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内迁首选四川乐山缘由探析_王兴全.pdf

第 38 卷第 1 期学报No.1 Vol.382023 年 1 月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Jan.，2023DOI:10.16069/ki.511610/g4.2023.01.017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内迁首选四川乐山缘由探析王兴全a，陈艳莉b(乐山师范学院 a.学报编辑部;b.图书馆，四川 乐山 614000)摘要:抗战时期，四川是内迁高校最多的省份。武汉大学西迁为何为首选四川乐山?国民政府战时的高等教育政策无疑起到了外在的政策导向作用;其时武汉大学解决异地搬迁办学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谋求更长远发展是内因。而乐山当时稀缺的高校资源分布以及优越的地理、物产、文化、建筑等则为武汉大学的内迁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关键词:武汉大学;战时教育政策;内迁中图分类号:K265;G6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23)01011308收稿日期:20200520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资助资助课题“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与旅游开发研究”(LY2250)作者简介:王兴全(1973)，男，四川广元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地方文化;陈艳莉(1968)，女，四川仁寿人，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情学。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等教育机关成为敌人轰炸破坏的主要目标1，众多高校被迫内迁，四川成为了当时高校内迁主要的目的地。1938 年 2 月 21 日，武汉大学召开校务会议，决定“一、二、三年纪学生暂迁嘉定”，并于 1938年 3 月 10 日开始内迁启程前往乐山，4 月 29 日开始行课。迁乐后坚持在此办学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武汉。武汉大学内迁为何会首选乐山并坚持在此办学长达八年?对此问题目前已有学者进行过探究，如王园2 认为是受“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影响，陈俐3 认为武汉大学能成功西迁乐山并坚持在乐山办学八年这和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群体的文化选择是密不可分的，这都结合其时高校内迁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解答。武汉大学同其他高校一样，内迁这是被迫的选择，是国民政府基于保护国家高等教育命脉的决定，这也符合当时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和教育界、文化界和政府官员绝大部分人士的教育主张。目前研究能回答武汉大学同其他高校“为何要内迁”等问题，但对于个案来说，武汉大学内迁为何会首选乐山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应该说，武汉大学内迁首选乐山缘由是复杂的，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其时校长王星拱结合当时西迁办学困境提出了六点理由，较为全面，但后世学者没有进行过深入探讨。下面我们将结合高校内迁的历史背景、武汉大学内迁面临的困境以及其时乐山所拥有的办学资源优势等从内外两种角度进行全方位考察。一、抗战全面爆发前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情况及战时教育政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遭受重创。在这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许多高校不得不内迁。但内迁何处也不是盲目的、无311组织的，当时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无疑起到了外在的政策导向作用。(一)抗战全面爆发前高等教育分布情况从起源来看，高等教育在地理空间、学科上的布局均会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首先是在沿海以及开放口岸进行的，而内陆地区则相对较为落后，与之相应的，近代高等教育也主要诞生在这些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较多地区，其最初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分布也大都因此而设置的;因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期就呈现出“东多西少”“重文轻理”不均衡发展的态势。首先，从地域分布来看，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如:1909 年，有 3 所中央政府创办的大学、24所省立大学和 101 所专业学院，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黑龙江、新疆、广西等内陆省份没有一所大学4;到 1922 年，当时中国主要学院及大学也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等重要政治、经济、文化重地以及沿海、长江流域5。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校总体数量奕有所增加，地域分布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中西部地区高校数量也逐渐有所分布，如据1931 年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新疆、云南、广西、甘肃、吉林等地区已有 1 所大学，但仍主要分布在上海(22 所)、北平(15 所)以及广东、河北(各 8 所)等地区6，由此可见高校地域分布不均衡情形依然没有改变。1931 年欧洲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通过考察，认为“中国大学分布失衡，杂乱无章”，“少数城市设有多数大学，其弊甚大”，建议“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7。所以，在 1936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就提出“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8 6465，这将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与教育公平问题并举，将高等教育分布不均衡问题列入国家宪法之中，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最后从学科分布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起步晚，从一开始，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旧的教育理念的束缚以及当时社会现实的需求差异的影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各学校的科系设置不均衡、文理科学生人数比例失衡等现象较为严重。随着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对实科类人才的需求也在日益剧增，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对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进行调整，力求文实并重，均衡发展。在 1929 年 4 月通过的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明确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9。1933 年，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通过调阅 1931 年各大学统计后发现，当时的全国文科包括文、法、商、教育等科的学生有 23 000 人，而实科包括理、农、医、工等科的学生只有 9 000 余人，相差比例较大。所以要求“详定限制各大学(包含独立学院)招生办法，务使各校自本年招收文科新生严守一定之限制”10。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部门对文理生人数分布不均衡现象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但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二)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从产生开始，无论是从地域还是学科分布上都是不均衡的。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已经意识到高等学校分布不均衡的严重性，提出了建立大学区制的不同模式，“但因政局常常变动，掌管人员不能久于其位，所以只有计划而未曾施行”11，不均衡布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如何使全国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更为合理是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的战争危机已十分紧迫。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战的长期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东南地区高校的内迁与重新布局未提前做好准备。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东部沿江、沿海地区的高校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致使原有的分布格局被打破，许多高校不得不内迁以求安定办学之地。在这种战时危机状态下，高校对政府的政策依赖性明显增强，这在客观上促使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为调控高校的合理布局提供了契机，对高校内迁的相关政策也相继密集出台。战时需做平时看，从其时教育政策及纲领的颁布来看，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了“双向”政策，既要应战时之变又要着眼战后建设，既要保持教育事业的正常、不中断发展也要对现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进行合理调整。因此，一方面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12;另一方面，为保存高等教育实力，“与战事发生411或逼近时，量予迁移”13，但这种迁移“应就全国政治、经济、生产建设各方面之需要以及各地文化、教育、人口、面积、物产、交通、风俗习惯等情形，指定重要及适宜地点，设立院系完备与设备充实之国立大学”并“应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14。1938 年 3 月，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并通过 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强调“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15。在这种战时政策的指引下，政府组织高校纷纷内迁。对于内迁后的高校，有目的地采取连校，并系，大量增设实类院系和班级、设置实科类学校16，以及规范课程设置及必修课程，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这样通过地域分布、学科分布的系列调整，力求改变战前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17。毋庸置疑，内迁高校使教育资源比较贫瘠的西南、西北地区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实力和基础，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布由此也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局面。即使抗战胜利后，高校纷纷回迁，但为了保持高校均衡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为战后高校的地域性分布作出了一些政策规定，对内迁高校复员安置地点的大体安排是:“部分高校回迁原址，部分留设后方，部分迁往收复区他处。”18 由此可见，力求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一直是国民政府基本政策，对抗战时期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调整起到了外在政策的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二、武汉大学搬迁异地办学面临的现实困境及继续高质量发展之需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高等教育日渐受到影响。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 1933 年 1 月 9日在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强调:“无论形势如何严重，我们这个地方只要容许我们学校存在，我们即抱定这个态度，继续不断、毫不松懈地向前做去”19。抗战全面爆发后，对高校教师、学生是否直接参与战争，校长王星拱就明确表示:“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20 但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武汉也面临着日军的侵略轰炸，武汉大学同许多高校一样，内迁不可避免。在当时国民政府战时需作平时看、分布不均衡大调整的政策指引下，武汉大学内迁何处?在具体地址的选择上，既要考虑到如何保证大量图书资料顺利搬迁以及师生员工安全转移，又要考虑迁移某地后能否受到异地民众的支持继续办好教育。因此，从战略角度，在选址上就应该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与教育政策以及异地搬迁办学面临的现实困难及长远发展需求等作通盘考虑。(一)异地搬迁办学如何最大限度节约经费?搬迁异地办学，除了人员需要搬迁外，首先就存在着大量图书、仪器、设备的迁移。而且，搬迁异地后校舍的寻找、租借、修缮等都需要一笔巨大的经费。因此，在保证人员、图书资料设备等安全转移、转移后能租赁校舍正常行课的情形下，为了今后学校的长远发展，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经费是首要思考的问题。一是搬迁经费问题。首先，从经费来源来看，当时，武汉大学同其他高校一样，经费是十分紧缺的;“经常预算，每月国币八万三千余元，原极窄小，自抗战军兴，按七折发放”21，高等教育最基本的经费难以正常满足，通过节济用于搬迁很难。对于自筹，更为困难，当时校长王星拱就两次致函本校特种基金保管委员会均无果，不得已以英庚款补助费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四万元，同时，学校则通过预支、暂借等办法才筹措十余万元经费。19 后虽有教育部提供十万元搬迁经费，但经费仍是十分拮据的，仍需节省。最后，从图书设备资料的迁移来看，其时搬迁的一些高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属少数”，而且“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22，如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由于受到日军的攻占，这三校图书、仪器设备移出的不多，南开大学的图书则全部被炸毁，所以他们转移的路线和方式可以有多种。而武汉大学内迁前还没有受到日军的侵略和轰炸，图书、仪器、设备保存是十分完整的，但这也确实增加了内迁的难度。当时武大图书仪器设备必须要迁移的不下2 000 箱，其中所迁图书应该不下 100 000 册，那么这些图书、仪器、设备“分别按容量及重量计吨位，约合四五百吨，每吨运费牵算约七十元，连迁校运输各教职员来往旅费，计共需洋四万余元。由渝运嘉，以斤计算，约四十万斤，每百斤需运费三元三四角，即共需洋一万余元，两共需洋六万元”23，所需经费是十分庞大的。511因此，在搬迁选址上，为了最大限度节约搬迁经费，在选址上应该会考虑:一是不能离迁徙地太远;二是迁徙地水陆交通应该十分便捷，在运送方式上尽可能采用相对廉价的水运。二是校舍的选取及修缮、租赁问题。迁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