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自我消解——《狂人日记》再解读_魏巍.pdf

2023年2月第36卷 第1期Feb.2023Vol.36 No.1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经典的自我消解狂人日记 再解读魏巍（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00）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对 狂人日记 的启蒙式阐释一直未能走出傅斯年和吴虞式的认知框架。狂人的发狂被很多学者理解为启蒙者的必然，而对狂人究竟为何发狂却往往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狂人这一形象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问题，同样被漠然视之。因此，作为启蒙者的狂人形象便不断地在研究者的论述中演化。狂人日记 是一个需要被重新理解的文本，它不在于我们从概念出发去解读什么，或者从前人的研究中补充什么，又或者重新建构什么，而是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从文本出发来对其进行阐释。狂人日记 的经典地位是通过一系列研究论述建构起来的，然而小说叙事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却消解了其经典地位。关键词：狂人日记；再解读；启蒙；作家经验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3）01001108自 狂人日记 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其发表100周年之际，研究更是呈井喷之势。毫无疑问，与 狂人日记 相关的研究论述都建基于其为文学经典的地位。作为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固然值得研究，但对于文学研究来说，首先应该以文学的角度，而不仅仅只是思想的角度。狂人日记 诚然与启蒙有关，但是这篇小说在本质上绝对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小说。我们应该首先站在作家经验上来理解他对“狂人”的书写，既把狂人理解为一种阿Q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形象，但同时又不能把狂人现象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断论的悖论在于，狂人被放置于一个既是但又不是的典型链当中，这个悖论不是强加附会上去的，而是从 狂人日记的文本中读出来的。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狂人自身也是从四千年的吃人文化中繁衍出来的，这就使他兼具了“吃人”与“被人吃”的双重历史文化逻辑，而其痊愈候补的结局则无疑告诉我们，就算是发现了“吃人”文化的历史必然，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狂人”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这又从根本上颠覆了学界所建构的启蒙者形象。在鲁迅研究中，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启蒙形象，即鲁迅的启蒙形象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启蒙形象。这两者不能混同，更不能彼此互证，这种非同一性的情况加深了对鲁迅以及鲁迅小说理解的难度。从小说层面来说，无论是 狂人日记 中的狂人，还是 药 中的夏瑜，抑或是 不周山 中的女娲，文本中所透露出来的启蒙无效性可谓比比皆是，这使得我们在面对 呐喊 的时候，只能从其 自序 中来寻找鲁迅的启蒙证明。于是，通过“批判”这一链条，我们把鲁迅与启蒙联系了起来。同时，对于正统的鲁迅研究者们来说，既然鲁迅是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作家，那么他笔下的启蒙者形象似乎也理当分享鲁迅同等的地位。这种逻辑错误对于鲁迅研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加冻结了鲁迅研究的发展路径。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后期资助项目“百年文学鲁迅再解读”（SWU1909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外诗歌发展问题研究”（SWU2009110）。收稿日期：2022-09-10作者简介：魏巍（1982），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文学博士（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Doi：10.16061/46-1076/c.2023.01.00211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2023 年一、狂人为何发狂？1919年3月14日，傅斯年在 一段疯话 中这样写道：“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的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 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行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是疯癫”。百年之后，傅斯年由时代症候引发的对狂人日记 的言说仍然大行其道，这与其说是傅斯年的观点具有时空穿越的经典特性，毋宁说是学界对 狂人日记 的研究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毫无疑问，当我们站在精神的隐喻角度来看待狂人的时候，他无疑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但这必须要求我们以“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方式，抛开 狂人日记 开头的文言序言，才能以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来论证狂人的精神正常性。然而，鲁迅毫不留情地以文言的方式和白话文跟读者们开了个很不地道的玩笑。事实上，学界对于 狂人日记 的研究逻辑在于，如果承认了狂人真的有病，那么一个有病的狂人是承担不了“启蒙”重担的，并且也不能解释狂人“清醒”认识到的“吃人”主题；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狂人有病，那么他的特异性又不能从众多的集体无意识中呈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悖论中，要真正理解 狂人日记，首先就要解决狂人为何发狂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们理解 狂人日记 的关键所在。正如叔本华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既不能说疯人没有理性，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悟性”，并认为，“在大多数场合，疯人在直接认识眼前事物时根本不犯什么错误，他们的胡言乱语总是和不在眼前的和过去的事物有关，只是因此才乱说这些事物和眼前事物的联系。过去的个别场面和个别的眼前（情况）一样，可以正确地看到，但回忆往事就有漏洞了，疯人就拿一些虚构的幻想去填补漏洞。这些虚构的东西或者总是老一套。成为一种定型的妄念，那么这就是偏执狂，忧郁症；或是每次是另一套，是临时忽起的妄念，那就叫做痴愚，是 心里不亮”。照此理解，承认狂人是疯子其实并不影响他对“吃人”历史这一认识的准确性。但问题是，这种疯癫的理性以及在疯癫状态下的悟性尽管在某种时刻具有正确的一面，但痊愈之后的狂人是否还能保持这种言论的正确性，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众多学者把狂人的发狂先验地理解为一种理所当然，于是才有了革命者、启蒙者、赎罪者等等的头衔。这也使得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认为，“这篇不长的小说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主人公 狂人 看来是正常的，周围 正常 人看来却实在是发狂”。这种傅斯年似的论断，把狂人发狂定性为由月亮引发的契机，当然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但却不能解释鲁迅另一篇小说 孤独者 中的“我”在月光底下感觉“轻松”“坦然”的问题：同是在月光下，一个发狂，一个轻松坦然。这就说明，把狂人的发狂与月亮联系起来并不能让人信服。另外，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注意到狂人“看”外界人事的这个行动，却从来没有关注到，狂人的发狂与外界人事“看”他的密切联系。这是对问题的根本颠倒，这种颠倒在事实上也造成了对 狂人日记 的百年误读。在小说的前三节中，“被看”的描述被狂人一步步引入内心世界。第一节中，“那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的叙述，成为他“怕得有理”的直接原因之一。汪晖在 声之善恶：鲁迅 破恶声论 呐喊自序 讲稿 把这一节的描述与 呐喊自序 中“钱玄同怕狗”联系起来进行对照阅读，认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神秘呼应的提法虽然很有意思，但是如果简单地就此得出“月光与狗是狂人成孟真（傅斯年）：一段疯话，新潮 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德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8页。日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李冬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 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以下所引此文皆出于此版本，引文后标注页码，不再另注。12魏巍：经典的自我消解为狂人的契机”，显然还是未能击中狂人为何发狂的要害，尽管他比伊藤虎丸更进了一步，把狗纳入到了狂人发狂的缘由当中。我们必须考虑到日记的性质，即 狂人日记 并非写一天之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某一时期内的事件记载，这样才能避免先入为主地把某些意象当作狂人发狂的症结所在。如果说月亮是狂人发狂的契机，那么，第二节中“今天全没月光”（第 445 页）与狂人发狂之间又有何联系？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更何况，这一节的日记里并没有再提到狗这一意象。因此，仅仅从第一节的日记里去推论狂人“怕得有理”的要素，显然是执其一端而不计其余的。李今认为，“我怕得有理”是因为“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这种对启蒙主义的先验认定同样不能真正认识狂人对于鲁迅创作的意义。使“我怕得有理”的并非来自月光，也不是“他”，更非来自于对未来的绝望把狂人的“怕”理解为对未来绝望的做法，只能使得对文本的阐释更加复杂化：小说结尾处“救救孩子”（第455页）的呼喊就与对未来的绝望构成了逻辑上的矛盾而是赵家的狗对“我”多看的两眼。这里的重点显然并不在于谁看他，而在于“被看”的这个过程所造成的心理反应。顺着这一线索，日记的第二节中开始写道：“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颜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第445页）。尽管好事者们不断地从狂人“踹了古旧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句话中引申出各种微言大义，但是仍然挡不住狂人后面的描述：“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第445页）。在这里，可谓将第一节中狂人“怕得有理”的“理”和盘托出：狂人所怕的，实在只是别人看他的眼光，一种深陷在别人眼光中的恐惧。狂人对现实的思考来源于外部而非内省的结果，在被看的过程中感受到被吃的气氛。第三节中，鲁迅继续描述着狂人被看的经历，街上的女人打她的儿子，“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被陈老五硬拖回家里后，“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第 446 页）。而狼子村的人来告荒，“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第446页）。正如日记中反复强调的，“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第 447 页），在被看的眼光中发狂的狂人，也在发狂中思索着“吃人”的因由。尽管在新近的研究中，有人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内省的狂人视作 正常，而将当时整个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视为异常存在（虽然这似乎是鲁迅表面上表达的），似乎更应从一种群己关系的视角来对狂人的遭遇予以解读”。但是，显然这样的论断并没有解决论者自己所提出的“狂人是否真的患病？”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尊重小说的原意，不能简单地将狂人的“理性”当作正常的反应，而对他的“病”视而不见。如果说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由“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对围观者不觉悟的国民性批判具有真实性，那么现在狂人在被人看的环境中终于觉悟了。但狂人的觉悟首先是一个十足意义上的被迫害妄想症的癔症患者的觉悟，而非精神正常之人的觉悟，这又从根本上推翻了狂人的启蒙意义。或许我们可以把狂人的被看经历与阿Q临死时候的感受结合起来，“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伊藤虎丸认为，“当 狼眼睛 和村民的眼睛重叠在一起时，阿Q才第一次想喊 救命即他知道了恐怖。阿Q第一次由 奴隶 变成了 人”。在伊藤虎丸看来，狂人的恐怖与阿Q临死前所感受到的恐怖具有相同性质，即“人”的觉醒。这种过度阐释虽然有助于拔高鲁迅的地位，但却无益于鲁迅研究的推进。对于阿Q来说，他所喊出的“救命”仍汪晖：声之善恶：鲁迅 破恶声论 呐喊 自序 讲稿，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63页。李今：文本 历史与主题 狂人日记 再细读，文学评论 2008年第3期。钟诚：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