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的隐...南京户籍卡档案为中心的研究_张生.pdf

民国档案2022.4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的隐蔽斗争以民国南京户籍卡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张生徐春孔爱萍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根植于人民之中，开展隐蔽斗争，为发动群众、巩固组织、解放南京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对南京市档案馆所藏这一时期南京户籍卡档案的研究，有助于探析南京地下党的隐蔽策略、群体特点、组织运作、工作体系和巨大能量，深化民国史的跨学科研究。关键词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户籍卡档案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南京是国民党和汪伪统治的核心地带。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中共地下党的生存极为困难。1927年到1934年，党组织经历了八次大的破坏，谢文锦、孙津川等多位书记相继牺牲；1934年到1939年，甚至经历两个“无党员时期”。抗战时期，南京和周边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百万人口的南京城中，国民党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达11万，南京警察厅的在册警察也有9700余人。虽然全国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但在南京，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局面一直存在。有人统计，从中共开始在南京活动至1949年南京解放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9次遭到破坏，“113名主要负责人中，32人先后英勇牺牲”。“寇可往，我亦可往”，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进入南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是中共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指导方针，如何将其与南京的实际结合起来？如何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下来，谋求发展，开展工作，掌握群众，造成打击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这关系到南京地下党的战略和策略，是摆在南京地下党面前、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解读南京市档案馆所藏这一时期的南京户籍卡档案，可以看到，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出色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南京户籍卡档案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他们进行户籍调查和统计时，共产党人不可能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相反，共产党人必须有清晰的亲属关系，“合理”的居留理由，“正当”的事务和职业，频繁、大量地使用化名。“大隐隐于市”，才能在百万南京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不动声色地生存下来，这就给今天识读南京户籍档案背后的巨量信息带来了特殊的困难。我们的尝试是初步的，敬请专家指正。一、南京户籍调查和户籍卡档案1927年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确定了南京作为特别市直接隶属于国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整理：南京地下党的组织情况（初稿）（1922年1949年4月），1959年11月。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南京解放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页。吕宁丰：尘封半世纪档案首次整体披露，揭开南京地下党组织可歌可泣斗争史，江苏对外经贸论坛 2011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592022.4民国档案民政府的地位。1928年至1929年，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 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 和 人事登记暂行条例。1928年8月至10月，南京市便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首都户口调查活动，开始登记人口的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分居、迁徙、失踪等内容。随后，国民政府于1931年颁布 户籍法，1934年颁布 户籍法实施细则，“但由于该法条文太过繁琐，极难操作，而且只注重法定人口而忽略实际人口，不能适应军事时期之需要，因此只有云南、察哈尔两省及少数县级机构进行试办，成绩大都不佳”。1936年7月4日，南京市还组织了以市长马超俊为总团长、约5000名调查员的队伍，对全市十六万九千余户进行户口总复查。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户籍统计随即中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户口清查作为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有效地完成户籍调查，国民政府不仅委托内政部负其责，还于1946年1月3日修正公布了 户籍法，1947年3月12日公布了 户口普查法，相较于抗战前，户籍调查的内容也规定得更为详尽。1947至1948年，国民党当局在南京连续开展了两次“户口总清查”与“户口总复查”，留下了以人口户籍卡为主的人口户籍统计档案近200万份。2006年底，南京市档案馆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仓库接收了这批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留存的户籍资料，并对其中150万张户籍卡（含户卡和口卡）进行了电子化。2015年6月，民国南京户籍卡成功入选第四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批档案客观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到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市居民的人口状况，十分珍贵。根据这次户籍调查，到 1948 年 9 月止，南京特别市共有 409 保，7850 甲，254055 户，人口共计1333891人，其中男性750138人，占总人口56.24%，女性583753人，占总人口43.76%。在这次户籍调查中，还统计出南京人口中本籍人口有516914人，占总人口的38.75%，其中男性284102人，占本籍人口的54.96%，女性232812人，占本籍人口的45.06%；外省市人口815933人，占总人口的61.15%，其中男性465494人，占外省市人口的57.05%，女性350439人，占外省市人口的42.95%。外籍人士1044人，其中男性542人、女性502人。外来人口占大多数，跟南京作为国民党政权首都的属性有关；在一个外来人口比比皆是的城市，地下党的活动有“天然”的便利。户籍卡的内容具体而繁琐。每一户建有户卡，户卡主要登记户别、户主、地址、保甲番号，还需要登记本户所有人口内容，包括称谓、姓名、别号、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身份证号、职业业别、服务处所、党籍、宗教、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本地年月、废疾及身体上特征、异动登记等。每一个受到户籍调查的个人，都要填写口卡，有些口卡为户籍登记本人填写，则更为珍贵。口卡正面有编码、户主姓名、本人姓名、别号、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服务处所、年龄、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特征、与户主关系、家属人数、居住本市年月、身份证号、公民资格宣誓时期、公民资格宣誓地点、兵役起役、兵役除役、住址、保甲番号、住址异动登记、义务劳动、附记等二十余项内容，并须粘贴本人证件照片。除此之外，还需要登记指纹。根据这批历史档案，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看到解放前夕南京人口结构的详细信息。一些特殊的户籍卡，还透露了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1946年5月，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局）迁往南京，继续进行国共谈判，由周恩来总负责并改称为中共中央南京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办公地点设在国民政府附近的梅园新村，直到1947年3月。通过其户籍档案，可以检索到工作人员名单34人，户主是周恩来，工作人员的身份包括军政、记者、勤务、家属等，多出生在1910至1930年之间，除周力行等4人为大学学历外，教育程度以中小学居多，籍贯则来自天南海北，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陈竹君：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户口统计调查制度，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南京市各区现有人口统计表（一）人口性别（1948年9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3-4，卷宗号175。南京市各区现有人口统计表（二）籍别（1948年9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3-4，卷宗号175。60民国档案2022.4性，以家属的身份出现。户籍调查是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但国民政府开展户籍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查出隐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像周恩来这样能公开以合法身份居住在南京的共产党人毕竟只是个案，绝大多数地下党人、包括南京解放前最后一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都只能以其他身份来掩护。1948年7月，她在总结两年多的地下工作时指出：“敌人控制力量强大，使南京城的政治环境过去和现在都处在很艰难的情况中，造成了我们工作条件的许多困难，迫着我们更小心地、慎重地进行工作。”严峻的工作环境造成的人为信息失真，要求研究者综合其他资料，对户籍档案进行二次甄别，以最大程度地抽取其中的历史信息，彰显户籍卡相关内容的历史价值。实际上，有关部门在对100多万份的南京户籍卡进行扫描时，根据之前多年积累的人物线索和新发现的组织资料，也无法找到陈修良本人，而陈修良明明就在其中。后来，工作人员通过其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住处“武学园3号”，逆向搜索到所在地址的户籍卡，并通过对照粘贴在户籍卡上的照片，才得以确认其中寄住在一个柏姓户主家的“程兰如”就是陈修良，而陈修良的各种传记和回忆文章，并未提及这一化名。市委情报负责人卢伯明，按本名检索没有查到，在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也未发现有效线索，后根据 解放战争时期的商报南京办事处 一文中的一句话，“情报部负责人卢伯明（化名鲁道麟）还是在中央商场二楼租了一个店面（实际是一个摊位）”，最终检出“鲁道麟”的民国户籍卡，户籍卡上填写的服务处所正是中正路中央商场，“摊住30号”，本籍、出生日期也核对无误。户主却为“唐季平”。并非仅有身处高位的地下党员使用化名隐身，普通党员同样如此。地下党员曹琬祖籍安徽歙县，因祖父在南京购置了房产，全家定居南京，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底任金陵女子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曹琬早年就定居南京，理应能查到其户籍档案，结果却没有检出。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藏 南京市私立明德女子中学学生学籍家况登记表 中获得了其父亲姓名：曹髯公，随即在户主曹髯公名下，检出姓名为“曹毓苾”的民国户籍卡，经比对确定“曹毓苾”就是曹琬。跟影视剧描绘的场景不一样，地下党“市委全体会议开得极少，往往只是三个人在一起开会，再多的人就有危险了。我出门寻人，经常走小巷子，转弯抹角地绕圈子，下雨天带伞，夏天戴黑眼镜，从不进电影院、商场、旅馆、茶楼、酒肆、公园、游乐场所，真正是隐姓埋名在敌人的心脏中进行地下活动”。千百个“程兰如”就这样活动在南京，于无声处听惊雷，他们最终与渡江部队一起，迅速地解放了南京。在貌似枯燥的百万户籍卡档案中，找寻隐身其中的中共地下党，有关单位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基本还原了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的组织架构和骨干人员构成，初步揭示了一段貌似平静、实则腥风血雨的历史，丰富了我们对中共地下党斗争艺术的认识，也深化了对建党精神的理解。二、南京地下党的隐蔽策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南京地下党化身于百万南京人民之中，成功地躲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搜索侦查、围追堵截，出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使命，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命题。抗战胜利后，根据形势发展，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针的指南京市档案馆编：民国珍档：民国名人户籍，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6页。陈修良：南京建党工作总结，陈修良著，姜沛南、沙尚之编：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南京市档案馆藏，户籍卡10-08-055448。南京市档案馆藏，户籍卡10-12-001559。陈修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南京，陈修良文集，第157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612022.4民国档案示 指出：凡我不能切实占领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必须仍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应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须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华中中共高层据此筹划统一领导南京城内的地下党组织。1945年9月，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与陈修良谈话，“决定派我去城工部工作，并设立城工部的派出机关南京工作部，全称是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任命我任南京工作部部长，驻地是六合县”。“当时南京城内党的活动有几条线，彼此不发生关系，工作很不协调。这些组织有：城工部领导的南京工委，苏南、淮南、皖江等区党委派出去的一些党的组织，和六合、江浦等县的党员”。全部党员约220人。后工作部改为南京市委，陈修良为书记，刘峰为副书记。为防止意外，“南京市委仍属分局城工部领导，不能与公开的中共代表团有任何联系，只能互相呼应彼此之间如有互通情报的必要，只能通过华中分局”。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旧时装”，渡江到镇江，再坐火车到南京。“南京城内，特务如毛，身入者确有 虎穴 之感”。她先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