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疑术的历史误解及其澄清_秦锋砺.pdf

决疑术的历史误解及其澄清*秦锋砺*摘 要 道德困境是一个已让人们懊恼数千年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伦理学一直致力于对伦理原则的讨论，以期寻求一种“终极原则”，指引人们走出道德困境的泥沼。自 20 世纪起，现实发生的一系列伦理难题使人们意识到了理论伦理学的局限，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而决疑术正为应用伦理学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选择。但是自 17 世纪起，在帕斯卡尔的批判下，决疑术就已经衰落并背负着负面评价。通过对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考察得知，决疑术的骂名源自耶稣会决疑论者的滥用，但决疑论者道德原则的丧失并不能否认决疑术的工具价值。目前，决疑术的方法在许多领域已经开始被人们研究和借鉴，但决疑术方法的局限仍然存在，其方法仍有很大的研究与完善空间。关键词 道德困境 决疑术 应用伦理学 实践论证道德困境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令人懊恼的话题。早在战国时期，孟子便在“生”与“义”二者皆所欲但却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做出“舍生而取义者也”的抉择；西塞罗在其论责任一书中更是用大量篇幅就“义”与“利”的二难选择展开了详细的论述。时至今日，诸多道德难题引发的争论在历经数千年后仍未盖棺定论，*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建设科研计划项目“实践性正义观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1JP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秦锋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19 级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248 论文例如“堕胎道德性”等问题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被人们讨论，至今在一些国家仍会有不同阵营的人因其堕胎立场与国家政策不合而走上街头抗议在诸如此类的道德困境中，人们很难就何种立场是道德的达成共识，甚至有人还会在不同立场之间反复转换，20世纪70年代美国堕胎案的当事人诺玛麦克维便是如此。更为甚者，人类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未给道德困境指明一条出路，相反，愈加丰富的理论与复杂的案例情境却使我们在困境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因此，探寻一种在道德实践中达成共识的方法相较于喋喋不休的理论争议来讲更有价值。而决疑术作为一种“解决道德原则（或规则）应用于具体情境（个案情况）所产生的道德困境”的方法，为我们搁置理论争议、达成实践共识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的目的并非要对决疑术的论证方法展开详细说明，而是对决疑术复兴的时代背景进行介绍，再对其在数百年间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原因展开分析，使其摆脱固有偏见，为人们摆脱道德困境提供一种方法上的可能。一、决疑术何以复兴？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决疑术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在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后，决疑术于 17 世纪已走向衰落，几乎不再为人所知。作为一门已经衰落数百年的技艺，决疑术为何会在 20 世纪被人们再次提及？（一）道德困境的现实需求与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伦理道德困境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已困惑人们数千年，尽管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起至 20 世纪，伦理学已经形成了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等理论分支，但是元伦理学等传统伦理学的分析进路在道德困境中仍深感无力：元伦理学不处理唯一的、个体的、绝对特殊的事实，其重点是对什么是“善”的讨论；规范伦理学则致力于对寻找客观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反思，以试图回答一个行动何以是道德的以及道德对错的根本原则问题。从传统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基于道德原则进行演绎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可靠、有效且毋庸置疑的，因此他们致力于对伦理原则的讨论。这便导致了两种结果：其一，这使传统伦理学家远离了社会现实，以至 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309 页。G.E.摩尔：伦理学原理，陈德中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9 页。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 页。决疑术的历史误解及其澄清 249于在 20 世纪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等背景下，他们仍然致力于对“善”以及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知识等问题进行讨论，忽视了现实的需求；其二，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对一般原则的依赖并不能使人摆脱道德困境，因为在面对多元化的道德原则时，人们无法就何种原则优先适用达成共识。道德困境紧迫的现实需求出现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战争、“五月风暴”、生物医学、堕胎伦理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这时人们发现，传统伦理学并不能使人们停止争议、达成共识，因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总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得出对立的结论。这种现实需要为伦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应用伦理学便应运而生。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标志着道德哲学在 20 世纪的转向。与传统理论伦理学的研究进路不同，应用伦理学并不必然寻求决定所有道德行为的规则，而是只讨论某类行为的道德属性，其核心是在具体的问题处境中研究决断的一般程序和可能达成共识的有效规范。与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伦理学常以假定事例对道德原则进行说明，而应用伦理学处理的是现实存在且具有紧迫性的伦理困境。在此，根据一般的道德原则或直觉难以直接做出决定，因此便需要一种复杂且理性的权衡机制，其论证不应仅仅依赖一种前提，而是在对不同理论范式及事实因素进行权衡、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合理的答案。因此，应用伦理学的这种特征就要求我们探寻一种摆脱基于原则的演绎推理的论证方法，在此背景下，作为解决道德困境实践进路的决疑术为我们提供了方法上的一种选择。（二）作为实践论证的决疑术决疑术与传统的基于原则或规则的推理模式不同，决疑术在方法论上被称为“基于案例的推理”，与基于原理或规则的推理正相反。决疑术的思想和方法起源于希腊哲学的思想、罗马司法的实践以及犹太教内部的拉比论辩传统，决疑者从这些传统中发展了决疑术。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人类活动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法，认为人们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定，正如不能期待一切技 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8 页。黄凯锋：应用伦理学：“权衡”和“决疑”，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甘绍平：应用伦理学的特点与方法，哲学动态1999 年第 12 期。舒国滢：决疑术：方法、渊源与兴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Albert R.Jonsen,Stephen Toulmin,The 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47.250 论文艺的制品都同样精确，这一思想成为决疑术最早的理论渊源。至古罗马时期，罗马的司法实践为决疑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材料。也正是同时期，西塞罗在论责任一书中使用了大量案例对“义”与“利”展开了探讨，因此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决疑者。决疑术真正成型并走向成熟要归功于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同时也为基督徒带来诸多伦理难题，神父不得不听取他们的困惑并给出告诫。在此阶段，才出现了解决道德问题程序清晰的决疑术。进入 16 世纪后，决疑术的发展进入全盛阶段，其在此阶段的快速发展归功于耶稣会的创立。耶稣会神学家的贡献一方面在于确立了决疑术在方法上的基本构架，另一方面将他们的案例研究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决疑术最主要的支持者。至 17 世纪，决疑术走向衰落，几乎不再有人注意它的存在。从方法上讲，决疑术摆脱了传统的理论推理路径。在道德困境中，意见分歧来自不同主体对不同原则或规则的运用，而决疑术恰恰相反，它是通过某种案情简单且存在共识的范例来解决法律、道德中的难题。但决疑术并不排斥一般规则的运用，具有共识的范例评价正是建立在不容置疑的格言之上，离开了指导原则，决疑术就退化为了相对主义。例如我们从小被教导“杀人犯法”，因此在“A 杀了B”的范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A 应受惩罚”的评价。除了发现范例，决疑论者还注重情境对案例评价的影响，即对同一种行为，我们应该给予何种评价取决于该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他们坚持“情境构成案例”。因此，在人们就某一范例达成共识后，决疑论者便开始通过情境构建具有渐进性的疑难案例。情境是案例碎片化信息的表达，决疑论者通常根据情境目录主体、地点、内容、时间、目的、动机、方式等对案例不断进行丰富，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层层推进。通过决疑术得出的结论具有推定性而非必然性的特征，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推定性结论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45 页。参见 M.J.Buckley,“Philosophical Method in Cicero”,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8,1970,pp.143154。Albert R.Jonsen,Stephen Toulmin,The 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01.舒国滢：决疑术：方法、渊源与兴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Albert R.Jonsen,Stephen Toulmin,The 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53.David E.Boeyink.“Casuistry:A Case-Based Method for Journalists”,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009,p.115.Albert R.Jonsen,Stephen Toulmin,The 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55.决疑术的历史误解及其澄清 251中暗含某种确信，这种确信存在程度之别，决疑论者通过“确定”、“很有可能”、“较小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来对结果进行标注；其二，具有一定确信的结论可以随着新情景的出现被推翻。决疑术的确信程度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基于内在论证与外在权威的不同理由的累积影响着结论的确信程度。因此，决疑术所带来的启示是，我们不能指望任何道德体系（抑或伦理学理论）能时时处处直接指导我们的道德选择，任何一次道德选择都要求选择者根据具体情境而做出具体的决定。二、决疑术的历史骂名及其衰落虽然决疑术的方法为我们摆脱道德困境提供了方法上的一种选择，但是自 17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决疑术存在一种负面的评价，认为它是邪恶的，破坏了道德。因此，若要实现决疑术方法的复兴，对这些负面评价的考察是不可回避的。（一）决疑术的骂名及其原因决疑术的历史评价大多是负面的，这种最直接的偏见可见于词典对“casuistry”一词的解释：在英汉大词典中，决疑术是指“颠倒是非的诡辩”，而决疑术的应用者被称为“诡辩者”；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决疑术被指“通过例外与区分破坏了道德，抹去了正确和错误之间的本质区别”。琼森和图尔敏甚至认为，“casuistry”一词的构成本身就带有一种贬义色彩，其词尾“-ry”属于贬义术语词尾，与“wizardry”（巫术），“sophistry”（诡辩术）与“harlotry”（卖淫）等名词为同类。当然，从词义解释和词汇构成上了解的是决疑术得到负面评价的结果，至于其为何会招致负面评价，还应从其发展史中寻找线索。决疑术的衰落及其污名化与 16、17 世纪的一系列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在此阶段，耶稣会对决疑术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致于“耶稣会”几乎可以等同于“决疑术”。因此，决疑术的兴衰便也与耶稣会的发展紧密捆绑在一起。16 世纪中 Albert R.Jonsen,Stephen Toulmin,The 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California:Un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