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与人脸识别技术接受...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_张淳.pdf

科技传播93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作者简介：张淳，助教，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1 引言2017 年是“万物皆计算”的一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热度开始蔓延到了各个领域。而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最广泛的应用之一，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科技议题。人脸识别是一种计算机视觉技术，主要利用了脸部是一种稳定的生物特征来进行身份验证，并成为了传统身份识别（如密码、证件等）和生物信息识别（如指纹、语音、视网膜等）以外又一可行的生物信息识别技术。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突破的同时，人脸识别的热度稳步上升，应用范围大大拓展，包括档案管理系统、安全验证系统、刑事案件侦破、人机交互、金融行业等。与技术迅猛发展相对应的是其带来的社会隐忧，面部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中生物识别信息的一部分，它是生物识别信息中社会属性最强、最容易收集的个人信息之一，一旦泄露会致使人身和财产不安全，甚至还可能威胁公共安全。面对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的“刷脸”，一部分公民已经表现出抵触情绪。例如 2019 年一位大学教授起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通过收集面部信息侵犯其隐私，这起案件在法律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讨论与反思，被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同样对小区门禁强制使用人脸识别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并呼吁对人脸识别进行更严格的监管。2020 年，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专门出售面部数据和照片激活的在线交易平台存在非法活动，表明滥用人脸识别或者未经许可即被强制收集人脸图像的现象十分普遍，这进一步引起了公众对该技术的隐私担忧。因此，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一种普及性高、争议性强的新兴科技，如何减轻公众对技术的顾虑与抗拒，在技术推广应用与滥用中取得平衡已成为重要且迫切的现实议题。在此背景下，虽然已有研究探讨了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意愿或态度的影响因素，但多从传统的 TPB、TAM、UTAUT 模型出发。它们最初是用来验证工作情境中用户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由于涉及的变量过于宽泛和复杂，其中涉及的某些方面对于人脸识别技术而言显得无关紧要。这类模型还缺乏隐私和伦理方面的考量，也没有聚焦于个体对新技术的了解及认知程度，模型适用性和新颖性在人脸识别技术议题上有所欠缺。因此仍缺乏科学传播的理论视角，以及基于中国样本去探究变量间具体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以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和心理逆反理论为理论基础，聚焦于人脸识别科学知识与人脸识别技术接受意愿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张 淳摘 要 以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和心理逆反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影响中国大学生人脸识别接受意愿的因素。基于 536 份调查问卷样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人脸识别知识显著负向影响接受意愿，风险感知与利益感知在两者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表明，心理逆反调节了“人脸识别知识利益感知接受意愿”的间接效应,即当个体拥有高水平的心理逆反时,利益感知对接受意愿的促进作用减弱。本研究的发现明晰了科学知识与大学生人脸识别技术接受意愿的关系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并指出作为人格特质的心理逆反在其中发挥调节 作用。关键词 人脸识别技术；科学知识；心理逆反理论；调节中介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22-0093-11DOI:10.16607/ki.1674-6708.2023.01.00520231（上）科技传播94技术创新技术科学传播效果的认知和态度层面，分析中国大学生人脸识别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关系路径，探讨并厘清心理逆反、风险感知与利益感知在知识-态度关系中的作用机制。2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2.1 公众的人脸识别技术接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人脸识别”“生物识别”为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文献检索，大部分研究强调人脸识别系统的工作原理、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检索结果中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论文共 25 篇，内容多以介绍人脸识别作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如何运用在新闻业的内容生产中。以“人脸识别”“意愿”和“影响”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教育、金融领域，已有少量实证研究检验了在中国语境下会对人脸识别技术意愿产生影响的变量：张庆杰和龚涵适1对人脸识别支付进行了实证研究，以 TAM 模型为基础，构建出用户使用意愿模型。张犇和吴文涛2选择 500 名高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人脸识别技术课堂应用接受意愿进行调查发现，绩效期望、社会影响、促成条件与接受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感知风险理论中仅有心理风险与接受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国外对于人脸识别技术接受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多，Fletcher 等人3在一项关于生物识别安全技术的调查发现，随着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民众的接受度显著增加了，而性别与年龄对此无显著作用。GeniaKostka 等人4通过在线调查问卷的形式比较中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四国民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接受度，对样本量 6099 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的技术使用经验和民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认知（有用性、可靠性和后果感知）都会影响四国民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接受度。综合上述文献，本研究将性别、受教育程度、学科专业、技术使用经验纳入作为控制变量。2.2 科学知识与接受意愿科学知识是科学传播领域中探究公众态度形成和改变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将有关科学议题的内容呈现给科学界以外的非专业人士，使他们获得知识并形成个体的认知、意见及态度。早在 1983年，Miller 的缺失模型认为人们对新兴科技的态度受到他们自身科学知识水平的影响，更高的知识水平能帮助人们更为理性地认识世界，从而接受科学的指导5。然而，随着学者们将笼统的科学知识进一步类型化区分为事实性知识/客观性知识和感知熟悉/主观性知识后，科学知识与公众态度关系的形式和效应方向变得越来越混乱。Evans6发现，在人类胚胎编辑这类有道德争议的科技议题上，个体科学知识与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呈现负相 关。Siegrist7使用问卷调查法考察瑞士公众对 12种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接受度，发现较高的知识与较低的接受度呈现出相关性。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也发现，科学知识对一般性科技支持度的影响发生了逆转，游淳惠和金兼斌8通过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发现，科学知识的技术发展现况维度会对公众的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大学生的人脸识别知识水平对其接受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H1a：人脸识别知识水平的主观性知识维度对其接受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H1b：人脸识别知识水平的事实性知识维度对其接受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2.3 风险感知、科学知识与接受意愿对于新的科学技术而言，个体对其采取怎样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险决策：社会既需要科学所带来的便利和进步，又惧怕科学本身的副作用。风险感知由此进入科学传播领域，并成为探究影响公众科技态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科学传播中有大量已有研究证明风险感知会决定公众对新兴科技及其产品的态度：Gupta 等人9采用分级聚类分析对 292 篇文献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风险感知是研究中被证实最多的影响因素，共出现了 86 次。任磊等人10对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转基因科技议题模块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受访者的生物技术知识水平越高，赞成这一新兴技术存在不可预知安全风险的比例越高。高芳芳11调查中国公众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感知发现，公众掌握的该技术相关知识能显著影响其风险感知。另一方面，风险感知对个体态度的消极影响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施琮仁12考察台湾地区公众对纳米技术的支持度，发现纳米风险会负向显著影响纳米支持度。即拥有丰富纳米知识的公众认为该技术风险较高，从而不支持其发展。Liu等人13调查刷脸支付在中国的抵制情况，发现风险感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刷脸支付的抵制，即人们感知到的风险愈高，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愈为负面。目前，学界既有探讨科学知识与风险感知的研究，也有探讨风险感知与态度关系的研究，但缺少将风险感知视为中介变量的整合视角。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科学知识、风险感知科技传播95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与接受意愿三者的关联，希望明确风险感知在人脸识别知识与接受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因此提出如下假设：H2：风险感知在人脸识别知识与接受意愿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H2a：大学生的人脸识别知识水平与其风险感知呈现显著正相关。H2b：大学生的风险感知与其接受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2.4 利益感知、科学知识与接受意愿利益感知与风险感知密切相关，都属于个人认知层面的一种主观感受，Kotler14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接受或购买某项技术、商品或服务时所追求的东西，是想要获得价值的体现。虽然国内学者往往将感知风险和收益视为一体两面，但现有研究证明两者在知识-态度之间的关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HoS.S15的研究发现，与科学专家相比，公众认为纳米技术拥有较高的风险和较少的收益，对发展和应用纳米技术的支持程度较低。施琮仁12在调查台湾地区公众纳米技术态度时指出，认为风险与利益存在负相关的处理方式虽然便利、具有信度，但在概念上并不妥当。因此他分别考察了纳米风险和纳米利益对接受度的作用，并发现纳米利益既能直接正向显著影响接受度，也能通过纳米知识提升利益感知来增加接受度的间接路径来发挥作用。Zhang 和 Liu16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 570 名消费者的数据，发现客观性知识虽然不会明显对感知收益产生影响，但个体感知收益与其对转基因的积极态度具有明显的相关 性。王玲宁17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考察自媒体科学传播对大学生科学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转基因的知识与其利益感知显著负相关。Jin 等人18对一个大规模的面向中国科学家的调查样本分析得出，科学家的感知收益与其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均部分中介了知识对态度的影响，且二者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细分组群中呈现出差异化的作用 强度。基于文献梳理，本文试图进一步厘清利益感知在人脸识别知识与接受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设：H3：利益感知在人脸识别知识与接受意愿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H3a：大学生的人脸识别知识水平与其利益感知呈现显著正相关。H3b：大学生的利益感知与其接受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2.5 心理逆反与接受意愿心理逆反是指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拥有一定的行动或选择自由并且重视它，当难以拥有这种自由或需要的自由难以被满足时，个体就会进入到一种致力于恢复自由的厌恶性动机状态。心理逆反理论刚刚提出时被看作一种情境反应式动机状态，学界普遍认可心理逆反只是发挥促使个体去恢复受威胁自由的作用19。随着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临床心理学研究者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觉得心理逆反也是一种人格特质。因为个体在要求自主权和自由支配权的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心理逆反更容易发生在拥有某些特质的群体上。基于此，心理逆反理论被引入并普遍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大致分为广告营销、健康信息的说服与传播、新闻宣传 3个方向20。当个体心理逆反被界定为一种人格特征而非情境性动机状态时，它被认为是预测消费者行为以及受众态度的一个稳定因素20。这一点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Quick&Stephenson21通过一项 2（教条信息和非教条信息）2（详细的和简略的）2（生动的和枯燥的）实验法研究，发现心理逆反和感觉寻求均对公众处理说服性健康信息起到调节作用。Reynolds-Tylus22所做的一项系统性综述指出，在健康传播中，当心理逆反是人格特质时通常充当调节变量。李贞芳等人23通过实验法研究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认知，发现心理逆反能够调节科学共识感知，相比于高心理逆反群体，共识感知的提升对低心理逆反群体的影响更大，表现为转基因食品安全认知提升得更显著。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当心理逆反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时，往往充当调节变量而影响态度。鲜有研究注意到的是，在国内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中，强制使用的情况随处可见，中国用户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刷脸而没有主动拒绝的意识，这一社会现实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