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成因：2002—2018年_赵心慧.pdf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成因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成因：200220022012018 8 年年*赵心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 100091）摘要：探讨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可以为改善人力资本不平等、促进弱势儿童发展以及缓解代际传递等重要话题提供经验证据。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20022018 年四轮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系数及其变化趋势,并估计了不同环境变量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度。研究发现：近 20 年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而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在 2018 年呈现较大降幅。其中,户口和父亲受教育年限是贡献较大的两个环境变量。随着时间推移,户口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解释力度逐渐减小,而父亲受教育年限的解释力度逐渐增大。从教育质量的角度出发,近年来家庭背景因素在解释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不平等中占据主要地位。纳入努力变量的结果表明,努力的贡献度在2018 年更高,即通过努力来消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努力仍未在高质量教育获得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较为全面地描绘了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其成因,为下一步在教育事业深化改革过程中推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关键词：教育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环境；努力；教育质量中图分类号：F069；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3）02007916DOI:10.16538/ki.jfe.20221217.301一、引言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21 世纪以来，中国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图 1 显示，近 20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学率呈现平稳发展态势，在 2019 年达到 99.5%；初中升学率大幅跃升，从 2000 年的 51.2%提高到 2019 年的 95.5%。得益于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高中升学率在 2016 年超过 90%。可见，现阶段我国已基本建成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趋向普及、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教育体系。伴随着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承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随后，2019 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等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等宏伟目标。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于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普及水平历史性跨越的背景下，也在尽一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如果付出的努力不同而导致教育结果不同，并不一定是教育不公平；如果付出的努力相同，因户口、性别、家庭背景等环境变量存在差异而导致的收稿日期：2022-03-02作者简介：赵心慧（1995），女，山东泰安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讲师。第 49 卷 第 2 期财经研究Vol.49 No.22023 年 2 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Feb.2023 79 教育结果不同，就可以视为教育不公平，或称之为教育的机会不平等。长久以来，不平等一直是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重要话题。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收入机会不平等（史新杰等，2018；李莹和吕光明，2019），后来机会不平等逐步拓展到教育领域（Golley 和 Kong，2018；张楠等，2020；江求川和任洁，2020）。大量文献探讨了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因素包括户籍分割造成的城乡不平等（Yang 等，2014；Golley 和 Kong，2018）、地理因素造成的区域不平等（Hannum 和 Wang，2006；Yang 等，2014）、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持续性造成的不平等（邹薇和马占利，2019），以及性别（Wu 和 Zhang，2010；Yang 等，2014；Golley 和 Kong，2018）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然而，多数文献忽视了努力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仅有的少数研究以耐心、学习时长或者自评努力来衡量努力因素，主要考查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机会不平等（张楠等，2020；江求川和任洁，2020）。此外，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追求“有质量的教育公平”，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国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享有教育机会，而是期望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杨成荣等，2021）。因此，处于“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时代环境中，教育质量的机会不平等也值得关注。本文可能有以下几点贡献：首先，在研究主题上，大量文献更多地关注了收入的机会不平等，与之相比，探讨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8 年四轮数据，描绘了近 20 年我国教育不平等的演变，并将教育不平等分解为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努力不平等，从而探讨了努力因素在教育不平等中的解释力度。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事前参数法测度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基于回归分析的 Shapley 值分解计算得出各个环境因素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及其变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存在向上溢出效应，即父母可能会根据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调整自身的知识水平，这就导致父母受教育年限和子女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此外，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例如基因或者家庭经历的冲击事件有可能同时影响父代和子代的教育水平从而造成遗漏变量。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异方差构造的工具变量作为补充，力图克服由于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汇报各环境变量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度及变动。最后，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教育机会在数量上的不平等，对教育质量的不平等研究尚存在不足。本文从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研究环境因素和努力程度的作用，不仅关注了以个体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数量层面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还关注了以个体上重点高中或大学衡量的质量层面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补充了该主题的研究文献。5060708090100110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年份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图 1 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由于年鉴中缺失 20172019 年高中升大学的数据，因此没有考虑 20172019 年高中升大学的情况。2023 年第 2 期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提醒以及提供的相关参考文献。80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近 20 年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在2018 年出现较大降幅。第二，基于回归分析的 Shapley 值分解结果表明，户口和父亲受教育年限是贡献较大的两个环境变量。随着时间推移，户口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解释力度逐渐减小，而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解释力度逐渐增大。第三，从教育质量的角度出发，近年来家庭背景因素在解释重点大学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占据主要地位。第四，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异方差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结果依旧显示户口在教育机会不平等中的解释力度逐渐减小，而父亲受教育年限的解释力度越来越大。第五，通过努力来消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可能性逐年增加；然而，努力仍未在高质量教育获得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文献综述（一）教育不平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测度。衡量教育不平等主要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种方式。绝对指标通常使用方差和标准差来测度，代表个体受教育情况于整体受教育情况而言的偏离程度。相对不平等指标主要包括教育基尼系数和教育变异系数等，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教育基尼系数。与绝对指标相比，教育基尼系数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Thomas 等，2001），更能反映出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下教育不平等的变化程度。除此之外，广义熵指数也是较好的衡量教育不平等的指标（万广华，2008）。以这些方法为基础，一些学者关注了教育不平等的变化，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全球教育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Benaabdelaali 等，2012）。同时，已有诸多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不平等也呈现下降趋势（Thomas 等，2001；Yang 等，2014；Golley 和 Kong，2018）。然而，目前多数文献讨论的是教育结果不平等，即总量上的教育不平等，而忽视了教育不平等中的结构性因素，即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努力不平等。Roemer（1998）通过构建“环境努力”二元框架分析影响个人成就的因素，并将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分为两类。其中，因环境不同导致的不平等定义为“机会不平等”，因努力不同导致的不平等定义为“努力不平等”。明确了机会不平等的定义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如何测度机会不平等。Ferreira 和 Gignoux（2011）依据是否需要识别努力程度，将机会不平等的测度方法划分为“事前法”和“事后法”。事前法将所有个体分为不同组别，每个组别中的个体拥有相同环境。事后法将个体分为不同部分，每个部分中的个体拥有相同努力。由于事后法中的努力程度难以观测和衡量，在研究中应用不多，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事前法。依据是否需要预先确定回归方程的形式，事前法通常又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与非参数法相比，参数法并不受限于环境因素的数量，应用范围更广泛（Golley 和 Kong，2018）。因此，下文主要运用参数法测度教育机会不平等。随着机会不平等的测度方法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探讨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及其在一系列经济结果不平等中（例如收入、消费、健康等）所占的比例。然而，有关教育机会不平等测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Ferreira 和 Gignoux（2010）发现，土耳其15 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分数的机会不平等占总体不平等的 27%33%。国内相关文献中，基于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靳振忠等（2019）测算了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张楠等（2020）运用 20132014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关注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机会不平等，并发现我国基础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江求川和任洁（2020）运用相同数据发现，初中低年级学生的教育结果差距中约有 6%11%由教育机会不平等所致，而高年级学生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约有 8%22%。（二）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在户口层面，一些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国家范围（Yang 等，2014）还是从出生年份层面（Golley 和 Kong，2018），户口都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最大因素。大量研究证赵心慧：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成因：20022018年 81 实了父母教育和职业等家庭背景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密切相关（邹薇和马占利，2019）。Golley 和Kong（2018）发现，家庭背景指标（父母教育和政治身份）是影响子女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对于年轻出生组而言。主要原因在于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中，父母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更多的教育资源，使得子女通过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李春玲，2010）。在性别方面，虽然有几项研究已经证实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教育成就中存在性别不平等（Zhou 等，1998），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这种性别差距已经显著缩小（Wu 和 Zhang，2010；Yang 等，2014；Golley 和 Kong，2018）。性别对于教育不平等的贡献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Golley 和 Kong，2018），甚至有学者发现，2005 年大学入学率的性别差距已经发生逆转（Wu 和Zhan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