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镇功能演变下县-镇-村...间模式——以广东省两县为例_莫樊.pdf

第 43 卷 第 2 期2023 年 2 月Vol.43，No.2Feb.，2023热带地理TROPICAL GEOGRAPHY建制镇功能演变下县-镇-村空间模式以广东省两县为例莫樊a,b，黄耀福a,b，吴昕晖a,b，王劲a,b（中山大学 a.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b.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广州 510275）摘要：基于地方志等文献，对建制镇的功能演变进行讨论，并采用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乡村建设评价中村民问卷调查数据，辅以实地调研，对当前广东省翁源、阳西两县的建制镇在县-镇-村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与角色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县-镇-村空间模式与建制镇作用的演变。研究发现，当前建制镇日益成为综合服务功能空间，在市场交易、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医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等级+网络”的县-镇-村空间结构中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不同类型功能的服务体系在县-镇-村空间模式中呈现中心地结构与县城中心结构的差异。因此，未来在建制镇建设中，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应考虑不同类型建制镇与功能的人口规模与服务门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关键词：建制镇；建制镇功能；空间结构；中心地理论；广东省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221(2023)02-0308-12DOI：10.13284/ki.rddl.00362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华社，2018）。县-镇-村体系是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基本行政体系与空间层级，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对县城和乡村的投资，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19年的2 180元增长至2020年的2 764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2020），国家财政中关于扶贫与农村综合改革的投资也从2019年的7 205.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 444亿元（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21）。但处于县、村之间的建制镇并未获得同等关注度，甚至被边缘化了，成为资源的流出地与投资洼地。一方面，20022010年全国超过1.6万个建制镇被调整与撤并（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22010；其中2003年数据缺失）；另一方面，镇一级的建设投资额维持在较低水平：20172019年建制镇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均只有1 20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2020），仅为县城2019年投资额的55.3%。乡镇财政收入的“空壳化”也导致镇内学校宿舍与卫生院设施建设落后、镇区人居环境较差（周飞舟，2006；Gu et al.,2015），出现“镇不如村”现象，镇逐渐成为中国城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实际上，在中国乡村发展历程中，建制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宋明至今，镇是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商品交易中心，具有承上启下的商品集散与贸易批发功能。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外资的引进，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如今，中国现存的1.88万个建制镇镇区容纳了超过1.66亿户籍人口，占农业人口的 30.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2020；国家统计局，20132020），这些居民大都依托镇获取生产与生活所需，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础服务。建制镇从传统的商品贸易收稿日期：2022-06-18；修回日期：2022-12-01基金项目：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2020B0202010002）作者简介：莫樊（1997），女，广东云浮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乡村建设，（E-mail）；通信作者：王劲（1981），男，湖北汉川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史、造园史，（E-mail）。莫樊，黄耀福，吴昕晖，王劲.2023.建制镇功能演变下县-镇-村空间模式以广东省两县为例.热带地理，43（2）：308-319.Mo Fan,Huang Yaofu,Wu Xinhui,and Wang Jing.2023.County-Town-Village Spatial Pattern Under the Function Evolution of Township:A Case Study of Two Coun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Tropical Geography,43(2):308-319.莫樊等：建制镇功能演变下县-镇-村空间模式以广东省两县为例2 期市场、为农村居民提供生产服务功能的空间，向村民兼业与获取教育、医疗等综合服务的重要单元转变，综合服务功能转变带来的县-镇-村空间关系变化亟待研究。乡村地区的空间模式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中心地理论、基层市场理论、desakota等多种空间模式理论往往从宏观视角把乡村地区抽象为单一功能空间（Skinner,1965；陆大道，1988；Ginsburg et al.,1991），以此探讨城-乡之间人口规模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乡镇尺度的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研究尺度聚焦到建制镇，基于2021年乡村建设评价数据，以广东省翁源县与阳西县为例，利用GIS将数据空间可视化，分析建制镇综合服务功能，并讨论建制镇功能转变对县-镇-村空间模式的影响。以期为构建乡村振兴背景下县-镇-村一体化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1 建制镇的作用：基于文献的分析“镇”作为一个空间单元，最早出现在北魏，是军事管理单位，即“军镇”。宋代商品经济逐渐活跃，镇更多指向起源于“市”的农村商品集散地与交易场所，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傅衣凌，1964；樊树志，1987）。镇在历史上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相关研究也指出，镇的基础功能是市场贸易与商品集散（赵冈，1992；吴翔，2015）。传统县-镇-村体系的形成与历史上“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体系直接相关（温铁军，1999），县以下的乡土社会主要通过市民的日常活动实现自下而上的构建（陆玉麒 等，2005）。小农经济下的市民需要依托一定距离内的市场来满足剩余农产品交换的需求（赵冈，1992）。因此镇作为具备市场贸易与商品集散功能的空间，是基层商品交易的中心，与村庄共同形成一套集市体系（Yang,1945;Yang,1961）。1964年，施坚雅（Skinner,1965）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基层市场理论，认为集镇是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结构的空间单元，在自然资源均匀分布的平原上，其服务范围接近正六边形。在市场体系里，基层集镇作为基层市场，服务周边约18个村庄，为半径约36 km范围内的村民提供农产品交换和获取基础劳务等功能（李郇 等，2022）。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区域中心，具备更高级的商品批发与集散功能，乡镇通过交通干道与之紧密联系，实现商品要素的等级流动（图1-a）。该理论在苏北平原、长江上游等地都得到证实与修正（牛亚菲，1989；王笛，1993）。随着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镇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综合空间。但当从文化交流、庙会祭祀等功能角度出发理解乡村空间结构时，该理论与六边形的理论空间模式（Crissman,1976；赵世瑜，1992）存在客观差异，基层市场体系的社会空间解释力有限（吴重庆，1999；刘永华，2004）。建国后到“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农副产品实行统销统购之余，剩余商品仍可通过定期圩市流通交易。此时乡镇仍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发挥着联通农户-乡镇、乡镇-县城（市区）的作用。1958年后，在“政社合一”的体制背景下，全国掀起撤乡建社的浪潮。此后20年间，大部分建制镇变为人民公社驻地，成为政治、生产、生活的服务中心。在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与“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背景下，原依托市场繁荣起来，但未设立公社的乡镇被撤销，且快速萎缩、退化为一般村。在“以粮为纲”等政策推动下，农村处于单一经济状态，伴随着“公有化”“均等化”等理念的深入，村民的市场交易需求不断减弱，转而集聚到公社参与集中生产与公共生活（吴康 等，2009；吴淑丽 等，2018）。由于户籍管理与供给制度的限制，村民依赖于户口所属地的公社获取生活所需，自由流动被严格限制（罗平汉，2016）。此时人民公社作为兼具政治、生产、生活、文化等功能的完整空间单元，建有机关办公楼、供销社等行政管理设施；小学、诊所、集体食堂、图书馆等城市化服务设施，还有工场、仓库等一系列生产设施。不同公社虽有工、农业生产功能上的差异，但在强调计划与统一的背景下，在行政管理与生活服务上拥有几乎相同且相对完整的体系（华揽洪，2006）。公社内的公共产品大多由生产队及生产大队供给，部分由本级公社或县公社供给（林万龙，2002），无差异的服务供给与完整的供给体系构建导致公社间、公社与县之间联系甚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等口号也表明公社能提供完整的生活服务，县-镇-村的内部联系和对外联系均为封闭状态（图1-b）。改革开放后，这种封闭式的空间组织得以打破。80年代中后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居住、工业生产等要素不断向城镇集中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城市地区形成本地发展的“苏南模式”，与“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30943 卷热带地理（李郇，2000；张敏 等，2002）。随着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扩散，内陆地区也通过社队工厂改制、引入外资等方式建设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户籍管理的放宽使村民在乡镇间能自由流动以谋求生计。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背景下，乡镇成为村民兼业与生活的重要载体。此时县-镇-村体系因生产功能增加、交通便捷度提升而复杂化，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过生产性设施在县-镇-村之间快速流通，中心镇村的节点地位与作用被强化（陆大道，1988）。以广东省为例，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3）和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00）（广东农村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19922000，2010），19921999年，珠三角以外地区的乡镇企业总产值从596.5亿元增长到7 033.5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全省占比从43.4%提升至63.5%，意味着在农业主导地区，乡镇的生产节点作用进一步凸显。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乡镇工业所生产的初级工业产品，一部分在各镇中流通进行再加工，另一部分则流向县城或更高层级的区域市场，意味着镇通过产品流通与县城、大中城市间形成开放式的贸易关系（费孝通，1996）。如位于山区的罗定县，现罗定市（县级市），在1985年对外出口近20种产品，通过生产基地将服装等商品出口至珠三角甚至国外，商品总值达 3 873万元，占全县外贸出口销售额的64.6%，乡镇成为生产体系中联系城市甚至国外的重要节点（罗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而同样位于山区的云安县，其乡镇化工厂所生产的初级化工产品部分流通至其余各县、各镇水泥厂，进入新一轮的加工生产，镇成为本地生产网络中的产品流通节点（云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等，2011）。此时，每一个乡镇作为生产中心与其他镇、县产生差异化的协作联系，县-镇-村之间形成以乡镇为次级中心的网络体系（Bourne et al.,1978；罗雅丽 等，2015）（图1-c）。总体而言，建制镇的功能与空间模式的转变可以总结为以下过程（表1）。进入21世纪，经济危机、劳动人口外流和财税制改革等因素促使乡镇企业改制并走向衰落（汤鹏主，2013）。19781999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度从 12.14%增长到 79.69%（李先军 等，2021）；但至 2012 年，占比下降为64.6%（国家统计局，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乡镇企业局，2013），建制镇在全国生产网络中的地位逐步减弱。农业税取消后，建制镇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在经济发展与空间建设方面均陷入困境。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县-镇-村体系的生产功能整体减弱，如广东省县域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