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约束与自主性融入：以上海装修工人群体为例_胡蓉.pdf

49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广 角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引发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装修工人群体便是这一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海市装修工人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局限、用工制度差异、家庭责任的结构性约束使该群体离开了农村而又无法扎根于城市。但是，装修工人群体同时展现出他们的自主性与特殊性：专业技能带来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网络的再建立、工作流转的灵活度，这些因素使得装修工人群体产生一种适应感和自主意识的融入感。改革用工制度、完善社保体系、推进技能认证等措施亟须政府、企业、市场多方共同协作，以有效保障装修工人群体的劳动权益。关键词装修工人；结构性约束；自主性融入；社会阶层中图分类号D4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08（2023）01-0049-11胡 蓉（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收稿日期2022-10-08作者简介胡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理论、基层政治。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巨大的城市建设工程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巨大贡献的背后离不开建筑业工人对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根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截至该年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5808.9万人；具体到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建筑装饰及装修行业占建筑行业统计中的43.0%。相比于其他城市，上海的二手房交易市场及法拍房交易市场在全国都首屈一指，而这些楼房的美化与修筑都离不开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装修工人。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至2020年，上海房屋竣工面积大体每年都呈现上升趋势，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装修业市场持续稳定扩大。但是数据同样表明，过去二十年里，上海从事房屋装修类的人员数量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发展状况，该群体的数量在2011年发展到高峰（96.86万人）以后，逐渐呈下降趋势，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从业人员 结构性约束与自主性融入：以上海装修工人群体为例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http:/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广 角为46.44万人；而人均完成房屋竣工面积呈现逐年攀升的特征，从最初每人33平方米的年完成量提高到每人超过175平方米的年完成量。庞大的装修工人群体难以被研究者忽略。目前，社会整体对于装修工人及其施工现场的普遍认知是工作环境脏乱差，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工作本身缺乏吸引力。装修工人群体社会地位不高，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没有长期职业规划，也缺乏晋升途径。其用工特点为缺失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劳动关系，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难以得到制度保障，工人普遍对自己的职业现状并不感到乐观。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却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工业化引发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装修工人群体面对上述境遇仍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并主动地融入其所在的城市？本文试图深入装修工人群体去考察其内在的组织生态、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个体境况及其行为选择，探寻相应的影响机制，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学理上的解释。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从事装修建筑类的工人早已不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职工，而是指改革开放后进城从事房屋装修施工的“农民工”。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学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予以重视，对该群体做了细化的研究。从医学卫生健康的角度，研究者对该群体“职业病”等身心健康方面予以关注。装修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繁多，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施工工地的多样化导致行业职业病危害的多样性，身处粉尘噪声危害、生产性毒物危害的工作环境增加了装修工人患肺结核、热射病甚至艾滋病等疾病的概率。从管理学角度，现有文献从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以及预控措施三方面入手予以分析。具体来说，学者从个体行为、组织管理以及环境等方面阐述其影响因素；从心理认知机制或系统结构动力机制或者两者相结合的视角对不安全行为形成机制予以因果分析；在预 上海统计年鉴2021，https:/ 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7396页。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特征，载 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第2期，第6784页。任焰、贾文娟：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载 开放时代，2010年第12期，第523页。王英：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与防治对策，载 现代预防医学，2008年第8期，第14231424页。沈原等：尘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载 南风窗，2009年第23期，第5659页。张锐等：建筑工人在高温高空作业下的生理应激变化，载 职业与健康，2011年第20期，第23032304页。王文杰：我国流动人口艾滋病防制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叶贵等：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层递阶结构模型研究，载 安全与环境工程，2019年第2期，第129134页。Zhongming Jiang,Dongping Fang and Mengchun Zhang,“Understanding the Causation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Unsafe Behavior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Modeling”,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vol.31(6),2015,pp.114.51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广 角防及控制方面，强调落实分部分项工程管控力度，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以此为制定应对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在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同样对该群体状况做了学理性研究，大致围绕“国家社会市场”的理论框架对他们的生活及生存状态进行了讨论。最初对该群体的考察，是将其纳入农民工群体进行描述，比较多地集中在“社会流动”的话语体系中。以流动为中心视角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及如何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和社会保障问题。这种视角是重要的，但对于深入了解这个群体仍显不足，研究更应关注该群体的劳动过程以及“工厂体制”对他们的塑造作用，将其拉回到工作现场以及生产中心的场域中来，以理解他们的处境与行动能力。从生产中心与劳动过程视角，现有的研究主要有“关系论”“阶级论”两种不同观点。持“关系论”的学者认为，在工地现场，工人与工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着老乡、亲戚等私人关系，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了现场工地的控制与反抗情形。作为工作场所的一种权力形态，“关系论”比较贴切地说明了工人群体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存在既生产了工人的忠诚，也约束了他们的不满。“强弱关系”的区分调适了装修工人群体间的关系平衡，塑造了他们的互动框架与行动逻辑，持续的互动联系反过来促使农民工群体间的关系网络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一观点受到持“阶级论”观点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他们主张应该将阶级分析重新带回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以此切实反映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处境。现有文献表明，进城农民工处于从属于“资本”和从属于“制度”的双重从属状态下，即一方面资本剥夺了他们的劳动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划分使得该群体必须遵从国家制度的管制。简言之，“阶级论”学者认为，“关系论”学者把维权行为降格为劳资纠纷，从而模糊 Dawei Chen and Hanzhi Tian,“Behavior Based Safety for Accidents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Study in China Construction Project”,Procedia Engineering,vol.43(5),2012,pp.528534.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 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36页。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561页。迈克尔 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周潇：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地劳动过程的一项田野研究，清华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马洪君：关系霸权：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新视角，载 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06110页。陈士玉：“强关系弱关系”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业务获得，华东理工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怀、李强：农民工求职关系网络的再生产基于对兰州市江苏籍装修工的案例分析，载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0106页。陈周旺：工人政治再释义，载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8187页。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526页。郭宇宽：“包工队”模式再认识：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利益相关者，载 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第132141页。52工会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工 运 广 角了与劳资冲突之间的界限。综上，对从事装修类行业的工人群体的研究已吸引了诸多学科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多数可以归纳为装修工人群体被动地受制于城市施加于其的结构性约束，对装修工人群体如何主动性地融入城市则鲜有着墨。现有研究虽从职业疾病、不安全行为、体制约束、阶级论等视角展开分析，但忽视了他们作为工人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及主体性因素。工人并不是被动且缺乏主体性的群体，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抗争能力。那么，面对制度分割和权益受损，装修工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融入城市，成为被配置的劳动力？此外，既有文献中的亲戚、朋友等“关系论”的研究仅局限于群体内部同质性的人际关系，没有提供装修工人群体自主性融入的解释机制。故欲解释装修工人群体的自主性融入，需要回归到工人的工作现场以及生产中心的场域中去，从制度结构以及工人所处情境进行综合分析。笔者于2022年7月至9月底，深入接触并采访了部分上海装修工人，该群体包括木工、水电工、泥瓦工以及各种设备安装工人，访谈人员共计三十余位，并在之后对其中部分工人进行了两次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笔者收集了较为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立足于实地调研资料并结合相关统计数据，从装修工人的具体劳动过程及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约束入手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展开分析。宏观的结构和制度分析在研究装修工人群体的过程中自然必不可少，但个人行动能力也是了解这个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与分析，一方面从社会阶层结构、用工制度结构、性别结构方面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从该群体的专业赋能、工作现场关系、用工灵活度进行探讨。笔者通过深入观察上海装修工人样本，希望能够以小见大，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特点，从而理解装修工人群体在对所在行业有诸多不满的情况下仍能主动融入城市的行为逻辑。三、结构性约束与被动接受城市化进程推动了装修工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他们离开了乡村社会的熟人圈，脱离了原本农村人情社会所构建的关系网络。但他们并没有根植于城市的固定位置，而仅是被抛进劳动力市场。（一）社会结构：向上流动的阶层束缚阶层研究是社会结构研究中的核心议题。现有研究以所占有的财产、获得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并以此作为衡量个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是社会地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从表1可以看到，全国从事建筑类行业的人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 陈周旺：一个世纪的悲歌图绘中国工人政治史，载 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96112页。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