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精神传承与乡村文化资源再造——以《云南三村》为例_陶自祥.pdf

年 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第 期 总第 期 魁阁精神传承与乡村文化资源再造 以云南三村为例陶自祥（云南民族大学 社会学院，昆明）摘 要费孝通等学者所著的云南三村是社会学中国化在云南实践的首创成果，也是其“志在富民”学术实践的体现。弘扬云南三村学术精神，使之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内核资源，是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时代课题。继承与发扬云南三村学术精神，不仅能够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更能够培养出一批知方法、重实践、为人民的学者干部，真正实现“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的学科目标及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夙愿。关键词文化塑魂；乡村振兴；云南三村；学术精神；魁阁精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学作为舶来学科，主要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己任。社会学实践在不同时代都彰显其时代性价值，八十多年前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家就开始思考社会学如何中国化以服务于我国社会发展。新时代创新理论与实践，社会学要不断继承和弘扬前辈的学术精神，使之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农村发展，从而在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一）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其中国化之路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彰显时代价值。自严复、章太炎将“社会学”一词正式引进中国以来，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至今已走过百年时光。回顾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社会学学科一直以来都以其独特的研究视野、广泛的研究对象、专业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社会发展、农村社会研究等不同领域彰显着其独特的时代价值。自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学科“使命”后，社会学一直进行着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探讨与研究，并产出了诸多成果，典型如瞿秋白、李达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 世纪中期费孝通等学者所著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云南三村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专著。随后亦涌现出大批如郑杭生、李强、徐勇、周大鸣、贺雪峰等以中国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一代学者，极大扩宽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道路。“社会学中国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基于中国实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年云南省首届“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作者简介陶自祥（），男，社会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兼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振兴。际开展社会学调查，解决中国时代问题，把“论文书写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理论务农的学术价值目标。坚持走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道路，意味着要着力培养具有中国学术情怀、扎根于中国大地、发展本土化理论的学者，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者把握时代脉搏，关注时代议题。只有如此，社会学才能葆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背景下，各学科纷纷探索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学也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学科使命，着力发挥学科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作用。社会学学科较早关注农村发展与变革。从社会学学科的研究领域来看，社会学是较早关注农村发展与变革的学科之一。世纪初期便有大批社会学者、专家意识到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乡村在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乡村是国家的重要基石。基于这样的学科价值判断，社会学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社会改革以及社会建设等探索活动，旨在摸清我国乡村的实际情况，推动乡村发展从而达到救国图存这一带有国家性和民族性双重特征的目的。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可以说，无论何时，中国的整体命运都与乡村紧密相连，乡村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重要实践场域。（二）社会学的学术精神价值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有时代担当，要承担起新时代学术精神的传承重任。云南三村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在 世纪 年代对中国边陲地区社会进行考察后形成的以学术为志业、彰显人民性的学术产物，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云南实践的重要成果，也是“魁阁时代”旧时期乡村研究的学术典范。作为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将全部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扎根田野做学术，以农村为研究起点，以问题为导向，把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基于深度调查，他探讨真问题，进行大表述，以农村为经验研究对象，旨在了解中国社会，回应时代命题，以期实现“志在富民”的终极学术价值追求。正如费孝通所说，当时调研禄村、易村、玉村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当时受现代工商业城市经济影响较小的内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进而研究怎样提高内地农民的生活。云南三村不仅打造了三个学术名村，更是乡村类型研究和城乡关系研究的典范，对构建中国农村社会重点理论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魁阁精神”中脚踏实地、志在富民的重要体现。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如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魁阁学者劳工社会学研究等研究，鲜有涉及如何把“魁阁时代”的云南三村学术遗产转化为助力当时所调研的三个村的发展。基于此，云南三村可视为“魁阁精神”多重象征和多重价值的体现，不仅是费孝通的学术遗产，还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云南实践，更是云南社会学历史的开端。因此，云南学者应该对云南三村研究给予更多的关切和担当。笔者拟以费孝通所著云南三村为例，对其学术专著及其学术志向进行分析，发掘以其为代表的学者的学术成果对“云南三村”发展的现实意义，深入探讨魁阁精神遗产的内涵及时代价值，以期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人文社科学者从事农村研究以及干部开展农村工作有所裨益。二、云南三村学术精神的时代性价值 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初，费孝通等学者于云南禄村、易村、玉村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调研，并据此写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编出版后统称为云南三村。云南三村一书作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云南实践的重要成果，是一部彰显实践性、人民性、本土性的学术产物，也是“魁阁时代”“魁阁精神”乡村研究的学术典范。云南三村一书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和见解：对学界而言，它丰富和提升了学界对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认识，使更多的学者意识到数量庞大的农村对于我国的重要作用；对费孝通而言，他写作该书时的实地调研经验有力地支持了其关于中国乡村和中国问魁阁精神传承与乡村文化资源再造题整体性认识的论述。云南三村学术精神大致可归纳为“学术担当，科学方法，问道于民，薪火相传”，至今对我国学者、干部仍有教育价值和学习价值。（一）以科学方法读懂中国社会费孝通读懂中国社会的路径是从个案研究，到类型，到比较，到区域，到整体，即逐渐从点到面再到整体来认识中国社会，而以类型比较为研究方法的云南三村是其社会学调查方法论的“第二次”创新或者飞跃。从方法论来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运用功能主义对开弦弓村开展个案研究的“深描”，勾勒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配合的整体，即以个案村落开展的社区研究。云南三村则是费孝通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分水岭，即江村经济是描述性研究，属于社会调查研究；云南三村是解释性研究，属于社会学调查，尤其是开创了类型比较研究的先河。云南三村超越个案研究，运用“社区研究类型比较法”对当时云南不同类型农村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进行深度分析。以生计方式作为分类原则，按照类别选择做不同类型的典型研究，这是费孝通类型研究的首次实践。类型比较研究思想对人们认识中国农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费孝通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不能用一种模式概括中国的全部农村，不同的农村发展模式对应的是不同的发展要素。云南三村调查的结果从地理空间上来说，仅仅是云南的“三个村”；从方法论上来说，它已经远远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认识中国的一条有效途径。这种类型比较思想对当下实施乡村振兴依然发挥着时代价值。目前，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发展仍不充分不平衡。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振兴处于不同的梯度发展阶段。在东部沿海地区乡村振兴业已朝着“更强”“更富”“更美”的层次发展时，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强基础、培育产业的初级阶段，其主要发展目标在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夯实基础组织、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因此，在乡村振兴探索实践过程中，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开展工作。无论从政策制定还是现实实践看，云南三村所体现的分类思想或差异化思想都对指导当下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二）社会调查体现群众工作路线从云南三村学术精神上来看，费孝通的学术生涯能够高度概括为“行、访、实、知、觉”五个字，其核心是实地、实践、自觉三个概念。实地指研究者要敢于走出象牙塔，走进田野，走进现实，通过与访谈对象进行实质性的互动交流正确认识现状；实践指学术目标应面向现实问题，寻找真问题，澄清问题所在，追求解决问题的实践功能；自觉则指研究者需要具有抽象、概括及反思能力，通过自觉创造出对国家乃至全人类有益的知识。费孝通认为，认识与治理中国的根本方法是社会调查。只有通过社会调查活动，才能够切实了解、认识中国，继而才能发掘、解决中国问题。基于这一理念，费孝通常年扎根田野做学术，以中国农村为研究起点，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是当下“将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学术要求的早期践行者之一。费孝通具有极高的家国情怀，在学术研究中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农村为经验研究对象，旨在了解中国社会，回应时代命题，以期实现“志在富民”的终极学术价值追求。在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过程中，某些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因未深入农村调研，对农村现状认识不清，导致出台的一些政策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与农民的价值诉求，使政府政策与农民需求发生错位，甚至出现盲目追求表面工作、“一刀切”等情况，政府“好心”却办成了“坏事”，得不到农民认可。费孝通扎根于中国大地做学问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性为原则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农村的方式，即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要虚心向村民学习，做农民的学生，和农民交朋友，赢得农民朋友们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周大鸣：认识中国：从费孝通的社会调查经历谈起，求索 年第 期。周大鸣：社会调查是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路径，群言 年第 期。赵旭东：费孝通思想的关键词，读书 年第 期。的信任，社会调查才能顺利开展。中国的乡村振兴，不可套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是要做好“转化”“结合”的文章。着重挖掘本土经验，运用本土理论进行分析，不断探索能够彰显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生态性等多重价值的发展道路。这种通过深度调研摸清农村问题的实干精神以及探索中国农村本土化理论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弘扬和继承。（三）“志在富民”的学术情怀百学须先立志。在回顾自己人生道路时，费孝通特别强调“志在富民”是自己的毕生目标与志向，“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这一目标贯穿了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始终。年开始写作江村经济时，费孝通便明确了自身“志在富民”的学术价值定位，思考“中国在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成怎样的一个国家”的问题。在随后的学术著作中，费孝通从不同方面分别对“志在富民”的学术目标进行了探讨。如在云南三村中，其研究目的便是想了解当时受现代工商业城市经济影响较小的内地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而探讨应怎样提高内地农民的生活；在进一步的禄村调研中，费孝通则对农村产业作出了精辟的概述，“单靠农业禄村（农村）是富不起来的。”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想，预言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环境下，农民为了应对生活压力所形成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通过灵活分配家中劳动力兼顾工业与农业，农民家庭充分利用城乡两个市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行业，实现了创造财富最大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脱离土地束缚后逐渐富裕起来的逻辑。费孝通在云南三村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地关系，在人地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村发展起来。当下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地矛盾的延伸，即农村如何通过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费孝通关注农村核心问题，其本质是通过科学可行的方法、脚踏实地的调研、坚定而远大的志向开展学术研究，实现“志在富民”。这样的学术精神，不仅具有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