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新格局下中国价值链的升级脱困路径_李勃昕.pdf

开放新格局下中国价值链的升级脱困路径李勃昕1，王瑞1，高晓瞳2(1 西安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061;2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西安 710061)收稿日期:2022 08 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GL061);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920LZ06);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D019)作者简介:李勃昕，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创新发展研究。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因之一是为了摆脱中国企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供给的低端地位。新时代开放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价值链升级面临内外双重压力。通过阐释西方价值链理论演化脉络，刻画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对比发现，西方价值链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当前经济环境大相径庭，且中国价值链升级与西方本位主义存在短期利益冲突，导致西方价值链理论对于解释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现实情境存在逻辑偏差。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瓶颈在于，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贸体系约束，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竞争遏制，以及内部基础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创新驱动不足。由此，中国价值链升级不应遵循西方理论，而要通过自主创新跨越价值链更替的惯性陷阱，争夺价值链的终端主导控制权，打破价值链权益分配的隐性极差规律，以内外双循环驱动价值链竞争迭代，从而推动形成多边共赢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关键词:开放新格局;价值链升级;价值链理论;技术创新;开放经济中图分类号:F113 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2 081 12二战后 70 多年来，科技革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与合作并行的开放经济格局逐渐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将价值链中低端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虹吸低成本红利，而发展中国家依靠外商投资和产业链植入实现经济增长，衍生出多元互补的价值链结构和多边共赢的经贸体系。1 中国改革开放被视为依靠这一路径实现快速增长的典范，即中国借助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加速国内产业培育，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中国 GDP 规模由 1978 年的 3，679 亿元，激增至 2021 年的 1，143，670 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进出口贸易和外资驱动功不可没。从理论方面考察，西方价值链理论一直广受学界推崇，被认为是激励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剂良方。根据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承接价值链中低端板块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2 然而，新时代、新格局的中国经济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大不相同。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升，人口红利加速褪去，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价值链传统中低端板块原有的利润空间逐渐消失，国内低端加工制造业正在逐步向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地区迁出，形成价值链二次中低端板块的转移。同时，中国外部环境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高压竞争策略，禁止战略性新兴技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市场禁售高科技产品，甚至出台“芯片法案”来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其目的是维护它们自身的竞争优势，18并同时抑制中国经济发展。可见，内部价值链低端空间被不断挤压，外部价值链高端导入受限，3 是中国价值链升级所面临的双向困境。但如何打破桎梏，推动价值链升级脱困，西方价值链理论并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西方价值链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顺势逻辑，但当前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恶化，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导致逆全球化之风盛行，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共赢机制和拓扑网络，可见，依赖于外部导入的升级路径并不可行;另一方面，西方价值链理论关注的是价值链结构以及价值链地位，西方跨国企业通过技术竞争和产业升级挤入价值链高端，4 以极差效应吸收价值链中低端收益，扩大整体价值链收益，这种升级模式破坏了价值链的分享机制，并不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下而上的价值链升级和竞争挤入显然不符合西方利益。开放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价值生产从过去依赖价值链中低端，开始逐步挤入价值链高端，5 外延式扩张与内生性增长出现迭代转化，以资源消耗和成本红利为驱动的发展模式逐渐被技术创新和内生增长所替代。那么，需要反思和探讨的问题是:如果西方价值链理论不能作为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指导，那么如何打破局限，摆脱由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价值链约束，以内外双循环构建自主创新驱动模式，推动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升级?为了揭示上述问题，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梳理西方价值链理论的提出背景与演化脉络，对比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轨迹，进而揭示西方价值链理论对于指导中国价值链升级所存在的逻辑偏差;其次，通过分析内外环境变化，从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贸体系制约以及内部基础研究薄弱和创新驱动不足等几个方面阐释中国价值链升级所面临的现实瓶颈;最后，打破西方价值链理论的解释局限，以中国的现实发展诉求为目标，设计符合中国现实情境的价值链升级脱困路径，为新时代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启示。一、西方价值链理论的提出与演化脉络西方价值链理论形成于20 世纪80 年代，由于科技革命和产业扩张，企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全球一体化趋势愈趋明显，经济活动出现了分层分段结构。波特(Potter)将不同企业所承担的不同生产环节所集成的生产全流程称之为价值链(Value Chain)，并以某个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影响地位来评价其市场竞争力。6 随着商品结构日趋复杂，单一工业产品市场价值不仅包括生产环节的投入产出关系，同时还包含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等隐性要素，因此考古特(Kogut)认为，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增值部分作为评价依据更为合理，这是测度企业价值链地位的量化基础。7 克鲁格曼(Krugman)进一步将价值链引入产业结构，通过上下游价值切割来评价企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影响地位，从产业角度来测定企业的价值链水平。8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化配置，格里芬(Gereffi)将价值链理论扩展至国际视野，并基于生产活动的国际化分工，提出“全球商品生产链”这一概念，9 这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雏形。在全球经济繁荣过程中，由于市场扩张和要素流动，越来越多的工业品由不同国家承制，形成了国际化分工和价值链分解，10 11 汽车、飞机等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工业产品开始由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合作生产完成，由此衍生出了全球价值链的融合扩张。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经济出现多元化趋势，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价值链出现极差效应，12 即不同国家所生产的价值，分布于整体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参差不齐，一部分国家处于价值链高端，占据主导地位，收益水平偏高，而另一部分国家处于附属的价值链低端，处于从属地位，收益水平偏低，因而各国的价值链水平表现各不相同。13“国家价值链”(NationalValue Chain)概念的出现，为评价某个国家价值链水平、产业结构层次提供了量化依据。14 早期测算方法282023 年第 2 期以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关系为基础，15 运用列昂惕夫逆矩阵测算终端出口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占比大小，来测定国家进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竞争地位。后来，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认为，出口产品规模并不足以反映出口价值链的竞争力，由此改进为以出口贸易结构复杂程度作为代理指标来测算国家价值链水平，以此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综合影响力。16 关于价值链理论，胡梅尔斯等(Hummels et al)进一步提出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fication)概念和建立其上的价值链评价方法，即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生产加工环节在整体价值链中的垂直分布位置，来评判其价值链水平，并由此拓展出向前垂直化和向后垂直化分析的两个维度。17 此后研究进一步将服务业纳入到进出口贸易结构，扩展出了价值链的横向空间概念。18 自此，价值链被广泛用于评估国家产业结构水平和贸易竞争力。当然，西方学者基于本位主义，关注更多的是本国产业结构水平以及整体价值链的竞争优势。19 后继学者不断完善价值链测算方法，多丹等(Daudin et al)以进出口结构测算国家价值链水平时，将中间品的逆向回流部分予以剔除，以获得更为精确的净价值;20 约翰逊和诺圭拉(Johnson Noguera)从外部视角补充测算出口贸易品在消费国产生的价值链增加值，以此评估相对价值的溢出部分;21 斯特尔(Stehrer)又将增补部分差额扩展至出口和进口两个维度，在双向维度追求更为全面的评价依据。22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库普曼等(Koopman et al)提出了总出口分解模型，将总出口产品分解为下游吸收国的增加值、逆向回流本国的增加值、流出外国的增加值，以及纯重复计算的中间贸易品价值四大类，23 这一模型被用于测算一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指数，形成了系统性测算方法。此外，迪岑巴赫等(Dietzenbacher et al)从整体价值链角度出发，认为生产链长度(Production Length)是衡量价值链权益的基础，24 可以各个生产环节的传导步长和前后关联程度来反映不同国家的价值链地位。25 法利(Fally)的研究更进一步测定了价值链中生产环节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加权平均距离，并用此来反映上游环节在整体价值链的内置区位以及中下游板块的中间影响力。26 图 1价值链理论的演化脉络综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西方价值链理论所衍生出的一套较为丰富的评价方法，为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刻画和经济活动的价值分解，以及国家产业结构水平和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提供了系统依据。可惜的是，西方鲜有研究关注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价值链竞争差异。中国在植入价值链中低端过程中，为发达国家贡献了大量廉价产品，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陷于价值链中低端，必然向价值链高端进阶。西方价值链理论虽然给出了一些量化评价依据和系统性解释，然而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升级指南。中国的价值链升级脱困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上，以西方理论作为指导显然不合时宜。38开放新格局下中国价值链的升级脱困路径二、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轨迹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价值链理论在国内广为传播，国内学界开始热衷以西方价值链理论为依据，来量化评估中国的价值链水平以及全球影响力，27 一些研究基于开放经济体系探索价值链水平的不同测算方法，以评估中国与其它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互动关系。28 整体来看，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价值链水平不断提升，逐步挤入中高端板块。29 但必须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特殊性，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内外动机有所差异。1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前夕，全球经济高速发展，而国内经济水平相对滞后，难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消费需求。为了解放生产力，1978 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1982 年推动市场经济转型，鼓励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开放外资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系列举措撬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外驱动力。30 从自身发展诉求来看，通过对外开放嵌入全球价值链，导入经济势能，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提振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但是，如果仅从本位视角去解释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导入效应显然有失偏颇。融入全球经济并非一厢情愿所能实现，逆向剖析外部动机与他国诉求，有助于从不同维度解释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外部环境。战后初期，美苏争霸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而中苏关系恶化在一定程度造成了中国孤立的外部环境，31 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借机与中国建立经贸关系，以此削弱苏联的全球影响力。可见，改革开放前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冷战格局演变为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特殊的历史契机，也是西方国家欣然接受中国改革开放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根本原因。2 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低端价值供给1991 年苏联解体，结束了长达 40 余年的美苏冷战格局，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