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界下洛特曼文本诗学研究_赵世锋.pdf

文学西方文论专题跨文化视界下洛特曼文本诗学研究赵世锋焦丽梅（复旦大学俄文系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跨文化交际理论是洛特曼重要的学术思想之一，洛特曼文本诗学就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但就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尚未把洛特曼文本诗学放置于世纪整体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考察，这样很难认清洛特曼文本诗学的真正价值。因此，本论文试图以文本作为切入点，力求在比较视野中探究洛特曼文本诗学与西方主要文论流派及文本理论家之间的思想渊源及异同，这样既能发现一些未经研究的盲点，也为客观地认识与评价洛特曼的学术地位提供更好的参照。：关键词：洛特曼；文本诗学；跨文化；解构主义：；-；一、引言尤里洛特曼（M oTMa，）是苏联最具影响力的文艺学家、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重要奠基者和领袖人物。从世纪年代开始，洛特曼的文本诗学理论一经产生就迅速风靡整个西方世界，成为苏联最早产生广泛国际影响的重要文学理论。洛特曼文本诗学博大精深，具有内在的思想体系及逻辑演变过程，在他早期学术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文学文本，洛特曼借鉴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从信息和功能角度，对艺术语言的信息熵量及艺术文本信息交际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苏联及当代文艺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期，他的研究方法由结构语言学拓展为更为广阔的文化符号学，其研究视阈由文学文本扩展为文化文本，体现出洛特曼深厚的学识造诣及创造性的思考。研读洛特曼及其学派的理论著作能够发现，洛特曼文本诗学思想对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流派文本观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因此，探究洛特曼与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流派文本思想的异同可以揭示洛特曼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上的创新，充分认识洛特曼文本诗学所具有的方法论启示价值与意义。二、洛特曼文本诗学与解构主义文本观年，法国激进的学生运动 “五月风暴”导致法国文论界对结构主义的普遍不信任，解构主义应运而生。德里达（）、巴特（）等人从读者接受角度，宣布作者死亡，否定文本具有“神学意义”。一些解构主义学者认为，作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赫拉普钦科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研究”（项目编号）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者不是文本的主宰者，文本一旦完成，就与作者完全脱离，文本意义主要产生于读者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洛特曼与解构主义一样，否定文本意义的单一性与确定性，他把文本看作复杂的多层次结构系统，主张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意义解读，但是他与解构主义文本观有所不同，他反对过分夸大读者的权力意志，强调读者、文本与作者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避免文本意义走向虚无。文本意义的多元建构解构主义是以阐释学作为哲学基础的全开放式批判理论。解构主义学者对文本结构、形态及地位具有全新的认识，他们注重发掘瓦解文本单一意义的因素，试图对文本内涵进行多元解读。作为解构主义思想较早的倡导者，巴特把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提高到首要地位，从根本上否定了作品终极意义的存在，他把文本看作是没有中心的能指场，是一个包含多层意义的结构系统，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就是逐层解开这些意义系统的有趣过程。年，巴特在 文体及其意象中指出：“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文本看作是一个带有果核的水果（比如杏子）；文本的内容是果核，文本的形式是果肉，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文本看作是一颗洋葱，它含有多层洋葱皮（也可以说，由很多层次或系统构成）。洋葱本身并没有核心、秘密、不可削减的原则，除了包裹着它的各层洋葱皮，便不再有别的东西。洋葱皮所包裹住的正是洋葱头自身表层的统一性。”巴特运用洋葱这个意象形象地阐述了解构主义文本的基本理念：文本不具有单一、终极意义，但是具有分散、片段的意义，在一个多层次的文本书写中，每一层次都有其单独涵义。文本的写作和阅读就如同剥洋葱皮，是一种过程性的行为。巴特的这种文本理念为读者解读文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强调读者阅读能够使文本意义得到凸现，他把读者阅读看作是语言能指游戏过程，其目的就是发现意义，获得愉悦。为此，他鼓励读者进行“写作性”阅读，由于读者阅读经验具有不可逆性，因此每次阅读都会产生不可重复的独特体验。所以他提倡“重复阅读”，但不是为了获取终极意义所指，而是为了能指的不断增殖与繁衍。他强调只有读者才是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因为文本永远是复数的，重复阅读能够促使文本出现相互交织的联想，从而演绎文本多元意义的生成。巴特在否定传统文论中作者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宣告“作者已死”。为此，巴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定义：“话语游戏永远驻足于自我规则之内，而不需要任何被认为是他所进行的写作游戏的动力的作者和读者。”与巴特不同，洛特曼没有完全抹杀作者价值，而是以文本为基点，引入读者维度，主张通过读者的阅读使文本意义多元化、具体化。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意识地强调读者的作用，认为文本意义在读者参与下始终处于当下时态，但是二者在具体实践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巴特通过解除作者与文本的父子关系，赋予读者以主体性地位，运用语言能指功能有效拓展文本意义系统；洛特曼通过文本信息交际模式的创立，努力探究文本生成信息、传递信息、记忆信息的功能与机制，把视线集中在读者与作者的信息交叉地带，认为读者解码过程极其复杂，由于文本可以在同一层面或不同层面进行一次或多次的交流与对话，因而文本意义就失去了一次性和终结性，通过读者解码，新的文本意义不断获得增殖。反对意义虚无为了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观念、反对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解构主义学者们大力宣扬能指自由，消解主体、意义延异等思想观点，主张打破原文的权威性、强调语言和文本的自由嬉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延异、播散、踪迹及替补等概念。“延异”是解构主义的核心关键词，它无处不在，能够解构一切；它没有本质，只是对事物某个过程的参与，因此是一种纯粹的游戏。德里达把文本意义的阐释比作播种人播撒种子，每一次文本阅读都是对种子播撒后“踪迹”的追寻，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延异”和“踪迹”无法分离，无论是文本诸要素还是系统本身，都需联系同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踪迹才能起到符号的功能，根本不存在单纯的在场和不在场，“一切都是差异，都是踪迹的踪迹”。德里达倡导以“误读”方式来消解文本中心，反对对文本进行权威解读；主张到文本之外去探族裔文学专题“”，:s：，：，“”（），s ，：ss，s，：求意义，这样一来，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就成为一个不断推移、延迟和“替补”的语言符号游戏过程。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意味中德里达写道：“文本不存在确定性，哪怕过去存在的文本也不具有确定性。所有文本都是一种再生产，事实上，文本潜藏着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所指意义的确定总是被延搁，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由此，传统文本意义单一确定的概念被彻底瓦解，而读者阐释不可能完全复制原文含义，因为原文本身不存在确定不变的中心意义，对文本的任何一次解读都意味着是对原文意义的重构。德里达对文本终极意义的解构及对文本多元意义的探索导致了文本意义的阐释最终走向虚无。与德里达否定文本的本原性和权威性不同，洛特曼极其尊重原文本的存在，反对读者进行随心所欲的重新书写和替换。与德里达提倡“误读”方式有所不同，洛特曼重视文本自身结构增殖信息功能的研究，为此，他提出“对立美学”原则。洛特曼指出，在艺术文本这个等级结构系统中始终存在着复杂的对比对立关系。例如，小说文本中存在着时空对比、人物对比及文本视角的对比；诗歌文本中存在着音位对比、词汇对比、语法对比等。通过对比寻求差异，使事物变得新颖，延长读者审美感受时间，增强作品艺术表现力，从而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增殖。在批判结构主义文本结构的封闭性及文本意义单一性方面，德里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勇于冲破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消解一切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成为解构主义的先驱者，但是德里达在反对、否定形而上哲学体系的同时，为了传达思想的需要又必须努力建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样就使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陷入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与之相比，洛特曼的文本诗学体现出许多解构主义特征，但是与德里达解构主义文本观具有根本性区别：德里达在批判结构主义的封闭性及普遍性的同时，丧失了文本意义得以产生的基本立足点，但是，洛特曼在反对单一文本意义的同时，努力构建文本意义不断增殖与创新的文化机制。后期，他提出文化文本的概念：“文本”不仅包括自然语言符号写成的作品，任何一个被赋予完整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文本，例如一幅绘画、一部戏剧、一种仪式，甚至一个口头传达都可以称为文本，文化本身也是一个文本，或者说，整个世界也可以看成一个大的文本，从文学文本拓展到文化文本，洛特曼的文本诗学具有更宽泛的文化内涵，即一种与人类普遍、基本的需求密切相关的文化价值。因此，洛特曼不可能像德里达那样使文本意义阐释走向玄而又玄的虚无主义。反对读者权力至上解构主义者全然摒弃作者意图，无视文本固定意义，强调读者权力意志，甚至把读者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最终，使文本解读变成语言符号游戏，陷入意义无限产生的深渊。与之相比，洛特曼没有过分夸大读者的地位与作用，而是强调读者、文本及作者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他认为，文本具有相对独立的内部结构，但是包含大量的空白点，需要读者去阅读、填充；文本意义蕴含在内文本与外文本有机统一的整体结构中。洛特曼没有完全割裂作者与文本之间的联系，他强调读者在具体阅读过程中始终坚持从文本自身出发，不要过多关注作者评论及文本注释，同时充分发挥读者的再创造作用。由此可见，洛特曼文本诗学不同于解构主义读者至上的观点，它既重视文本客观因素的解析，也强调其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文本融合成与作者、读者有机统一的整体。虽然解构主义始终把文学文本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他们眼中的文学文本只是一块试验田，体现永无止境的意义阐释。与此相比，洛特曼的文本诗学始终以文本为核心，从文学文本拓展到文化文本，不仅超越了单个文学文本的限制，而且又将视野扩充到广阔的文化领域，进而发现并阐述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共性。世纪的批评理论大部分从社会文化语境的宏观视角来界定文学文本的相对确定意义，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解构主义“自我解构”的问题，但是，解构和建构从来就是无法分离的，解构之中一定会蕴含着不同程度的建构，而建构之中也一定少不了不同程度的解构。事实上，在西方文论界，理论的建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解构主义兴起并一度席卷欧美文论界的世纪年代，仍然有不少文论家一直在进行着理论的建构。洛特曼文本诗学理论的孕育和产生几乎是与解构主义同时进行的，因此二者之间应该会存在一种深刻的思想渊源。洛特曼从符号学视角出发，通过文本系统的内在联系，努力构建一种文化信息交际模式的系统化研究方法。因此，对洛特曼文本诗学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尽快跳出解构主义提供方法论的启示，同时还能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西方跨文化视界下洛特曼文本诗学研究胡经之、王岳川编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文论在解构的废墟上重新建构新型批评理论的重要意义。三、洛特曼文本思想与阐释学文本观阐释学家以“文本”为核心，从形而上的角度探究文本意义、文本与阐释的关系等问题，体现出鲜明的本体论色彩。与之相比，洛特曼从形而下角度对文本意义及阐释等问题做出应答，他把文本看作意义的生成器，在作者、读者与文本共存与辩证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进行阐释。虽然二者在哲学基础、学科范畴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二者都致力于文本意义的阐释与研究，相似与共通的理论旨趣为二者进行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基础。文本与阐释的共存无论是现代阐释学还是洛特曼，文本与阐释的关系都是一个核心问题，文本意义需要阐释者来揭示，没有阐释，文本就会成为无果之花。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被称为现代阐释学奠基者，他认为文本解读的目的是为了正确理解它所表现的世界，而这种理解是以作家创作为基础和前提的，是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来实现的一种再创造。后来，另一位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主观主义阐释学，他把文学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命体验，读者的解读过程就是对文本进行的一种移情活动，读者把来自文本的意义与信息移入到自