邽县”。这个说法已得到证明,即天水市放马滩秦墓中出土的地图里,有“邽”的地名。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统一郡县制,改“邽县”为“上邽县”。秦始皇陵出土的陶文有“邽县”“上邽县”字样,也可证明秦朝存在过上邽县。至于西汉武帝时,上邽县则从县升为天水郡,此为汉武帝所封。汉书 言:“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至于天水郡名称的由来,史料也有记载,如“隋复于上邽置秦州。州前有湖水,四时增减,故名天水郡。”又如“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可见,天水郡的建置,晚于上邽县。在历史上天水郡的名称诞生后,便代替了秦邑、上邽县这一概念。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天水郡为汉阳郡。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曹魏时分陇右为秦州,统天水、略阳二郡。此后,汉阳郡的名称便被秦州所替代,在建置上,西汉之天水郡也由郡升为州。秦州的建置便由此始。三、两汉时期秦州行政建置的沿革行政建置,是国家对地方的机构建设,亦是对地方的管理方式。秦统一中国后,初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推行郡县制,奠定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行政建置。此后,历代的地方行政建置虽有沿革,但其中央集权的特性基本不变。(一)汉武帝初置天水郡汉朝初建之时,依照秦的制度,秦之故地上邽县隶属于陇西郡管辖,而到了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将上邽县析出陇西郡,置天水郡。这是有原由的。一方面,是为了行政上的统辖规划,因为秦初置三十六郡时,上邽县属于陇西郡的统辖范围,而至汉代元丰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陇西郡隶属凉州,之后汉武帝析出天水郡,隶属凉州。凉州即是十三州之一,原名为雍州,武帝时改。另一方面,天水郡的设置亦有战略层面的原因。在汉武帝设立天水郡之前,汉朝边境地区常年受到游牧部落的侵扰。尤其是陇山以西和长城以北的羌人、匈奴人,频繁侵边。自秦统一天下,统治者对边境问题就非常重视。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 人 不 敢 南 下 而 牧 马,士 不 敢 弯 弓 而 报怨。”及至汉武帝,主动向游牧部落进攻。自元光五年(前 )开始组织第一次对匈奴的大规模征伐战,并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及数十万将士出征,前后数次征战,至元狩二年(前 )取得了突 破 性 的 进 展,即 收 复 了 河 西 走 廊 地区。同年,汉朝在已收复的河西地区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汉书 载:“二年冬十月。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这样一来,稳固了汉朝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而在七年后,汉朝设立天水郡,其原因显而易见,自汉朝控制河西地区之后,建立了武威、酒泉、天水这三郡,无疑形成了一道保护司隶部的屏障。此后,汉朝常年控制着河西走廊。此外,自天水郡以西、以北的武威郡和酒泉郡的设置,亦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以及黑河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这些流域,都是在河西走廊上的主要农业区。所以,此二郡的形成,起到了战略布局之意义,其作为农业区,在对匈奴的用兵上,提供了后勤保障。况且,武威之地,地广民稀,畜牧业发达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优秀的马匹,于当时的实际战争需要是有帮助的。具体说来,以河西走廊为线,参看谭其骧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西汉时期的凉州刺史部便可知,陇西郡以西是羌地,即是游牧部落的势力范围,而陇西郡以东则是天水郡,再以东是司隶部。当时汉朝的政权中心 长安,便在司隶部。可以看出天水郡处在陇西郡与司隶部之间。天水郡以北是武威郡,再以北则是匈奴人的势力范围。不过,在武威郡与陇西郡之间,天水郡的西北方位,有金城郡,此郡的设立比此前所设之三郡稍晚。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将天水、陇西、张掖郡各取二县设置了金城郡 ,此郡更是直接与羌人的势力范围交接。金城郡设立之后,便同陇西郡形成掎角之势,共同抵御羌人的进犯。武威郡以西是张掖郡,其郡是在元鼎六年(前 )所建,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元鼎六年秋,“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张掖郡以东以北皆与匈奴的地盘接壤,而张掖郡以西的酒泉郡、敦煌郡则与羌人的势力范围接壤,其中敦煌以西,更是直通西域都护府。至是,则河西四郡始为形成,分别为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回溯史料,河西四郡的说法在 汉书 中频繁出现。至新莽以后,后汉书 中则出现河西五郡的说法,此说是在原有的河西四郡基础上,加上汉昭帝始元六年(前)所置的金城郡,即为五郡。如“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便可为证。不过,无论怎样的称谓,究其根本,设置这些郡,是为了更好的管理边地。综上可知,河西五郡直接与羌地或者匈奴的势力范围接壤,属于边地,而天水郡则处于陇西郡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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