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与环境人类学之可能_司开玲.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 月 拉图尔与环境人类学之可能司开玲，李德营 摘要面对当今世界的环境危机，环境人类学的介入成为必要。在继承人类学强调整体性、文化多样性和田野工作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环境人类学可能需要在三个层面作出突破：研究对象上，环境人类学需要加入返乡人类学之列，面向主流社会、人与非人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上，环境人类学需要接纳“自我放逐”的田野观念，拓展对关联性的追踪，同时也需要深化跨学科知识的借用与合作；价值选择上，环境人类学需要介入并激活多样性的生存性智慧。对此，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的杂合体、相互关联性等概念，以及对政治生态学的反思和重构，可以提供启发。关键词环境人类学；行动者网络理论；杂糅；人与非人；政治生态学 作者简介司开玲，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徐州，邮编：。李德营，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泰安，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引言：改变的愿望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当今世界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科学研究领域，世纪 年代蕾切尔卡逊（）通过 寂静的春天揭示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的影响，世纪 年代罗马俱乐部通过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提出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随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线，环境危机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议题。在日常生活中，“污染”已经是随处可见、妇孺皆知的事实：天空灰蒙蒙的，太阳的光辉和夜晚的星辰成为稀罕物；家乡的河流黑臭难忍，再也不是淘米洗菜、游泳嬉戏、捉鱼捉虾的所在；有关化学肥料和农药培养出来的食物带来健康损害的言说成为心理负担。面对此景，嫌恶之余，人们也充满忧思和抗拒。远在“田野”的老农试图用“田是镣、房是牢”来挣脱束缚、抵抗污染。研究者则试图从人口、技术、生产方式、权力、制度、文化等各个角度分别切入讨论。奈何环境危机的整体恶化趋势难以遏止。在此情况下，环境人类学何为？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根据拉图尔所带来的启发，围绕环境人类的学科发展脉络，思考环境人类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思考将主要涉及对既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价值选择的重新理解。二、我们置身于什么样的社会改变的前提，在于客观地认识。通过回顾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历程，我们知道该研究领域在 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做出过卓越贡献，它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发。随着环境危机的持续，环境人类学也在积极寻求改变，将研究视角从地方性的区域社会转向开放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讨论。可以说，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它提醒研究者用更为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环境危机所置于其中的现代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对于这个问题，布鲁诺 拉图尔（）认为需要改变既有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和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典型农业区的代谢断裂、面源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年。这句话来自田野中调查访问的一位老农，他是反抗当地化工厂污染的代表，他用这句话来说明人类追逐财富的过程也是自我束缚的过程，以此表明自己挣脱物质财富束缚的态度，以及在反抗污染上的决心。方法论。对他来说，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在于“杂糅”（），即一方面是秩序化的尝试，另一方面是一如既往的混沌。比如，在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文集一书中，他描述了法国肌肉萎缩治疗协会在建筑物布局上多元素的交错陈列：第一层是轮椅中的病人，第二层是实验室，第三层是管理部门，然后到处都是下一期募捐节目的海报和来访的捐赠人。通过这样的布局可以看出，尽管人们试图将病人、科学、管理等分门别类，划出明确边界，但是这些要素却彼此嵌入，难解难分。因此，在拉图尔的笔下，像历史中的人类社会一样，现代世界仍旧是一个多元的“杂合体”（），而且是在科学干预下不断增殖的杂合体。与科学所设想的条理清晰不同，在现实世界的杂合体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彼此交织，相互依存，构成一个不断移动的网络。这是一种“关系”取向的研究思路，打破了既有的对于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人与非人的二分。作为替代选择，在研究对象上，拉图尔区分了“社会”（）和“社会的”（）两个概念，前者代表人群聚集的一种状态，指代一种实体；后者代表不同行动者相互联合的一系列过程，更多指向某种属性。在这样的联合中，“行动者”（）既可以为人，也可以为非人（），他们通过生产生活或科学研究活动交织互动，形成互联性（）。因此，“社会的”不再是一个既定事实，而是需要被解释的事项，他以“胶水”为喻，说明社会不是一种用来黏合其他要素的胶水，而是一种被黏合在一起的那种东西。这是一种关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它带给我们对“社会的”重新思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静态的“社会”或者各种社会联合体，而是动态的“社会的”的建构过程。虽为“建构”，它却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要素因为流动和彼此关联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现实世界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醒研究者打破既有的思维习惯，紧盯着世界的变化，并随时准备迎接挑战；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更新时间观念，观察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并作出预判，它意味着在面对现代复杂社会时，人类学除了有对传统的历史思维和当下的现实关注之外，还需要有面向未来的思考。正如贝克（）在 风险社会中所言，“我们必须在风险已经造成的破坏后果和它的潜在可能性之间作出区分。在后一种意义上，风险主要是关乎未来的要素因此，风险本质上同预测有关，同虽未发生但已发出威胁的破坏有关。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在今天又已经是真实的”。拉图尔对于现代世界“杂糅”状态的分析，以及研究对象的重新设定，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议题既是研究问题，也是公共话题，无论在结果上持悲观还是持乐观的态度，研究者会自觉产生一些疑问：尽管“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自觉意识，为何环境危机仍旧无法摆脱？如何才能让环境得到改善？如何才能在这个栖居之所中获得自主和自在？对此，人类学家如果能像全京秀那样设计亲环保公寓以及改造济州岛松堂里沼气设施装备，通过聚焦区域社会，参与环保行动，给予政策上的建议，或许确实会作出成功的干预，这一点令人鼓舞。然而，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挽救整体的失败，当研究者回到主流社会，面对环境危机的无力感可能会立刻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遥远的他者”不再是避风港，环境人类学需要作返乡人类学之思。在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中，“文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工具，生态人类学研究一直未脱离该传统。无论是从环境角度考察文化的起源和变迁，还是从环境角度考察文化的功能，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始终关注文化人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通过特定地域来认识它们，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当面对整体性的环境危机时，我们可能需要转变提问的方式：与人类学传统语境中的生计、生境相比较，“环境”或者“自然”对现代社会中的人意味着什司开玲，李德营拉图尔与环境人类学之可能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文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 页。韩全京秀：环境人类学，崔海洋、杨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么？如何理解现代人在环境实践中的那些“文化”？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或许才能对环境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另外，人类学的传统议题是地方文化如何适应特殊地域环境，甚至促成了环境保护，未来的议题可能是文化如何改变环境，哪些文化导致了环境破坏，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推动了环境危机？面对上述疑问，环境人类学尚缺详实的答案。在研究对象上，中国的环境人类学更多聚焦于民族生态。尹绍亭在对 年至 年民族生态研究的回顾中指出，大陆人类学者在生态环境的研究中，研究对象集中于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对大型、开放社会的研究极少。另外，研究题材大多沿袭传统，对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短缺、人类健康和食品安全危机等问题关注较少。这正是中国环境人类学的局限性所在。悖论之处在于，作为栖居之所，环境问题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我们关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却所知甚少。在这样的背景下，环 境 人 类 学 需 要 成 为“迈 向 人 民 的 人 类学”，不仅在研究目标上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要走进人民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的文化和所思所想，以及这些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使他们对自己和社会具有更加充分的知识，并恰当地安排生活，从而实现人和生态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人类学来说，拉图尔的贡献在于他提醒我们正视环境问题的整体性 它与工业化、城市化、消费文化、权力集聚等问题杂糅，换句话说，它与每一个人相关。从“杂合体”的角度来看，能够把 这 些 要 素 黏 合 在 一 起 的，也 许 就 是“文化”人们对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所思所想与所为。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也许就是对“文明”的理解。对此，全京秀认为文明过程不断地表现为制造和破坏的交替过程，它源于贪图便利的人类意志，“只有澄清文明论矛盾结构的实质，揭露人类意志在文明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我们才能判断这个时代的危机，并进行展望未来的讨论”。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却将这种文化看作是“逃避主义”：人类从受威胁的原始自然环境逃到优雅的文化之中，“这的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化的优雅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泡沫，这层泡沫掩盖了严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而正是严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支撑着这层泡沫，并使得这层泡沫有可能在人类生活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掩盖、远离或逃避，使得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忘记了人类绝大部分的创造性活动在前期所具有的巨大的破坏性”。因此，面对环境危机，人类需要对什么是“好的”进行反思；作为环境人类学的研究者，则需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人们所理解的“好的”。在对环境危机进行追根溯源时，人们往往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 或者准确地说，它是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代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不断地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工业和城市扩张）呢？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们尝试从文化的角度给出回答。费孝通和李亦园在对谈中，曾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归结为“光宗耀祖”。虽然“宗”“祖”对中国人来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能否成为中国人参与经济生活的现实动力，仍旧值得商榷。现实的悖论在于，无论是“光宗耀祖”，还是“泽被后世”，当这些文化上的美好愿景与工业化大生产的手段相结合时，便增殖出侵扰祖宗安宁的喧嚣和威胁子孙生存的过度开发。因此，环境人类学需要重新审视“文化”，尤其是环境危机与文化动力之间的关系，这将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工作。三、如何理解人与非人的关系人类学对于“物”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在“礼物的流动”中还是在“库拉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总离不开物，以物为媒。在对蔗糖的研究中，西敏司（）提出在理解人与物的关系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重新发掘自身的历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尹绍亭：中国大陆的民族生态研究（年），思想战线，年第期。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载于费孝通：费孝通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段义孚：逃避主义：从恐惧到创造（二版），周尚意、张春梅译，新北：立绪文化，年，第 页。范可：改革开放的文化动力，人民论坛，年第 期。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只是，在这些研究中，“物”并非一种生命形式。因为受生态学的影响 生态学将“生态”理解为在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开始关注人 类 和 其 他 生 物 之 间 的 关 联。比 如，哈 里 斯（）对印度文化与牛的关系研究，拉帕波特（）对僧巴珈人与猪的关系的研究。然而，无论是否是一种生命形式，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物”并没有被视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