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范式变迁下专家信任危机的重新审视_张勇军.pdf

20231（上）科技传播66理论探索作者简介：张勇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科学传播产业研究院，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与管理、科学传播。陈海涛，馆长，武汉市科技馆，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信任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可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随着现代社会从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信任也从过去的人际信任转向现代的系统信任。吉登斯(Giddens)1认为，系统信任包括象征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前者是以可交换的价值符号为媒介，比如货币等；后者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代表社会分工各领域的专业知识权威，比如人们出门放心坐地铁，是因为相信地铁是按照专家的专业知识指导来设计和建造的。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专家信任是在专家与公众互动协商过程中建立的，因此科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然而，随着科学传播范式的不断变迁，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却不升反降。从过去“科普范式”下的“专家”意味着“科学”“正确”的神话，到“理解范式”下的“怀疑”，再到“参与范式”下的“否定”甚至“污名化”，“砖家”成了“专家”的代名词。从国外的核电站、疯牛病，到国内的转基因食品、雾霾、PX 化工厂等，舆论场上对专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对作为整体的专家具有中等以上信任的公众，累计仅有略高于半数的 56.27%。这表明：作为“社会良心”的“专家信任”现状堪忧，已处于“信任危机”边缘2。专家信任的危机，动摇了现代社会建立在专家系统和象征符号所代表的系统性信任，最终危及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专家信任危机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不仅是一种系统信任问题。由于专家通过社交媒体能够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某种程度还是存在一种人格信任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专家信任危机时，跳脱出将专家信任危机视为单纯系统信任的问题进行抽象化分析的窠臼，从多学科、多元化的理论视角，重点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不同类型专家信任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塑专家系统的信任?1 文献综述专家信任危机，其主体看似是专家，但潜在主体是公众，是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产生了危机。而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危机，是公众对专家形象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更多的是建立在科学传播中对有关专科学传播范式变迁下专家信任危机的重新审视张勇军，陈海涛摘 要 从科学传播范式变迁的视角切入，结合科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理论进行跨学科的探讨。一是本体论层面，对专家信任进行 3 个维度的细分：认知层面的专业信任、伦理层面的道德信任、沟通层面的情感信任；二是认识论层面，专家信任危机有其危害一面，但也有其合理一面，接受公众“非专家知识”的质疑和监督，有利于专家保持谨慎、开放的态度，并在重大科学决策中倾听公众的声音；三是方法论层面，研究专家信任危机变单一归因为多元化剖析，它与专家自身的专业素养、道德修养、沟通技巧有关，也与后现代社会思潮、后真相时代“情感米姆”建构的媒介文化景观、后学院的科研体制等外部因素有关。关键词 科学传播；范式变迁；专家信任危机；重新审视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22-0066-08DOI:10.16607/ki.1674-6708.2023.01.014科技传播67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家的信息“拟态环境”解码基础上。因此，专家的信任危机，与不同的科学传播范式所营造的不同“拟态环境”有关。这就有必要从科学传播与专家信任两个方面，去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1.1 专家信任及信任危机的相关研究信任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中就讲到了通过逻辑、真诚、情感化的修辞来说服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孔子从道德层面对信任作了不少的论述，比如“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但对于信任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初。西美尔（simmel）3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卢曼(Luman)1认为，信任本质上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他用“二分建构”的方法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其中学术影响较大的是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的论述，即由人际信任转向由象征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组成的系统信任。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学者才真正开始从“诚信”层面对信任问题展开研究4。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推进，信任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信任的研究呈现多学科推进局面。其中郑也夫的信任论专著影响较大。在书中，他提出信任是从亲属、熟人转向陌生人的，并从结构上将前者间的信任称为“人格信任”，而陌生人间的信任是由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组成的“系统 信任”5。研究信任必然会延伸到信任危机。不少学者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科技哲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对专家信任危机的概念、特征、原因等进行较多分析。所谓信任危机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人际交往、集体活动以及公共生活等方面，因缺乏共同的信任基础或信任维持机制发生动摇、失效，产生普遍怀疑与不信任的困境状 态6。在分析专家信任危机背后原因时，有的学者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的反权威思潮带来的反智、反科学；有的认为是现代网络媒体带来的话语赋权，善于沟通的草根意见领袖对傲慢的专家权威的冲击；有的认为是后学院制的科研经费体制，让专家走上了行政研究、商业研究之路，脱离了中立客观的价值标准等。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有关专家信任、信任危机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存在 3 个方面不足：一是本体论层面，对专家信任本身的概念内涵挖掘不够，笼统定义的较多，缺乏细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知名学者徐贲有关“批判性思维是认知、情感、伦理的结合”的观点7，提出“信任三维”的概念：认知层面的专业信任、伦理层面的道德信任、沟通层面的情感信任；二是认识论层面，学界对当前专家信任危机总体持否定态度，本文认为，专家信任危机有其危害一面，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接受公众“非专家知识”的质疑和监督，有利于专家保持谨慎、开放的态度，并在重大科学决策中能听到公众的声音；三是方法论层面，分析专家信任危机应变单一归因为多元剖析，它与专家自身的专业素养、道德修养、沟通技巧有关，也与后现代社会思潮、后真相时代“情感米姆”建构的媒介文化景观、后学院科研体制转变等外部因素 有关。1.2 有关“科学传播”的研究关于科学传播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尤其是英国较为领先。国内改革开放后确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关的科学传播研究也在科协、科普研究机构、大学的科学传播、科技哲学专业等形成一些较小的科学共同体。概括起来，科学传播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主要从科学传播的概念、特点、理念、作用与意义、传播模式、传播途径和科技政策等视角进行讨论，常用的方法是定性研究8。其中最早提出科学传播观点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学者贝尔纳（Bernard）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的表述：“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9关于科学传播的理念变迁，英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提出的 3 阶段论影响较大：公众接受科学(PublicAcceptanceof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以 1985 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标志)、公众参与科学(PublicParticipationofScience，以2000 年英国国会上议院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为标志)。这两部报告先后引入中国，对国内的科学传播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10。吴国盛11认为，20世纪的科学传播包括 3 个不同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传播，他将科学传播20231（上）科技传播68理论探索视为狭义的对话、参与式传播。其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科学传播范式、模型等，如缺失模型、对话模型、民主模型、参与模型等。影响较大的是刘华杰的“三模型说”：中心广播模型（科学普及）、缺失模型（公众理解科学）、对话模型（公众参与科学）12。这个分类比较符合国内实际，因此本文也采纳其观点。科学传播研究的另一条线是微观层面，从传播的关键主体、媒介使用和信息编排方式等因素或其组合，就某一个不同的科学议题社会化传播的运用等视角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国内的微观实证研究围绕舆论热点展开较多，比如转基因争议性知识对科技态度的影响、不同媒体对雾霾的议题呈现差异、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技治主义以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为例等。梳理科学传播的相关研究，体现了科学传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发生较大的变化：传统“中心广播模式”下的公众接受科学即科普阶段，是从政府的立场出发，需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让公众接受科学知识，实现科技强国，侧重认知层面；“缺失模式”下的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则是从科学共同体立场出发，不再是单纯地居高临下的灌输，而要通过平等的、多样化的方式，让公众理解科学，侧重情感沟通层面；“民主模式”下的公众参与科学阶段，则是从公众立场出发，强调公众参与到科学知识的讨论、科学决策的监督作用，避免政府、资本与科学家成为一个封闭的利益共同体，侧重伦理道德层面。这种理念与实践层面背后的变化，完成了公众从被动到互动再到参与科学传播的过程，形成了从“知”科学到“会”科学再到“用”科学的整体上升和前行的轨迹13，反映了专家与公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变化，也成了本文研究专家信用危机的 3 个关键面向：认知层面，专家的专业信任危机是如何形成的；伦理层面，专家的道德信任危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沟通层面，专家的情感信任危机为何难以扭转？当然，这三种信任危机在不同的科学传播范式或阶段下，可能不同程度存在，本文为便于研究将其分别展开论述。那么，最终如何缓解专家的信任危机，形成良性的科学传播环境？2 认知层面：专业信任危机专家的信任，首先是因其拥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因此建立在认知层面的专业信任是专家信任的基础。道德信任、情感信任则又建立在专业信任基础上，是更高层面的信任要求。那么，当前专家的专业信任为什么会产生危机呢？从科学传播不同范式下的历时性视角，可以分析专家与公众在认知层面的互动变化。2.1 “科学至上”的神话破灭与“非专家知识”的凸显“科学至上”作为一种迷思（myth）使得公众产生对“科学”的绝对信任14。18、19 世纪启蒙运动就是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不仅将科学从“神学的女佣”下面解脱出来，而且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最高法则，连一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走向科学实证主义的道路，以此来证实学科的科学性、合理性。近代中国的落后，让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一度大力倡导西方的科技、实业、教育等。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成为深入人心的强国口号，科学的地位与重要性就被迅速拔高了：凡科学即进步，凡科学即真理，凡科学即正确。在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看来，迷思实际上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中获得了主导地位的社会阶级的产物；但是迷思将其意义展示为一种自然的而非历史的或社会的意义，从而神化或者掩盖其政治性和社会性15。因此，从“科学至上”这一迷思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专家话语建构进而成为全社会共识的神话过程。而当其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走向“科学至上”“科学万能”后，就将科学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迷信。在现实中，当公众发现很多问题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时候，比如核泄漏、癌症、新冠病毒溯源，科学就会从神坛跌落，专家的专业信任也会受到怀疑。温和欧文等人对英国大众在核电厂、疯牛病的实证研究中找出“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后得出结论：由于事实证明公众的“非专家知识”往往更能表现真实情况（公众认为核电厂有泄漏风险、疯牛病可以传染人），专家知识却一再出现错误；但是“非专家知识”却总是被排除在解决问题的体制之外，大众感觉被欺骗和愚弄，因此产生了专家信任危机16。温等人提出的“非专家知识”，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强调大众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