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还是分手？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转变研究_张亮.pdf

2023年1月总第382期 第1期Jan,2023Sum No.382 No.143 青年婚恋结婚还是分手？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转变研究张 亮 摘 要 未婚同居正在成为年轻人择偶过程的一部分，同居是否会走向婚姻，哪些因素会促进或阻碍同居走向婚姻，成为家庭行为研究的新议题。文章利用 95 位“90 后”乡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回溯性和追踪性访谈资料，对同居向婚姻或是分手转变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即男方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对婚姻的形成仍然是最重要的；个体化进程和对婚姻情感基础的强调，使同居关系质量也成为关系转变的关键因素，尽管它对结婚和分手结果的影响强度是不同的；同居关系本身的一些特征也可能影响到同居结果，地域异质性是进入婚姻的一个重要障碍，而同居中的怀孕则会加速向婚姻的转变。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同居关系的转变，为分析当今年轻人的婚姻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因素。关键词 流动青年同居者；同居关系转变；结婚；分手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23）01-0043-12一、引言21世纪以来，未婚同居现象在中国快速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初婚的群体中，只有大约4%的人在婚前就与配偶同居，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次结婚的男性和女性中，这一比例分别升至27.9%和25.6%，而在20102014年进入初婚者中，更是上升到35.7%和36.0%（於嘉、谢宇，2017）。显然，婚前同居正在成为我国年轻人择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一条越来越常见的婚姻进入路径。这种趋势引发了学者关于同居对个人婚姻轨迹影响的探讨。於嘉和谢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初婚者的婚前同居持续时间，发现同居是短暂的，平均为10个多月（於嘉、谢宇，2017）；杨辉和石人炳采用相同的数据考察了青年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表明，婚前同居经历会提高初婚风险，而且对“90 后”的正向作用要强于“80 后”（杨辉、石人炳，收稿日期 2022-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流动人口未婚同居的成因、趋势及社会效应研究”（16BSH063）。作者简介 张亮，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关系。2023年第1期总第382期当代青年研究44 45 2019）。研究者们据此认为，同居更多是作为婚姻的“前奏”或“过渡”。然而，从现实来看，结婚并不是同居的必然结果，以分手告终的同居也不在少数。现有研究的分析集中在已转化为婚姻（初婚）的同居，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一些同居走向婚姻，而另一些则走向了分手。此外，现有的研究没有把分手结果考虑进去，故而有关同居对个人婚姻进程影响的分析是有偏差的，也就无法据此去把握与判断同居扩散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本文试图通过对青年同居者的关系史进行探索性分析，考察从同居到结婚或分手转变的过程，分析影响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要素。笔者对95个有未婚同居经历的“90后”乡城流动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这些人群包括三类：（1）已由同居进入初婚；（2）同居后分手，目前处于未婚状态；（3）正在同居之中。对于最后一类正在同居的受访者，还进行了后续的追踪访问，直至他们的同居关系终结于婚姻或分手。访谈资料涵盖同居关系变迁的整个过程，揭示了这些年轻同居者与伴侣是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展到婚姻或分手的。二、文献回顾（一）从同居走向结婚或分手：同居关系的转变虽然未婚同居是年轻人的普遍行为，但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大多数同居关系依然是短暂的，在随后几年里要么向婚姻转变，要么以分手结束（Sassler&Lichter，2020）。对同居结果影响因素的解释，西方文献大多假定了一种理性选择的婚姻模型，强调结婚或分手的经济基础。关于婚姻形成的经典经济学观点认为，个人通过寻找一个预期效用水平最高的伴侣来实现婚姻收益的最大化，由于传统上男性更多从事有酬工作，女性更多承担家务劳动，故男性的经济地位是能否结婚的关键（Becker，1981）。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婚姻经济模型，同居者结婚与男性伴侣的经济资源有着密切关系，而女性的经济状况对向婚姻转变不具有独立影响。通常而言，同居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婚姻的发生率更大，从同居向婚姻的转变也更为快速（Ishizuka，2018；Sassler&Lichter，2020）。尽管社会经济因素和婚姻的发生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但在现代社会，爱情被认为是婚姻的基础，是人们决定结婚的原因（库茨，2009）。现代化理论也认为，随着个人生活的日益个体化和去传统化，现代婚姻越来越转变为一种只有在双方都对其提供的亲密情感和爱感到满意后才会建立并维持的关系（Giddens，1992）。对同居伴侣而言，这意味着关系质量是向婚姻转变最直接、关键的影响因素。对关系的投入不高、分歧和冲突较多、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忠诚度较低，都会增加同居分手的可能性（Brown，2000；Lichter et al.，2006）；那些对当前关系感到满意、认为对方是好伴侣的同居者，更有可能在之后把这段关系发展至婚姻（Moors&Bernhardt，2009）。不过，关系质量对同居结果的影响程度与人们所处社会的个体化程度有关。在个体主义文化盛行的社会，自我选择更为重要，同居者对关系质量的评估对随后的婚姻发生有更强的解释力（Brown，2000）。但在家庭纽带依然较为牢固的社会，父母持续参与到成年子女的择偶、成家等个人重大事件的决策之中，并保持着相当大的控制权，如果一段恋情遭遇家人反对，即使两人情投意合，可能最终也难以走向婚姻（Allendorf，2013）。同居关系本身也可能有一些特征会对同居结果产生影响。不少研究证实，双方的异质性与分手结果有关，在年龄、教育、宗教信仰方面异质的同居伴侣比同质伴侣有更高的分手风险（Wu&Balakrishnan，1995；Goldstein&Harknett，2006）。尽管跨种族/民族、跨国通婚比例有所上升，但在2023年第1期张 亮 结婚还是分手？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转变研究45 同居伴侣中，种族/民族和国籍方面的异质性仍然是预测分手结果的有力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异质性增加了同居伴侣之间的社会差异，这不仅容易招致家庭、朋友和更广泛的社交圈的反对，也往往成为伴侣之间分歧和冲突的来源（Lichter et al.，2020）。另外，同居中的生育行为增加了与伴侣结婚的机会，怀孕或打算怀孕会推动同居伴侣走向婚姻，即“奉子成婚”或是在孩子出生之后结婚，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年轻、没受过大学教育、经济条件较差的同居人群中，怀孕和生育对他们的结婚决定的影响力逐渐弱化（Mikolai et al.，2018）。（二）中国新生代流动青年的同居与婚姻形成未婚同居正在成为我国青年择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对于同居与他们婚姻形成的关系，即同居向婚姻转变的可能性及其影响机制，受到数据匮乏的限制，目前尚无定量研究进行评估。为数不多的几项定性研究聚焦年轻人“为什么同居”，也未进一步考察这些同居的结果走向及其影响因素（赵璐，2018；于志强，2019；张亮，2020）。本文认为，上述国外文献揭示的多元因素有助于解释我国新生代流动青年同居者向婚姻或分手的转变。不过，由于同居结果通常还取决于同居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关系发展轨迹，上述因素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可能有所不同。首先，经济因素将是流动青年的同居向婚姻还是分手转变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结婚同样存在着经济门槛，但不同于国外文献所指的男性养家能力，而是指男方为结婚要做的经济准备，比如彩礼、婚房等。近年来，持续攀升的彩礼价格（靳小怡、段朱清，2019）、城镇化进程中“婚房进城”的新趋势（宣朝庆、韩庆龄，2015），使农村青年男性的结婚门槛不断抬高。因此，流动青年的同居是走向结婚还是分手，男性伴侣及其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是关键。其次，随着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年轻人对浪漫爱情的追求，毫无疑问，关系质量会影响到流动青年的同居结果。我们认为，对关系的不满会增加同居分手的可能性，但对关系的积极评估并不足以让流动青年实现从同居到结婚的转变，即有情人不一定终成眷属。这主要在于，中国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依然具有很大的决策权（许琪、彭湃，2021），流动青年同居伴侣即使情投意合，但如果缺乏家庭支持，他们也很有可能难以（顺利地）实现向婚姻的转变。流动经历和社交媒体大大增加了流动青年与“异乡人”结识、约会和同居的机会（宋月萍等，2012），但与此同时，已婚流动青年的地理通婚圈主要是在省内同县市范围内（段成荣、梁海艳，2015）。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地域异质的恋情“夭折”了。因此，我们推测，地域异质性将成为流动青年同居者进入婚姻的阻碍因素。最后，怀孕会加速同居向婚姻的转变，即“奉子成婚”。同居导致女性未婚怀孕的风险加大（张亮，2021），但与过去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发生的生育与婚姻的分离趋势不同，婚姻是生育前提的社会规范在我国未见有松动的迹象，未婚生育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於嘉、谢宇，2019）。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同居怀孕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流动青年的同居向婚姻转变。三、资料来源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在全国9个城市（上海、苏州、杭州、南通、深圳、广州、河源、北京和长沙）进行的深度访谈资料。研究对象是正在未婚同居或者以前经历过未婚同居的流动青年。除了同居和流动经历外，对受访对象还设定了三项筛选标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2023年第1期总第382期当代青年研究46 47 籍。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未受过大学本科教育、农业户口的流动青年同居者。笔者通过主动搭讪、熟人介绍、工厂管理层、劳务中介等途径来获取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对于已经结束同居（进入初婚或分手）的受访者，访谈内容涉及同居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向婚姻或分手转变的过程。对于正在同居的受访者，访谈集中于如何进入这段同居、目前的关系特征、对关系未来走向的预估。另外，笔者利用微信对正在同居者进行线上追踪访问，直至他们最终走向了结婚或分手（最后一位追访到2021年5月）。这样，基于回顾性和追踪性的访谈，我们获得了每个受访者的一段完整的同居关系史。最终，有95位流动青年同居者接受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如表1所示，包括47位男性和48位女性，男女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09岁和24.15岁。受访者的户籍地分布于全国19个省（未在表1中列出）。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他们都至少上过初中，大多数人还接受过高中或职业技术教育。从目前从事的工作来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男性以制造业居多，包括生产线工人和技术工人，而女性以服务业居多，如商场销售或收银、美容、餐饮、行政、文员等。在初始访谈时，37.89%的受访者正处于同居之中，47.37%已经从同居进入了初婚，还有14.74%为近期结束同居恋情且处于单身。表 1 样本的人口经济特征和未婚同居特征分布情况总样本男性样本女性样本样本量954748调查时年龄（平均值）24.12（2.35）24.09（2.19）24.15（2.53）受教育程度初中27（28.42%）17（36.17%）10（20.83%）高中/中专/技校40（42.11%）16（34.04%）24（50.00%）高职28（29.47%）14（29.79%）14（29.17%）职业生产工人/技术工人41（43.16%）33（70.21%）8（16.67%）商业、服务业人员41（43.16%）12（25.53%）29（60.42%）行政文员11（11.58%）1（2.13%）10（20.83%）自雇2（2.11%）1（2.13%）1（2.08%）初始调查时同居状态正在同居36（37.89%）21（44.68%）15（31.25%）已由同居进入初婚45（47.37%）15（31.91%）30（62.50%）同居后分手14（14.74%）11（23.40%）3（6.25.%）进入当前/上次同居时年龄（平均值）21.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